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怪诞英伦文坛:不死者福尔摩斯与双性恋王尔德

本文节选自《秘密图书馆：一部另类文明史》，作者：[英]奥利弗·特尔，译者：柳建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阿瑟·伊格内修斯·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以作家身份闻名，但其实他的成就多种多样。他是一个热心的板球运动员，曾为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简称MCC）参加了十场比赛。他板球职业生涯的亮点无疑是一次一流的让对方出局，而这个击球手不是别人，正是板球传奇W.G.格雷斯。他早期的小说之一帮助创造了“玛丽·西莱斯特”号（Mary Celeste）相关的现代悬疑故事。1884年他匿名虚构了一份关于这艘船的“声明”，结果很多报纸将其当作了事实。他写过科幻小说、恐怖故事和历史小说。他的法律倡导促成了英国刑事上诉法院的成立。他甚至试图用他那最著名的文学人物所采用的逻辑归纳法（严格来说并不是推论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开膛手杰克案（Jack the Ripper）。

但是所有这些成就都被他那流传最久的作品人物掩盖了——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如马丁·布思（Martin Booth）在他关于柯南·道尔创作的书《医生与侦探》（The Doctor and the Detective）中所说，作为史上最知名的虚构人物之一，福尔摩斯与维多利亚女王一样有名，且比大多数政客更为有名。的确，对于许多读者和粉丝而言，福尔摩斯显得比真人更真。当柯南·道尔在1893年的一个短篇小说中杀死福尔摩斯时，一位读者写信给他说：“你个畜生！”两万人取消了订阅连载福尔摩斯故事的《河滨杂志》（The Strand）。甚至有传言说，人们戴着黑色的袖章走上伦敦街头，为这位侦探哀悼。十年之后，在大众的要求下，柯南·道尔让福尔摩斯复活了。

大多数人可能会争辩说，在福尔摩斯的“正典”（canon）中，早期的两本是最重要的：《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1887）是这位侦探有史以来第一次登场，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是让福尔摩斯的名字家喻户晓的短篇小说集。但是还有第三本书可以说比这两者都重要。写下这个故事，就意味着作者还要写这位侦探的其他探险——包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和其他所有短篇小说。如果没有《四签名》（The Sign of the Four，1890）这本书，那么这位侦探可能只登场一次，而《血字的研究》可能是他唯一的案子。

《血字的研究》是道尔在短短三个星期内写完的。那时他正在朴次茅斯艰难地开着一个诊所。

第一部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只是不温不火。《血字的研究》被许多出版商拒绝之后，最终发表在《比顿圣诞年刊》（Beeton’s Christmas Annual）（根据比顿夫人——就是那本烹调和家庭管理书的作者——的丈夫命名）。销量还算可以，但实话实说，这部小说没能席卷出版界。

如果不是因为《血字的研究》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崇拜者以及他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一顿及时的晚宴，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了。这个曾经读过并喜欢第一部福尔摩斯小说的人是约瑟夫·斯托达特（Joseph Stoddart），即《利平科特月刊》的编辑。在1889年的晚宴中，他说服了道尔写这位侦探的第二部小说。同时在场的王尔德也同意为这本杂志写一本小说——他唯一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四签名》引起了《河滨杂志》编辑的注意，他认为这位侦探适合成为系列短篇小说的主角，而接下来的故事——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已经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当涉及夏洛克·福尔摩斯时，历史无疑已经成为神话。福尔摩斯戴着猎鹿帽的著名形象是短篇小说插图的产品。随着在《河滨杂志》上的连载，福尔摩斯轰动了世界。插画师西德尼·佩吉特（Sidney Paget）让福尔摩斯在去乡村别墅和小村庄调查时戴着猎鹿帽——在伦敦从来没有戴过——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侦探总是戴着这顶帽子去调查案件。

有趣的是，这位插画师可能是除柯南·道尔（Conan Doyle）之外，对这位大侦探的形象贡献最多的人，而他当初得到这份插图工作只是个意外。西德尼·佩吉特因为一个文书错误而成为福尔摩斯的插画师。出版商本来打算雇用他的弟弟沃尔特，但他们不经意间把这封信寄给了他。结果这成了文学插图界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

在1889年那场重要的文学晚宴上，柯南·道尔同意写一篇《血字的研究》的续作，王尔德构思了《道连·格雷的画像》，19世纪90年代的两位杰出人物相遇了。当然了，王尔德之后会因为戏剧而不是小说而更加出名，而最让他出名的还是他是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最初获得世界的瞩目是因为他实际上是第一批现代名人之一。他出名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谁。但他的剧本仍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还能记得几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剧作家呢？王尔德最著名的戏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在他1895年坠落并入狱前不久上演。

虽然王尔德无疑是同性恋（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差不多也是王尔德发现自己同性欲望的时候），但是他却是一个有两个儿子的已婚男人。他会为他们编造故事，收集在《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和《石榴屋》（A House of Pomegranates）里。他和妻子康斯坦丝·劳埃德（Constance Lloyd）于1884年结婚。王尔德早些时候追求佛洛伦斯· 巴尔科姆（Florence Balcombe），但她选择嫁给了亚伯拉罕·布莱姆·斯托克（Abraham Bram Stoker）——未来著名的《德拉库拉》的作者。

但是，王尔德后来开始了双重生活——那些喜欢《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为之着迷的那种双重生活，其中包括了男妓、年轻的男性仰慕者，以及最著名的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他用“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来形容自己与王尔德的相互吸引。这种双重生活在《不可儿戏》中以闹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当时的观众看不出戏剧来源于王尔德的生活。剧中有两位男性主角。杰克·沃辛（Jack Worthing）和阿尔杰农·蒙克里夫（Algernon Moncrieff）编造借口连续几天离开他们无聊的日常生活，以便在别处追求快乐。他们的表里不一最终被发现，正如1895年王尔德的双重生活很快就会缠住他一样。正是在同一年，《不可儿戏》迷住了伦敦的戏剧观众。

这出戏剧最知名的台词是两个字：“手袋？”（A handbag？）杰克·沃辛刚出生的时候，被放在手袋里留在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听说这点之后，布拉克内尔夫人说了这句台词。这句台词之所以出名，要归功于伊迪丝·埃文斯夫人（Dame Edith Evans）在一次著名的舞台制作中令人难忘的表演，也要归功于1952年的电影改编。2007年一本第一版的《不可儿戏》被捐赠给英国楠特威奇（Nantwich）的一家慈善商店。应景的是，它也被放在一个手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