张之洞与四川尊经学院：发掘杨锐刘光弟等新式人才

晚清时期著名洋务派大臣张之洞，是一个罕见由文官出身的地方大员。最初以在四川办理学政，开设新式学堂受到好评，选拔许多四川籍人才，尤其杨锐和刘光弟两人，最终成为参与光绪维新的主力。杨锐、刘光弟思想上与张之洞一致，而且都是张之洞在京师的人脉，最终两人以康有为支持者的罪名被处死，一直让后人十分惋惜。

张之洞像

一、张之洞办学奠定四川大学的基础

张之洞虽然名声上位列晚清最重要的四大名臣之一，仅次于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但其他三人都是军功起家，张之洞却没什么带兵经验，是地地道道的文官，还是从办学出身。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到浙江出任乡试考官，不久到湖北任学政，从此湖北与张之洞就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日后他大展拳脚的地方。

同治十二年（1873），张之洞到四川任考官，出任四川学政，待了三年。张之洞一方面大力整顿学风和科场积习。另一方面，他了解到一些比较先进的思想和西式教育的长处，他打着重振蜀学的旗号，在原文翁石室的地方兴办尊经书院。原本那里另有一家官办的锦江书院，专门教授传统八股文章，用来应对科举。

虽然四川的书香气息历来浓厚，据说清朝时期，光成都的书院数量和规模就稳居全国各行省的第二位，但教学的内容却十分保守。事实上，自明朝以来，除了杨廷和、杨慎父子，明清两代已经很少再有通过科举出身的优秀人才，相比唐宋时代，四川文士人才的凋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不乏有见识的人一直呼吁兴学。同治十三年，丁忧在家的洋务派官员薛焕联络当地十几个乡绅，上书四川总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希望另立学堂适应新的环境，培养更为优秀的巴蜀之地人才，重振当年的人文辉煌。

尊经书院在地点和精神上都继承汉代文翁的传统

张之洞对这一建议非常赞同，因此接手这一事项，亲自筹措资金，征用土地，监督施工，就毗邻锦江书院不远的成都南门。地方比锦江书院更加气魄，有讲堂、宿舍、藏书楼、尊经阁，书院大门匾额写着“石室重开”。由发起人薛焕出任第一任院长，但实际主事的是张之洞。本来张之洞想聘请大学者王闿运来主讲，但当时出游在外，没有成行。到光绪五年（1879），由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相邀，王闿运就来到成都主讲。书院首批学生为100余人，在张之洞离开四川前，这一批学生大多经过比较详细的了解和关注，其中就有他极为赏识的杨锐和刘光弟。

张之洞对新旧结合的尊经书院抓的很细，亲自拟定十八条学规，从尊师重教、珍惜时间，选定学业方向，刻苦用功等等方面进行督促。在学习内容上，依然把儒家经典放在首位，只不过张之洞明确强调破除陈旧的门户观念，一切学术均不可偏废。表现了他适应受到外来思想冲击，对教育学问有所觉悟的改变。

因此，尊经书院实际上是旧式书院向新式教育过度的一个重要见证，张之洞离开四川以后对书院一直念念不忘，包括留意一些人才推荐给书院，例如杨锐的哥哥杨聪等人后来留下讲学，继承新式教育思想。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四川能够不断涌现大批具备新思想的新型人才离不开由尊经书院打下的基础，包括后来影响深远蒲殿俊、罗纶、张澜、吴玉章、彭家珍、吴虞等人物都发端这里。

光绪二十一年（1895），鹿传霖到四川出任总督，两年后，将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进行合并，成为四川中西学堂，大量引入西式教育，天文、地理、外交、商务、西洋算术等，大开教育变革的风气，与北京京师大学堂的时间极为接近，而四川中西学堂正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绵竹广场上的杨锐塑像

二、杨锐是张之洞最器重的“门生”

杨锐字叔峤，出身于四川绵竹的书香门第，由大他十二岁的兄长杨聪教养。少年时代的杨锐就显露才华。同治十四年（1875），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发现杨锐才华横溢，将两兄弟比喻为当时的苏轼苏辙。不到20岁的杨锐深得张之洞钟爱，离开四川升任两广总督，很快他就把杨锐招到身边当幕僚，一直与杨氏兄弟感情深厚，尤其对杨锐简直情同父子。

杨锐随张之洞前往广西解决法国殖民者入侵的危局，力荐湘军出身的将领冯子材。光绪十一年（1885）取得镇南关大捷，杨锐代张之洞起草向朝廷汇报战果的《广军援桂破敌奏稿》。两年后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协编《大清会典》，因此留在北京，顺便充当张之洞的眼线，打探京师的各方情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推荐杨锐应征经济特科。这一年六月，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自强。杨锐积极参与其中，并不是因为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密切。杨锐的动机其实因为了解皇帝想要大展拳脚的心情，积极为张之洞谋划入京主事的机会。但随着维新的展开，杨锐主张与康梁多有不合，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

张之洞当然欣赏杨锐的谋划，就让陈宝箴推举杨锐，九月一日，杨锐受到光绪帝召见，极言兴学、练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绪帝甚为满意。接着又召见了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三人，参预维新，当时有关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帝草拟，这一番幕后操持，导致杨锐成为维新的核心人物。

不久，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慈禧对光绪帝施加压力。光绪帝回宫以后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内容就是众所周知的，皇帝感到太后的压力，害怕自己将要不保，希望获得援救。杨锐接密诏以后，虽然他与康梁理念不合，扶持皇帝维新图强的宗旨还是一致的。由于后来记录维新失败经过的史料，首推亲历者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记》以及袁世凯日记，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或多或少发现，这些人的回忆难免存在偏差，甚至刻意误导。

杨锐的书信

如康有为的《六哀诗》谈杨锐，说杨氏“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的《杨锐传》声称：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实际上杨锐根本不知道康有为想“围园”对付慈禧的，他的初衷其实是要调和帝后关系。

杨锐受学在张之洞刻意强调破除“门户之见”的新派书院，的确思想上有新气象，早年对康有为学说有好感是事实，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原本张之洞作为一个学问上见识不凡的人，也曾对康梁很欣赏，还试图请梁启超到武汉办报纸。但通过一段时间接触，就发现他们过于激进。从为人方面说，康有为自视甚高，有些目中无人，两人就形同水火。杨锐到维新前夕已经对他们十分不满，在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中，杨锐明言康氏“缪妄”：“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在维新过程中，杨锐好友高树在《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谭嗣同、林旭也不满，私下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杨锐在九月份被捕，张之洞知道后急电盛宣怀，请顺天府尹陈夔龙及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营救。张之洞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张之洞几次致电在北京官僚朋友，如请托关系找满清大臣刚毅等重要人物帮忙，反复澄清杨锐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与康有为没有丝毫关系。可惜，杨锐等人没有经过审讯就秘密被害了，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三、刘光弟是态度游离的边缘人

富顺县刘光弟故居

刘光弟字裴邨，今四川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人，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客家后人。父亲早亡，母亲王氏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送子读书。

光绪六年（1880）县考优秀，刘光弟到成都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前后学习三年。到光绪九年（1883），中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在北京任职期间，他在南西门外修复了几间荒废的旧屋居住。那里人烟稀少，屋外柳树下有泉水十分清澈，周围环境幽静。刘光第除例行公事外，从不交往权贵，也不应酬筵席，一直都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

正因为刘光弟与杨锐既是同乡，还曾一起在尊经书院学习，两人在北京期间加深了交往，也一度对康梁维新图强宗旨有很强的认同感，因此大家变得熟识。随着认识的深入，刘光弟也成为反对康梁的人。刘光弟成为参与维新的背景和杨锐是一样的，也都是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出自张之洞推动、由陈宝箴推荐，刘光弟也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主张，得到赏识，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

刘光弟虽也得张之洞欣赏，但关系不如杨锐深，刘光弟没有在张之洞身边工作的资历，也不像杨锐肩负有额外使命——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维新大局。但刘光弟对康梁从欣赏到反对态度与杨锐没有分别。康有为开设保国会，刘光弟似乎只参加了一次，后来也基本没有什么交往。

刘光弟曾在给家人的信中感叹：“新旧两派，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所谓“新”即是指“康”。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为缓和新旧矛盾，虽然光绪有关新政之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刘氏“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相对之新任军机四章京，则有“小军机”之名）。

和杨锐的情况类似，康有为、梁启超躲过慈禧清算，事后把刘光弟塑造和杨锐一样是他们坚定的一伙人。康有为在《六哀诗》里说刘光第：“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说康有为曾被人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梁启超的《刘光第传》记载，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同时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谭嗣同）独为君子也。”

刘光弟死后，查抄其家，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刘光第在维系期间就想要退出，担忧自己“终以憨直贾祸”，据说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可惜没有等到这样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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