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次成功的改革,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商鞅本人却被秦惠文王实行了五马分尸的残酷刑法,让人不得不感到惋惜。
商鞅被害的经过正史里是有记载的,当时嬴驷(后来的秦惠文王)为太子时,一度触犯了禁条。商鞅说,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处罚他的师傅公子虔。这样以来,法令便畅行无阻,秦国越治越好,但却得罪了太子。秦孝公去世,太子登位,一想起当年受罚之事就很不高兴。公子虔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于是,惠文王便借此将对秦国有功的商鞅车裂而死,并族灭其家。但是商鞅被杀并不是简单的复仇,历史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自秦朝建立,设立丞相制度以后,中国封建王朝的主要矛盾有两条。一条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矛盾,另一条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而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明初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本属于淮西朋党集团,后来升任为左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独断专行,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后来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的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胡惟庸案的表面看似是胡惟庸的谋反,实际原因却是朱元璋深感丞相专权,害怕皇权旁落。通过案件废除了中国两千年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帝专制权力,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让我们再回到商鞅的时代,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衰危。春秋时期,齐桓公还能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维持着周王室的面子。到了战国以后,周王室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这是一段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存在尖锐矛盾的时期,矛盾的背后实际上也一直存在在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最著名的矛盾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事是韩赵魏三家分晋
晋国本是春秋时的超级大国,在中原维持着长期霸权。晋平公以后,晋国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卿之间斗争激烈。晋定公时,范、中行两家首先败亡。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共灭智氏,晋国已被三家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
第二件事是田氏代齐
齐国本来是姜子牙建立的。后来贵族田氏不断扩充朝中的势力。在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死齐简公,拥立齐平公,自任相国,扩大封邑,从此齐国由田氏专权。公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并于公元前386年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又被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史称田氏代齐。
以上两件事情已经反应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朝政中的“君权”与“相权”矛盾已经尖锐对立,各国的君主如果处理不好“相权”问题就有可能被亡国灭族。通过这几件事情中来看拥有“相权”的商鞅被杀其实有更多的必须性。
对商鞅判以极刑的秦惠文王并不是一位昏君,是历史上有名的知人善任的能君。从后来继续推行商鞅变法的情形来看,他也是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商鞅变法后,商鞅已经在秦人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拥有了自己的权势,这是历代君主所忌惮的,更何况秦惠文王是一代新君。即使秦孝公没有暗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也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保障自己的“君权”,对商鞅所代表的“相权”进行致命的打击以绝后患。即使没有秦惠文王,其他秦王也是会用同样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的。为什么秦惠文王不学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收回商鞅的权力呢?因为如果商鞅不死,一旦逃到其他六国后就可以在其他国家再进行一次“商鞅变法”,这是秦王所不愿看到的,唯有死人才是最放心的,即使他是做出无限贡献的商鞅。“无情最是帝王家”,这是任何帝王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商鞅被杀只是君权与相权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家天下”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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