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观念很强，金朝女真统治搜求名望士人

宋朝，《春秋》学者倡导“尊土攘夷”，其“攘夷”观上即倾向于强调“夷夏之别”，“严夏夷之防”。这些学者以孙复刘敞为代表。孙复高度赞扬了春秋时齐桓公救助邢国，晋文公打败楚国的“攘夷”的行为，肯定了它们保存“中国”的功劳，坚持“抑强夷而存中国”的华夷之别。刘敞在《治戎论》开篇便指出“土者之于天下，言败而不言敌”、“夷狄之于中国，言入而不言胜”、“中国之于夷狄，言胜而不言战”，并认为这“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在他眼中，夷狄至贱而中国至贵。来犯夷狄可以采取任何非仁义的手段，甚至主张对来犯夷狄赶尽杀绝，对他们无所谓残忍不残忍。在思想上宋人也以华夏正统自傲，对周边民族在精神上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如欧阳修写做《正统论》考察历史，提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观点，即是为了论述宋为华夏正统。

他在《新五代史》就把同时代兄弟之国的辽打入了《四夷附录》。宋人十分严格地区分着“中国”与“四夷”的文明差异，视断发纹身者必是夷狄。“中国”人如果与他们杂处，那么就要国不为中国了。司马光的民族观点比较开明，但它也具有尊华夏贱夷狄的居高临下的思想，认为夷狄“不可以仁义说”，要使四夷“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仪之邦”，对“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的做法持反对意见，认为华夏文明优于蛮夷，应当“华夷异处，戎夏区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也通过一些对比显示他的华夷之防的思想。他赞扬苏武被扣匈奴，不“屈节辱命”，北国牧羊。而认为娄敬和亲之议是屈辱，认为匈奴“不可以仁义说”，指出“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词人苏轼面对辽西夏的欺凌，他再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愿望。

由上所述，可见虽同为士人，宋的士人与辽燕云地区的士人是不同的。宋的士人一直作为国家的中流砒柱，受国家优容，地位很高，他们的责任感很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女真统治者的眼中宋地的士人无疑是忠直之士，“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宋士人亦讲求所谓忠孝节义与华夷之辨，这与辽燕云地区的士人“鲜忠直”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对原来政权的感情极深，因此他们改仕金朝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途径是多样的，过程是长期的，并且因人因时而异。

金朝从开始南下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占领了宋的半壁河山，拥有其大量人口。要长久的占有这些土地，统治如此多的汉族人口，就必须依靠宋朝的士人。但宋朝的士人与辽朝燕云地区的汉族士人不同，无法像他们那样迅速地效忠金朝，为新政权服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女真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他们也逐渐改变了观念，根据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的不同，开始以多种途径出仕金朝。宋士人入金大致上有四种途径。

在占领大片北宋土地后，为了笼络人心，安定地方，金朝女真统治者特别注意搜求有名望的士人。原北宋的地方官员熟悉地方事务，女真统治者需要他们在地方协助维持统治，自然他们就成为首先拉拢和选用的对象。因此，女真统治者在宋地也同辽地一样是“选勋贤有人望者就注拟之，具姓名官阶以闻”，“每破州郡，用一金人、一燕人、一南人共同镇守。有投拜开门者，知州官属更不改易，并依旧法”。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下洛阳后，宗翰“以前泽州高士由为留守”，并下令“寻富郑公、文潞公、司马温公等子孙。时，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维申，老年杖展先奔走出城，乃遗一妾一婴儿。粘罕既得，抚之良久，赠衣服珠玉为压惊，复令归宅”。后来司马光的侄孙出使金营，金人统帅大喜，称赞他“贤者之后也”，“待之以礼”，甚至要立他为帝。名士褚承亮不参加金人组织的科举考试，但“军中知其才，严令押赴，与诸生对策”。

这类宋士人有些在金朝名显一时，如高士谈“宋宣和末任忻州户曹，仕国朝为翰林直学士”。宋屯留主簿土竞入金后，“除大宁令，历宝胜盐官，转河内令”，金熙宗即位后“天眷元年，转固安令”，皇统初，“召权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后“迁尚书礼部员外郎”。海陵土时期，“天德初，转翰林待制，迁翰林直学士，改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太常卿，同修国史，耀礼部尚书”，到金世宗时代“大定二年春，从太傅张浩朝京师，诏复为礼部尚书”。但大部分在金朝声名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