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巴黎的学生和工人涌上街头，高喊：打倒资本主义

78岁，这对于普通人而言，绝对是垂暮之年，任何的理想、野心、壮志，似乎都应该放下了，人毕竟都是要与最终平凡的自己和解。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曹孟德的人生，其实赋诗之时，曹公也不过53岁。能够称得上是暮年雄心的，实在不多，法国人戴高乐自然是一个。1968年，78岁的戴高乐已经坐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大位上10年了。

激进主义是这个国家的传统

夏尔·戴高乐，这位法国知识精英家庭出身的政治家起初是一位杰出的军官，履历堪称优秀。二战中的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法兰西民族的抗战英雄，然而从整个战局而言，“自由法国”实在难以算得上是什么重要力量，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直到巴黎光复之后，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地位才被欧美诸国承认。二战结束之后，法国虽然也名列五大国之列，但是他的地位十分虚弱，甚至还不如蒋中正的中华民国。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总理，戴高乐自然不会坐视法兰西的衰落。为了维系昔日帝国的荣耀，戴高乐曾经试图建构一个类似于英联邦的法兰西联盟，但是在实力政治面前，这些努力都成为泡影，法国仅仅只是一个欧洲国家！

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

收缩之后的法国，经济发展反而很好。在戴高乐治下的第五共和国，经济飞跃式发展，工业生产在10年之内增长了51%，黄金储备居世界第二，巴黎一片繁荣。但是，繁荣背后，其实藏着深深的危机。法国的繁荣得益于广阔的欧洲市场，但是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劳资矛盾也日益尖锐。1958-1968的十年间，法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仅增长了37%，资本集团则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在当时的法国，还存在外籍劳工与法国工人之间待遇差别的问题，多数来自非洲的外籍劳工的处境比法国工人更坏，他们的人数从1954年的150万增加到1968年的260万。外籍劳工在法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备受本土居民和警察的歧视，聚居在市郊和空地的贫民窟里。1960年代的巴黎，就是这样一幕繁荣与衰败共存。

老年戴高乐

与城市工人相比，法国的小农命运似乎更为悲惨。农业现代化狂飙突进，而家庭小农场则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品。破产的小农犹如潮水一般涌向城市，就业压力也随之而来。1967年至1968年，法国经济出现危机。从1967年7月至1968年5月，失业人数几乎增长一倍，由27万增至47万。

从战后到1960年代末，约20年的时间内，法国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千万。人口的增长固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巨大人口红利，但是社会公平的缺失也造成了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现象。这一时期，法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呈现扩张性发展，1967年至1968年，大学生总数已猛增至50万，于是大学生就业也成为新的严峻社会问题。

1960年代后期的法国，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缺少的仅仅是一些偶然事件了。法兰西这个民族似乎一直有着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传统，从1789年开始，法国人从来不缺乏革命精神，他们不在乎流血和杀戮。

五月风暴

二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欧洲有很大影响力，对法国也不例外。1967年，传奇的浪漫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殉道。浪漫的左翼理想主义对法国青年有很大吸引力，他们都期望成为格瓦拉那样的人物，打碎万恶的资本统治世界。此时，东方某大国也在进行着一场狂热的政治运动，激进的法国青年为之热血沸腾，社会的失序在远隔重洋的法国人看来却是理想主义的狂欢。

1968年2-3月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这激怒了仇视资本主义的法国学生。巴黎学生接连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南泰尔大学学生格扎维埃·朗格拉德袭击美国捷运公司的快车，被当局逮捕。

学生领袖的被捕，导致了事态的激化，他的300名同学愤怒之下，于3月22日在定名为“格瓦拉”的阶梯教室集合。当夜，与会者中142人占领了主楼顶层的理事会大厅。他们要求释放朗格拉德，要求享有政治表达权。这次集会，产生了左翼学生组织——“三月二十二日运动”。

巴黎学生运动

南泰尔大学内部不仅有左翼学生，也有主张维护现实体制的右翼学生，其组织是“西方”。“三月二十二日运动”和“西方”在校园里形成对峙，并用短棒和弹弓交战。校长怕出现伤亡，于5月2日下令关闭整个南泰尔大学。翌日，500名警察占领了校园，6名左翼学生被捕入狱。

关闭校园是一件极为严重事情，巴黎的大学在历史上仅仅关闭过一次，那是因为纳粹来了。法国有个尊重教育和教育权力独立的传统，警察是不能进入校园的。校方和警方的做法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也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站在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

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学生和围观青年随即在卢森堡广场垒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 ，战斗开始了。

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就这样爆发了。学生运动很快向全国蔓延，一些青年工人自发地参加进去。起初，法国共产党和工会对待这件事还是比较冷淡，但是冲突的升级使得工会势力最终加入进去。5月10日深夜，巴黎的拉丁区爆发激烈巷战，火光冲天。警察对学生的残酷镇压促使工会与学生组织联合。

5月11日晨，民主工会、总工会、学联等举行会议，决定提前一天将13日作为全国罢工和示威游行日。全国范围的罢工开始了，到5月28日，全法国的罢工人数达到900万，是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300万罢工人数的三倍。

整个法国陷入瘫痪！

威权主义政治领袖戴高乐遭遇了执政生涯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在试图谈判解决无果的情况下，戴高乐甚至发出了：“我无力控制······我已失去控制”的哀叹，在电视演讲中，这位曾经的法兰西英雄甚至失态地破口大骂：“法国人是一群牲口！一群牲口！”

巴黎学生游行

在左翼学生和工人政治狂潮背后，还藏着左翼政治家的政治野心，譬如社会党的领袖密特朗，他对共和国总统宝座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戴高乐真的要失败了吗？5月26日星期日下午，戴高在公开演讲中说：“我绝不能把法国交给他们。······是的，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5月29日11时45分，戴高乐偕夫人离开爱丽舍宫，乘直升飞机回家乡科隆贝城，该城位于巴黎东南120英里。包括蓬皮社在内，所有的人都以为戴高乐是要隐退了。但是他并未飞回科隆贝，而是直接飞往西德的巴登。在那里他与法国占领区特遣军团司令和法国作战师主要将领会晤，取得了最可靠的军队的支持。当晚17时，戴高乐返回科隆贝。

戴高乐不惜以内战的方式夺回对法国的控制权，30日下午4时半，戴高乐发表讲话，共用4分半钟，但语调简洁、坚定、专断。第一句话便定了基调:“我绝不后退。”半小时后，戴高乐派议员配三色饰带列队于协和广场。他们高唱《马赛曲》，在两遍歌曲间有节奏地呼喊:“戴高乐！戴高乐！”二次大战时的老伞兵老战士也组成了游行队伍，30日这一天，协和广场有50万人参加支持政府的游行。以后数天，外省支持政府的游行逾40万。

军警镇压

戴高乐重新掌控了大局，原任总理蓬皮杜改组了政府，并宣布了一系列提高工人待遇的经济改革措施，很快法国的经济秩序得以恢复，很多行业的工人开始复工。城市的街垒也陆续被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队拆除，学生也陆续复课。

1968年的五月风暴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激进主义在法国似乎并未绝种。五月风暴的教训在于社会如果缺乏自我调适矛盾的机制，激进主义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矛盾，而国家就有可能因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