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物 | 北魏平城与洛阳陶俑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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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上因秦汉，下启隋唐，埋葬制度亦然。与汉代相比，这一时期的随葬俑群在类型及艺术风格上有了显著变化，直接影响到隋唐时期的随葬俑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俑群虽然在西晋时期已经基本定型为镇墓类、出行仪仗类、侍仆舞乐类、庖厨操作类四组基本内容，但到了北魏时期，墓葬中的随葬俑群发生了重要变化。整个魏晋南北朝的随葬俑群依其内容、数量、制作工艺以及在墓葬中出现的普遍程度，以北魏迁洛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时代背景与陶俑出土概况

登国元年（386年）正月，什翼犍之孙拓跋珪趁前秦分裂之际，纠集拓跋各部在牛川重建代国，自己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登国十一年（396年）七月，拓跋珪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皇始二年(397年) 十月，拓跋珪击败后燕，控制了华北地区。天兴元年（398年）四月，改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今大同），十二月拓跋珪即皇帝位，史称北魏。自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到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北魏以平城作为统治中心近百年，这一时期即“平城时代”。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正式迁都洛阳。永熙三年（534年），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从洛阳迁都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北魏亡。北魏定都洛阳凡四十年，这一时期为“洛阳时代”。

目前，已发表出土随葬俑的北魏墓葬有23座。其中，大同附近发现9座，分别是被定为北魏早期定都平城（398年）前后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太和八年（484年）杨众庆墓，太和年间雁北师院M52和M2，大同阳高下深井M1，大同七里村M22，大同二电厂M36。大同地区这些出土有随葬俑墓葬的年代均在北魏迁洛以前，没有确切纪年墓葬的年代均为太和元年（477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太和十八年（494年）之间，即平城时代末期。洛阳附近发现14座，分别是熙平元年（516年）元睿墓，正光三年（522年）郭兴定墓，正光五年（524年）侯掌墓，正光五年（524年）吕达墓，孝昌二年（526年）染华墓，建义元年（527年）元邵墓，太昌元年（532年）王温墓，普泰二年（532年）吕仁墓，永熙二年（533年）杨机墓，没有确切纪年的有偃师南蔡庄M2，偃师杏园M1101，偃师南蔡庄M4,偃师前杜楼北魏石棺墓。洛阳地区发现的这些纪年墓葬以及无确切纪年墓葬的时间均在北魏迁洛以后。

在大同附近地区也有迁洛以后的墓葬，如正始元年（504年)洛州刺史封和突墓，永平元年（508年）平城镇将元淑夫妇合葬墓，但均未发现有随葬俑。洛阳地区也有迁洛以前的墓葬，如太和十二年（488年）董富妻郭氏墓，亦未发现随葬俑。从现有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在平城时代，洛阳地区没有随葬陶俑的墓葬；在洛阳时代，平城地区亦未发现随葬陶俑的墓葬。虽然这一现象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支撑，也可能有新的发现打破这一观点，但这一现象透露出一个信息：随葬有俑群墓葬的出现，和拓跋魏开始封建化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有密切关系，随着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随葬有俑群的墓葬数量也不断增多。当然，这也是平城时代和洛阳时代陶俑在诸多方面有所差异的原因之一。下面笔者将选择一些在平城时代和洛阳时代的墓葬中都具有代表性的随葬俑作为标本，比较一下两者在两个时代中的差异。

镇墓兽

北魏时期的镇墓兽一般成对出现，一为人面，一为兽面。由于大同地区墓葬中仅雁北师院M2中发现有完整的兽面镇墓兽，故在此选择人面镇墓兽进行比较。大同地区仅在雁北师院M2和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中出土有人面镇墓兽；洛阳地区出土镇墓兽的墓葬较多，本文选择杨机墓和元邵墓中的人面镇墓兽作为标本。

雁北师院M2人面镇墓兽线图

司马金龙墓人面镇墓兽（左）、杨机墓人面镇墓兽（右）

元邵墓人面镇墓兽

大同地区发现的两件镇墓兽，一为站姿，一为蹲姿，均为单蹄足，弯颈俯首，面部塑出五官，头部均塑有钝角，做出一副向前冲抵的模样，除描绘的鳞片外全身没有其他装饰。这两件镇墓兽的风格较为稚拙、粗放。面部比例不准确，姿势也不相同，表明这一时期尚处于镇墓兽的萌发期，还没有统一的定制。洛阳地区镇墓兽的工艺和装饰水平较高，镇墓兽均为蹲姿，足部变为两趾，面朝前方，面部狰狞，塑工较为精致。镇墓兽身上鳞片消失，代之以背部耸立的鬃毛以及前胸和前肢上部的鬃毛。

洛阳地区的镇墓兽样式基本相同，但时代最晚的杨机墓中的镇墓兽人面已经向写实方向转化，东魏、北齐的人面镇墓兽均为此类写实样式。大同地区的两件镇墓兽高度为34厘米，而洛阳地区镇墓兽的高度则较低，为24－28厘米。

镇墓武士俑

此类俑也是成对出现，同镇墓兽一样起到镇墓厌胜、保护墓主人不受侵害的作用，故形体较一般武士俑要高大，做工较为精细。大同地区可以列举平城时代早期的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和晚期的宋绍祖墓中的镇墓武士俑，洛阳地区以侯掌墓和元邵墓中的镇墓武士俑为例。

呼市大学路北魏墓中的镇墓武士俑，高39厘米，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北魏镇墓武士俑。宋绍祖墓中的武士俑，高47.3厘米，虽晚于前者约七八十年，但可以看到两者的风格较为相近，只是后者的制作水平和服饰装饰要明显高于前者。

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镇墓武士俑

宋绍祖墓镇墓武士俑

这些镇墓武士俑均为头、身、手分别模制，插装组合后对局部进行修整，然后入窑焙烧。武士头戴兜鍪，脸形方正，眼珠鼓突，双眉隆起，高鼻厚唇。身着铠甲，腰束革带，铠甲样式同西晋时期武士俑一样均为袖铠，双臂微曲上举。

洛阳地区发现的武士俑造型多变，有单模、合模；有扶盾的、柱剑的。在穿着的铠甲方面，已经不见筩袖铠，有着裲裆铠的，也有着明光铠的，另外还有戴风帽和披袍、披裘的。侯掌墓的武士俑，单模制成，平背，头戴尖顶盔，圆目张口。身着裤褶服，外罩裆铠甲，腰束带，下着缚裤。右臂下垂，左臂屈曲伸出，已残，高35 厘米。元邵墓的武士俑，为合模制，头身分制，然后插合而成。头戴兜鍪，前部有冲角，后有项顿，侧有护耳，上身内着裤褶，外罩明光甲，身披裘领风衣，下着缚袴，双手柱剑，高30.8 厘米。

掌墓镇墓武士俑（左）、元邵墓镇墓武士俑（右）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洛阳时代洛阳地区的武士俑有如下特点：正光五年（524年）侯掌墓以前的镇墓武士俑为单模制作，身着裲裆铠；而此后的武士俑则为合模制作，铠甲也变为明光铠。在体量上，这一地区武士俑的高度为29－40厘米，低于大同地区39－68厘米的高度。

仪仗侍卫俑

这类俑是北魏时期随葬俑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大同地区的这类俑均为风帽俑，又有披袍和不披袍之分。宋绍祖墓中的风帽俑，头戴圆形风帽，绕帽有扎带，垂裙两侧向后翻卷，上身着左衽圆领窄袖长袍，下着袴。双手置于右胸，原执物已失，高28.8 厘米。此墓中还有一种着交领左衽袴褶服的风帽俑。另外，在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中出土有披袍风帽俑，高23.1厘米。

宋绍祖墓风帽俑（左）、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风帽俑（右）

洛阳地区的这类俑样式有较大变化，风帽俑数量大为减少，带帻、穿广袖袴褶服的仪仗俑成为主流。如郭定兴墓中的仪仗俑，单模平背，头戴平巾帻，上身外罩裆衫，内着广袖短袍，下着缚袴，双手柱剑，高42.3 厘米。也有类似披袍俑的披裘俑，如杨机墓中的披裘俑，头戴风帽，用束带将帽裙向脑后扎，双耳露出，身披裘毛领袍，两袖空垂，内着右衽袴褶服。双手握于胸前，原执之物已失。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这类俑最大的变化是在服饰方面，原有的北方少数民族服饰逐渐同汉族服饰融合起来，原先较为普遍的风帽被平巾帻所取代，窄袖的袴褶服也演变成广袖的。

郭定兴墓仪仗俑（左）、杨机墓披裘俑（右）

步卒武士俑

步卒武士俑是北魏墓葬俑群在西晋墓葬俑群基础上的新发展，西晋墓葬中的武士俑一般是作为镇墓武士俑使用，数量也仅有1件。到了北魏时期，经过十六国时期长期的战乱，武力征服成为了这一时代的特征。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对外战争，通过武力而达到的，显贵高官也多以军功获得高位，故整个社会尚武的风气较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步卒武士俑大量出现在北魏墓葬的随葬俑群中。在平城时代，大同地区发现步卒武士俑的墓葬只有宋绍祖墓和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两例，类别也较为单一，只有披铠武士俑一类，样式基本相同，所绘铠甲有所差别。以宋绍祖墓的武士俑为例，武士俑头戴鱼鳞兜鍪，后有顿项（编者：顿项，与头盔连在一起保护脸部颈部肩部的防护部件。顿项与头盔一起合叫兜鍪），顶部正中有圆孔，为插缨之处，样式与风帽相似，只不过描绘有甲片。身着窄袖长袍，外罩裲裆铠，甲片样式似为扎甲。左臂贴身下垂，右臂弯曲上举，所执之物已失，高25厘米。到了洛阳时代，洛阳地区发现有武士俑的墓葬明显增多，种类也有所增加。披铠武士俑的造型增加了执盾和背负箭箙两种，如王温墓中的披铠执盾武士俑，头戴圆顶兜鍪，额前有冲角（编者：冲角，是兜鍪延伸出来的保护额部的防护装具），后有顿项，两侧有耳护，怒目张口。内着窄袖裤褶，下着缚袴，外罩明光铠，腰束带。右手屈于胸前，手握械柄（似为环首刀刀柄），左手执盾于身前，盾不着地，高18厘米。同是出于王温墓中的披铠负箭箙武士俑，头戴尖顶圆兜鍪，两侧有护耳，头后有圭形顿项，圆目长须，胡须为尖状。身披裲裆甲，胸甲与背甲用带连接，臂有披膊，腰束带，下着缚袴，背负箭箙，左手置于腹部，右手举于胸侧，兵器已失，高18.2厘米。

宋绍祖墓披铠武士俑（左）、王温墓披铠执盾武士俑（中）、王温墓披铠负箭箙武士俑（右）

另外，还增加了身着袴褶服的武士俑，暂且称为戎服武士俑。这类武士俑的造型又有执兵器、执盾两种。如杨机墓中的戎服武士俑，头顶挽一髻，扎卷裙风帽。脸形瘦长，宽胸隆腹，身着右衽窄袖衫，领口编缀一宽布带，腰束双带，下着缚裤。左臂屈垂，手贴腹侧，右臂下垂，手所持兵器已失，高20.6－26厘米。杨机墓中还有戎服执盾武士俑，样式同戎服武士俑基本相同，左手执盾挟于腰际，右臂下垂，手持兵器已失，高21.5－22.5厘米。

杨机墓戎服武士俑（左）、杨机墓戎服执盾武士俑（右）

动物俑

笔者在此选取较具代表性的马俑来进行比较。首先，由于马在游牧民族中的特殊地位，马俑在随葬俑群中较为普遍，不论是在大同地区还是洛阳地区，大多数墓葬的随葬俑群中都有马俑。另外，马俑是随葬俑群中较为重要的一类，体量较大，装饰繁缛，可供比较的方面较多。宋绍祖墓的马俑，曲颈站立，骠健体壮。铃、辔、鞍鞯、障泥、鞧带俱备，颈佩白色铃辔，马项部系弧边颈罩一块，包住鬃毛部分，上面绘有卷草纹。马身正中安置马鞍和障泥，鞍似皮革所制，鞍桥前高后低。障泥呈横长方形状，且不紧贴马腹，分向两侧伸张，用以遮蔽尘土，障泥上绘有花卉图案。网状的鞧带几乎布满马的后半身，马尻部有一圆孔，应为插尾之处。马俑长39、高34.8 厘米。染华墓的马俑，挺胸勾头，颈佩缨珞，项有颈罩，上有浅浮雕图案。马鞍两端饰长流苏，障泥周边浮雕忍冬图案和对称白虎、花卉纹饰，长21.5、高22 厘米。总之，大同、洛阳两地马俑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不论是样式还是装饰，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就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来讲，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较为明显的。具体来讲，大同地区的马俑体态比较丰腴，风格质朴，细部的雕塑尚显粗糙；洛阳地区的马俑体态修长，灵动飘逸，整体比例把握较为准确，在装饰方面也更加华丽。

染华墓马俑

宋绍祖墓马俑

平城时代延续近百年，在大同周围分布着大量北魏时期的墓葬，现已公布材料的已经有300余座，但使用随葬俑的墓葬仅有9座。在不少墓葬中也发现有诸如金银器或玻璃器等贵重器物，但这些墓葬使用的仍是鲜卑传统葬俗，说明在平城时代拓跋魏的汉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定都平城的道武帝拓跋珪曾说：“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所谓“巧利”，即是指汉文化。可见拓跋珪一开始对汉文化有抵触情绪，不愿意看到汉文化对其原有文化产生影响而使其发生改变。太武帝拓跋焘在谈论汉化方式时亦云：“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认为汉化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最高统治者对于汉文化的态度以及汉化方式的态度，决定了平城时代不可能出现大批沿袭原有中原葬俗随葬有俑群的墓葬。大力主张进行汉化的孝文帝认为平城地区“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可见这一地区鲜卑习俗的根深蒂固。

笔者在考察随葬有俑群的纪年墓时发现，这些墓葬的主人都不是鲜卑人。宋绍祖为敦煌人士，有学者认为他和太武帝拓跋焘平北凉后由敦煌迁徙至平城的宋繇一族有密切关系。司马金龙则是东晋皇族后裔，为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之九世孙，其父司马楚之原系东晋显贵，后于常泰四年（419年）北奔降魏，屡有战功，曾封“琅邪王”。其墓葬中的随葬俑群绝大多数为釉陶，在北魏时期极为少见，是明显的南朝制作工艺。杨众庆，仇池“投化客”，是关陇一带氐酋杨氏的一支，“投化”即投奔归化之意。据推测，杨众庆很可能是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年) 五月北魏将军古弼大破诸氐之时率众投奔北魏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平城时代大同地区的中原葬俗应该是这些具有汉文化背景的人士带到这一地区的，在与鲜卑文化融合以后慢慢传播开来。

在大同地区发现两座迁洛以后的纪年墓葬，分别是正始元年（504年) 洛州刺史封和突墓和永平元年（508年）平城镇将元淑夫妇合葬墓。封和突为鲜卑人，生前官职不高，追赠的洛州刺史属四品官，亡于洛阳，后归葬原籍代郡。在其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罕见的鎏金波斯萨珊银盘，但并未发现随葬有陶俑的痕迹。元淑为北魏皇族，辈份较高，与太武帝拓跋焘是堂兄弟，是孝文帝的族高祖，其墓葬规模较大，但未发现随葬有陶俑。两墓虽然都被盗扰，但还不至于将陶俑也一个不剩地全部盗走。没有随葬俑群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平城地区鲜卑保守势力的顽强，直到孝文帝迁洛并推行一系列汉化改革之后，汉文化的丧葬习俗依然没有在平城地区的鲜卑人中流行。当然，随葬俑群只是一个方面，墓葬形制、葬具、壁画也是体现汉文化葬俗的重要方面。

到了洛阳时代，在洛阳地区使用随葬俑群的墓葬急速增多，似乎已经成为定制。作为皇族的元邵，其墓中就随葬有数量庞大的俑群，同平城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现象与孝文帝迁都后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措施有密切关系，旧的鲜卑习俗被强制性地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中原汉文化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在强有力的汉化措施下，葬在洛阳也就只能使用汉文化的丧葬习俗了。

禁胡服是孝文帝改制的主要措施，风帽和窄袖是胡服的主要特征之一。故而在平城时代随葬俑中头戴风帽、身着窄袖衣的仪仗俑，到了洛阳时代则变为头戴平巾帻、身着广袖衣样式。原先紧窄的游牧民族服饰风格转变为褒衣博带的汉文化传统服饰样式。

平城时代的随葬俑群由拙稚、丰壮的艺术风格转变为洛阳时代细腻、清瘦的样式并不是偶然的。宿白先生指出:“公元5世纪末和6世纪中叶，中国北方地区在造型艺术中有两次变化，表现在人物形象上尤为明显。这两次变化和中原北方统治集团锐意汉化，模拟南朝制度风尚有直接关系。”宿白先生所说两次变化中的第一次发生在平城时代的太和年间，随着冯太后汉化改革的深入，佛、菩萨的面容和形体由昙耀五窟中以20窟为代表的雄劲造型，逐渐向清瘦样式转变；服饰则由外来的通肩、右袒式佛衣，改为褒衣博带式袈裟。北魏太和年间的这次造型艺术上的变化，主要是受到南朝的影响。南朝宋、齐时流行陆探微的“秀骨清像”式造型，人物“面如狠刻，削为容仪”，体态清瘦，服饰褒博。这一转变更直接地体现在佛教石窟寺造像上，但随着佛教塑像和石窟寺的大量建造和技艺的成熟，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也会产生变化，必然影响到随葬俑的造型艺术上，同时相应的技艺也会被应用到俑群的制作中来。不过，首先发生在佛教造像上的变化反映到随葬俑群时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许就是到了洛阳时代随葬俑群造型风格才出现明显转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