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 南腔北调|十里不同音:浙江方言缘何支离破碎?

编者按：地分南北，十里难同音。亿万口舌，吐千百言语。腔调各异，人心不同，一座文化巴别塔，难倒古今贤人。

作者|徐春伟，宁波市地方志学会会员，历史地理及语言学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吴语，又称吴越语、江南话、江东话、江浙话，是我国的第二大汉语方言。浙江是吴语的主要分布地区，约有四千多万，类似单一方言占主体的南方省份其实并不多见。但浙江内部丘陵众多，严重阻碍了古人的交通，也影响了各地的语言交流。中国行政区划最主要依据是山川形便原则，省府县的界线，通常会选择在山岭上，因此山脉两侧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现象司空见惯：大盘山隔开了台州府和金华府；括苍山隔开了台州府与温州府；洞山隔开了处州府与温州府；仙霞岭隔开了衢州府与处州府；而千里岗山又隔开了严州府与衢州府；昱岭又隔开了杭州府与严州府。联系浙江自然地理的分区、行政地理的分区和方言地理的分区，我们就不难发现山脉的走向和阻隔，不仅是行政地理的天然界线，也是方言界线。这样，浙江的众多山脉形成了文化区域的天然屏障，甚至造成个别地区“十里不同音”的现象。

浙江吴语分片图（浙江语言学会版）

较为统一的浙北吴语

在明太祖朱元璋设置“（南）直隶”之前，杭嘉湖与苏松常同属太湖流域，在地理上、行政上乃至文化上同属一个单元。因此，今天的浙江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区，但在涉及浙北文化或吴语的时候，不得不涉及苏南和上海文化或吴语。

据传统吴语的内部分片，江苏、上海的吴语可与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的吴语归为一类，它们共同组成了吴语太湖片，俗称“北吴”。太湖片内部在吴语当中较为一致，大体可以相互交流。从南到北分毗陵（常州）、苏沪嘉、苕溪（湖州）、杭州、临绍、甬江（明州）6个小片。这一片区，由于绍兴、宁波与太湖距离较远，今人又有浙太片之说。

吴语分布图（中国语言地图集版）

在任何语言内部，各方言片内平原县之间相互通话容易得多，而平原县与山区县之间的通话要难得多。相比南部吴语，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州县之间明显更容易沟通。产生这种情况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位于平原上的县相互之间有发达的水系相连。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中的江南运河，开凿可追溯到三国孙吴时代，吴国为了沟通建业城和太湖平原而开凿江南运河。而浙东运河开凿更早自春秋时期。西晋时，会稽内史贺循开挖西兴运河，形成西起钱塘江，东到东海的完整运河。在古代，杭嘉湖宁绍之间的主要交通途径便是水运，其语言趋同性增大。

方言是历史形成的，是语言发展在地域上的反映。历史政区对平原地区的方言影响很大，浙江自元代到清末，州府界基本没有变动。方言的分布，也大致可以看出旧政区的分界。清末以来，行政区划频繁调整，但没有对方言产生太大的影响，各地方言的种类大体上仍与旧府县保持一致。明州小片与临绍小片是平原相接，没有天然的界线，两者的界线大致为清代府界。

多重北方话影响的杭州话

隋炀帝大运河开拓后，杭州城（钱唐县城）的潜力逐渐被开发。在杭州中转的客货，不但可以通过江南河运往北方；亦可以取道钱塘江溯流而到达今天浙江的睦（建德）、婺（金华）、衢等州，并可沿新安江进入徽州；也可以通过浙东运河往东到达越（绍兴）、明（宁波）二州，并可由明州出海南下福州、泉州、广州。最终，它后来居上，取代了苏州和绍兴的地位。

唐末以来，经过吴越王钱镠的建设，杭州彻底奠定了东南第一大都会的地位。南宋建立后，自然被视作国都（行在）的首选之地。数倍于本地人的北方移民纷涌而入城内，这些流民以汴京为多，城内的本地人反而只占据少数，城内方言势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杭州方言最早只通行于杭州城郭内，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和钱塘江之间的范围。城郭外通行的是余杭方言，属苕溪小片。今天杭州人仍称余杭方言为“枪篱笆外头的话语”和余杭人仍把说杭州方言叫作“打杭白儿”来看，城内城外的语言界线曾经是泾渭分明。杭州话的官话味道很浓，“街”“界”“问”“味”“忘”等字，其他吴语有文白异读，杭州方言无文白异读现象，只有文读一种。但是由于处在吴语包围圈之中，因而杭州话仍然朝着吴语的方向演进。

《咸淳临安志》京城图

那么，今天的杭州话是否只受宋代汴京话影响呢？从它现有的其他特征来看，显然不是的。元代的《蒙古字韵》反映，当时的北方官话桓韵“官”音[kon]（相当于普通话拼音gon），删韵合口“关”音参[kuan]（相当于普通话拼音guan），仍旧保持着分野。元末的《中原音韵》也是如此。朝鲜学者崔世珍的《四声通解》删韵“关”小韵注：“今俗音”与寒韵“官”同音，说明十六世纪北方官话“关”“官”已经没有区别。

象山的爵溪千户所设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所内军户及家属为当时北方官话移民，至今能分“关”“官”，印证了上述音韵历史。但是，今天的杭州话却是“关”“官”同音。这说明杭州话这个特征显然不是来自宋代汴京话，而是更晚期的北方官话特征。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陆续在各省险要之地增派八旗兵分驻，以将军为八旗士兵的最高长官。乾隆以后，全国共设驻防将军十四人，以城名命名将军，杭州将军正是其中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驻防八旗官兵或圈占原有城池的一部分,或规划建设了新城池,与原汉人聚居的城市并存,因而被称为满城。顺治七年，杭州始筑满城，满城“北至井字楼，南至军将桥，西至城，东至大街，筑砌界墙，环九里有余，穿城径二里。高一丈九尺，厚一度，长一千九百六十二度。”（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十五）至清初，满城仍存，即下图杭州城中部西侧。杭州话“关”“官”同音很可能就是受清代旗人官话影响。

1914年杭州城图

有人说，浙江从古代开始就是一个中心不明省份，没有某一种方言特别“时尚”，以至于让所有人都去模仿。那么真是如此么？唐代以来，杭州一直是两浙的政治中心，它的强势地位不可能不在文化领域产生影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揭示了一个事实：从杭州经过苏州、无锡、常州和江阴，沿大运河有一长条方言区，那里跟官话的韵母iou/ou流摄对应的似乎是ei，或者是别的偏前的音。官话ou韵母前移的这个特点多少是跟着大运河的河道走的。赵元任没有提到的是：大运河东端镇海、定海（舟山）的流摄读书音也被读作ei，只是民国以来，杭州话的权威地位消失，新的权威音（北京话）产生，这个新权威音无关的旧文读才消失，现在明州小片基本没有人将流摄读成ei。此外，钱塘江上游的衢州话流摄也是跟杭州话一样读ei的。

渐行渐远的明台方言

明州小片在明清为宁波府领地，相对于其他北吴“过官”的特点，相处于南北吴语之间的宁波话有着南北交界特点。宁波话开口三等知章组字一般韵母读细音，声母读舌面音，如朝=焦=jiao。这个特征与它的近邻台州话相似，而不似其他北吴。早期宁波话的其他特点也和台州话类似，镇海话的穿山口音，还跟台州话一样，见组三四等字仍读舌根音，如区kü。浙海关税务司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的《宁波方言音节》记录了宁波、台州、绍兴三种方言的汉字读音，也显示出宁波话和台州话韵母的一致性。由于台州话和北吴有很大的共同点，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台州应该归属北部吴语。

《宁波方言音节》

但是，由于战乱、经商等因素导致宁波近代人口急剧流动，也使方言产生了巨大变化。 1884年，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1892年，另一个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出版的《华英字典》里延用了庄延龄的记载。总的来说，即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宁波话发生了元音音位逐级高化：前元音音位[?n→[?]，[?]→[e]，[e]→[ei]；后元音[ao]→[?]，[?]→[o]，[o]→[?u]。以“对”为例，本来读de，现在变成了dei。如此一来，宁波话部分韵母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穿越回去，要是你想提供情报给清代人，当时的宁波人也是无法听懂你现在的宁波话。

开埠以来宁波话的元音大推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10月，国务院为集中产棉县，对宁波地区的北部进行了大幅度的形状区划调整，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的北部地区(俗称三北地区)组成以生产棉花为主的新慈溪县，慈溪县治也由慈城迁至浒山。新慈溪县方言并不统一，不像宁波其他县一样，存在着统一的镇海话、象山话之类概念。

宁波市方言分布图

古老而分散的南部吴语

浙江南部的吴语还有温州片(东瓯片)、金衢片、上丽片等大片区。北部的太湖片与南部各片之间差异极大；即便南部各片之间，差异也是极其明显。在北方官话的冲击下，北部吴语的一些古老层次趋弱或消失，而南部吴语因浙南丘陵山区的隔离保留得相对存古。

《山歌》是成书于明代的一部中国江南民歌专集，由苏州人冯梦龙采集编纂。《山歌》里所用词汇和现代苏州词汇相比，一些词汇在今苏州已不再使用，而这些词汇却能在浙南的温州等地方言中找到。这一事例说明，北部吴语变化快，南部吴语变化慢，因而南部吴语保留有较多存古的语言特征。又如《切韵》时代，“东”“冬”有别，唐末的李涪就已经开始指责“何须‘东冬’、‘中终’妄别声律”，而笔者景宁朋友至今还能区分“东”“冬”。

《山歌》

浙南丘陵也将南部吴语割裂成碎片状。典型的例子是雁荡山造成的方言剧变，雁荡山北侧是台州片，南侧是温州片。山脉影响了两地的交通，而交通则又影响了两地方言的演变情况。两片不存在过渡方言，沟通十分困难。而台州片与明州片，明州片与临绍片都存在着渐变的过渡口音。在古代，温州与其他州府隔着大山，与外地的交通主要依赖于海道，而航海危险而不便，造成温州府与其他各府的来往较少。因而温州方言与其他吴语方言片的差异较大，构成独立的东瓯片。旧温州府属下的玉环厅（今玉环市）属于台州片，其原因也是玉环厅与温州的联系不如与台州的太平县（今温岭市）来的方便，今天行政上也划归了台州市。

清温州府

在浙江各地级市中，丽水市下属各县趋同性最差，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相互交通不便所造成的。丽水各县之间，相互间有山脉相隔，彼此间的来往并不方便，因而各县之间的共同性偏少。丽水市下属的缙云县更是典型例子，由于它和金华盆地连在一起，和古代府城所在的丽水县（今莲都区）交流远没去金华方便。金华属各县和衢州所属各县，因为有盆地和河流相连，同府来往的障碍相对小得多。不过，金华内部还是因为水系的原因，造成某些县之间还是比较接近。联系自然地理环境，金华、兰溪是同处在婺江流域；东阳、义乌是同处在东阳江流域；武义、永康也是同处一条江。

清金处衢三府地形复原图（来源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在南部吴语，交通的影响可能要远大于政区的影响。浙江与江西省界，大体是唐代的江南西道和浙西道界线。江西境内的玉山、上饶、广丰等地，也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仍和江山、常山、开化一样属于上山小片。

唐元和方镇图（江东诸道）

总之，浙江吴语间差异远远大于位于太湖平原上的江苏吴语。即便在吴语区内，北部吴语地区，也得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听懂一些温州方言。温州话与宁波话同属浙江沿海吴语，但对于从未接触过温州话的宁波人而言，温州话的难度差不多是一门“外语”。

形形色色的小方言

浙江还有少许官活、闽语、畲话分布，此外还零星散布着一些赣语、客家话等的方言岛，还有吴闽混合语如“燕话”“蛮语”等方言岛。这些方言，由于古代丘陵、河流等地形影响造成的地域分割，或是各类社会因素，保存到至今。

旧严州府属下六县方言的分布是受地形影响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浙江西部山区的淳安、遂安两县东汉时析自新安江源头的歙县，但自唐代后期起，它们分属宣歙道和浙西道，但至今为止，淳安、遂安却和徽州话走上了一样的浊音清化道路，成为徽语区一部分。建德、寿昌两县，都由汉代富春县析置而来，却也属徽语区。靠近富阳的桐庐、分水则属吴语区。严州府的范围自隋代起就处在统一的州府级政区（睦州），此后辖区的范围没有发生变化。究其原因，很可能严州府城梅城对下游的桐庐、分水影响不大，而本身却受到文教相对发达的徽州影响。徽语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吴语的一个方言。它的词汇和吴语太湖片有很大的共性，其归属至今仍有争议。

清严州府地形复原图（来源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在浙江吴语区南部边缘的吴语与闽语之间的过渡带存在着一些称为“蛮话”的特殊方言现象。蛮话有两支。一支为泰顺蛮讲，使用者居住在泰顺县；另一支为苍南蛮话，使用者居住在苍南县东北部沿海一带。蛮讲与闽语为同源关系，但却与闽东语的福宁片沟通困难；另外一方面，蛮讲又受到了吴语温州话很深的影响。因此，语言学界对于蛮讲的归属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中国语言地图集》蛮话（蛮讲）归属于闽东语。在温州平原地区，在唐宋时期即已修建了运河，各县之间也可通过水道方便地来往。苍南、泰顺作为山区县，和温州平原各县交通不便，故而和温州平原地区差异较大。温州还有些闽南方言，这是明末清初闽南人逐步迁入造成的。

闽语分布图（中国语言地图集版）

除上述讲到的山脉、河流等地形因素影响外，影响方言分布格局的因素应该还有很多，有时社会因素也会造成重大影响。浙江就有一种户籍因素影响方言的典型，就是明代军管政区卫所造成的方言岛现象，知名的有慈溪观海卫“燕话”，以及上文提到的象山爵溪所“官话”。观海卫“燕话”就是来源于观海卫建卫时，来自福宁卫（今福建霞浦）的军人移民。明代卫所军人户籍属于军籍，这在洪武廿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后更加以确立。卫城内形成了与城外居民迥异的军户群体——他们属于卫籍, 身份特殊, 且世代相袭, 一般情况下不得除军籍转入民籍。其特殊性决定了民户不敢与军户往来,军户亦少与民户接触, 军、民既不杂处, 亦不通婚。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政府系统管理, 卫城分割地域空间, 这两种群体被安置在同一地域的不同空间内。这种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后世不通婚的社会惯性，使军话方言岛保存至今。

观海卫城图

近代，浙江还有因战乱形成的方言岛。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兵燹造成浙江的人口大量减少，湖州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清廷不得不以移民的方式解决人口问题，以外省人口填充。湖州的长兴、安吉两县西部边境地区存有是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区域，就是近代江淮和河南移民造成的影响。

吴徽语区内的方言岛

参考文献：

浙江省语言学会：《浙江吴语分区》，《语言学年刊》第三期，1985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