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屈原及其时代内政外交之不善导致楚国败亡（修正版）

何新：论屈原

【编者按】

　　本文初稿写于2000年端午节，2005年有所修改扩充。曾收入何著《圣与雄：老子孔子屈原刘彻》（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及《圣灵之歌 <楚辞>新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另，何新还著有《宇宙之问 <天问>新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黄世殊说“本文是何新的忧时伤世之作”，颇有见地；这大概也是作者将其收入最新版（《举世皆浊我独清?何新品<楚辞>》，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时改文题为《论吴起、商鞅、张仪与屈原》的原因。在当代中国，鹦鹉学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普世价值”鼓吹者，实际上和张仪这类巧舌如簧的纵横术士有得一比，而且同样是居于里应外合的话语主流地位；恐美亲美附美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上官大夫、公子椒、郑袖、公子兰者流也大量“投胎转世”；真正的仁人志士倒成了“阴谋论者”、“爱国贼”，备受舆论围剿。

　　何新说：就战国时代而言，“统一是一种历史必然，秦、齐、楚是当时鼎立的三强。但是为什么是秦，而不是楚或齐完成了统一大业？因为楚、齐内政外交之不善。政策就是选择，即对历史后果的选择。屈原所悲哭的正是楚政之不善。”而对处于“新战国时代”的当代中国而言，同样也面临着是自尊自信自强而勇于占据世界舞台中心、还是甘于受骗上当而屈从西方列强的政策选择问题，这也是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历史命运的选择问题。所以重读《楚辞》《天问》，固然应以楚国之哀而哀之；但如果哀之而不鉴之，亦必使后人复哀吾辈也。以这个视角领略何新解读屈原及先秦其他经典的系列论著，当能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体味到更多的“微言大义”。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的一个最杰出贡献，是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传统。楚国是周朝时期最早称王的诸侯国，所以其国家意识、国家利益观念亦发育最早。《战国策?威王问于莫敖子华》就曾长篇大论地讨论过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怎样激发爱国主义风尚的问题（略引）：楚威王问莫敖子华：“从先君文王到我这一辈为止，真有不追求爵位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大臣吗？”莫敖子华回答说：“君王您问的是哪一类大臣呢？有奉公守法，安于贫困，而忧虑国家安危的（令尹子文）；有为了提高其爵位，增加其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叶公子高）；有不怕断头，不怕剖腹，视死如归，不顾个人利益，而忧虑国家安危的（莫敖大心）；有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而忧虑国家安危的（棼冒勃苏）；也有既不追求爵位，又不追求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蒙谷）。”楚王叹息道：“这些都是古人，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莫敖子华的回答是：“我听说，‘国君喜好射箭，大臣也会去学习射箭。’大王您只是不喜好贤臣而已，如果真是喜好贤臣，上述这五种贤臣，都是可以被大王罗致来的。”这些鲜明生动的案例故事，多是着眼于爱国行为（表现）而言的，而爱国理念、爱国情感、爱国行为“三要素”倶备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则非屈原莫属。他确实曾“竭忠诚以事君”（《惜诵》），但这并非是出自狭隘的“忠君”思想，而是出于痛切的“郁郁忧思”——“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欲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他热望以“内美”的高洁情怀“与为美政”，拯救处于船破浪险、巢危风急中的楚国，重现远古的“大同盛世”。然而，“九折臂而成医”（《惜诵》），楚王“变黑以为白，倒上以为下”（《怀沙》），内政外交举措失策，终于造成“民离散而相失”（《哀郢》）的悲惨后果，从而使屈原的思想也发生了从“恐皇舆之败绩”到“悔相道之不察”（《离骚》）的根本变化。他发出愤怒的责问：“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表达了对祸国殃民的楚王的深深憎恶。可见，作为与楚国共存亡的伟大爱国者，屈原所真正关心的是楚国人民的生死祸福和楚囯文明的存亡绝续。屈原高贵的品格、不朽的形象和他那些充盈着忧国忧民深情的壮丽诗篇，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和庶民百姓九死而不悔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源头活水。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典型的屈原精神的“宋末版”——他处在南宋末期内外危机重重的时代，具有“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的强烈使命感。但他的爱国并没有局限于为“圣上”的江山拼却一死，而是更鲜明地表现在要求革除南宋朝廷弊政（“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耳”）的种种努力上，即以“生斯世、为斯民”为己任，“持（改革）不息之心”， 求“安民之道”、“淑士之道”、“节财之道”、“弭寇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才物各得其所”的美好理想。他认定，每一个天生地养的“贤才”“圣贤”，都绝不能坐视世道险阻，绝不能安于“蓄其才德而不施于用”，而应当象及时雨那样泽被天下（“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己累？”“圣贤非坐视民物之屯者而安于需”）。在这种崇高追求中，文天祥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为了民生社稷，“别立二王”不失“为忠”，跟着皇帝去卖国偷生求荣则“非忠”。总之，文天祥的胸怀、抱负，是以“民胞”、“民物”、“民生”和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复兴和民众的福祉才是他的忠爱所寄。因此，尽管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燕京元人的监狱里还在为百姓祈福：“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何新倾注极大的心血解读《楚辞》、编撰《屈原年谱》，也正是因为钟情于此。

　　何新原文附有《毛泽东论屈原》，兹节录于此——毛泽东说：“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

【正文】

1

　　屈原姓屈，旧说以封地屈为“氏”。不确。楚王族三姓昭、景、屈。《史记》说屈氏与楚王族为同姓。昭，明也。景，阴也。昭、景皆与日月光明有关。疑屈氏本字为朏，二字形似而讹。朏初明也。①楚族以太阳神为高祖。故其姓氏亦用光明之辞。屈原名平，字原，号正则、灵均（君）。屈原是战国中期楚国人，约生于楚宣王后期（公元前340年前后）②。死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或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楚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被秦将白起攻破之后的五月端午。

　　他的一生，历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四代。与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以及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同时。在战国著名人物中，他比吴起、商鞅、孙膑、庄周稍晚，和苏秦、张仪同时，而比荀况、公孙龙、邹衍稍早。从学术思想来讲，屈原的时代正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从社会变化来讲，屈原所处的时代在战国中晚期，正是社会制度发生急剧转折之大变革的时代。

　　屈原出身于贵族，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在他的时代，世官世禄的宗法制度已经没落。自春秋以来，各国社会制度发生的最重大危机，是宗法制度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各国政治中均发生了权力与财产的重新分配，集中反映于各国贵族中之“嫡”族与“庶”族之争。

　　根据西周宗法制，权力应集中于嫡长子，唯嫡长子可以有继承权。然而随着人口自然增殖，到东周春秋时代，贵族中（包括王族中）之庶族，即非嫡“庶子”（庶即诸也，多也）数量必然大大增长。于是在列国政治中均发生了王权与庶宗贵族（任卿大夫及其家臣者）之间的激烈权争、利益之争。由此引发激烈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导致各国政治结构的激变。

　　屈原出身于庶家贵族。与当时从贵族中由于无继承权而分化出来的众多游士一样，屈原属于寒族，只能依靠“修能”和“明德”去谋取个人的成功。早年的贫寒生活，使他了解民生的疾苦，所以他曾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自沉后，他的学生宋玉作《九辩》为屈原鸣冤。篇中说：“坎廪（即今语“可怜”）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即今语‘孤伶’‘旷浪’）兮，羁旅而无友生”。也表明屈原的早岁，曾是贫困而孤独的。

2

　　在战国时代，变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在列国中，最早发起改革运动的国家，是魏文候时代的魏国。魏文侯变法的实质，是削弱世族的世袭权力，给庶族、庶子中的“贤”者以地位。参与魏国变法的中坚人物之一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名将吴起。魏文侯死后，吴起失意。

　　战国初期，楚国领土最大，但惠王之后，简王、声王都没有大的作为，政治上落后，经济上萎靡，北遭三晋侵伐，西北受秦威胁，公元前402年，声王被“盗”所杀，悼王继位，决心改变现状。

　　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7年），吴起来到楚国，被任命为令尹（丞相）。

　　吴起认为楚国的弊端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是“贫国弱兵之道”。在悼王的支持下，他提出“变法”的主张。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

　　第一，凡是封君的子孙已传三世的，收回世袭爵禄，取消其封君称号。国王的疏远亲族，一律取消贵族的特权。

　　第二，令旧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收回他们在原住地区的田宅，从政治和经济上削弱世袭贵族的势力。

　　第三，明法审令，整顿吏治。加强行政文官的力量（法家的政治背景来自文官制度），以文官法律抑制高踞法律之上的世袭贵族。

　　第四，凡是不称职的官吏和不必要的官职，一律裁汰，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训练军队。

　　第五，改革军制，把世袭贵族（武士）为主体的重装（车战）军队，转变为以农夫为主体的野战军队。严明赏罚，将士作战“进有重赏，退有重罚”。

　　吴起变法，沉重打击了世袭贵族势力，使楚国面貌为之一新，国力大增。公元前381年，楚国打败了北方强大的魏国，恢复了被三晋占领的陈蔡故地，并在西面打败秦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使“诸侯皆患楚之强”。“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使楚之疆域直达南岭，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然而，吴起的变法仅行数年（公元前386年—前381年）。由于全力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死去，楚国旧贵族发动政变，群起而攻吴起。吴起伏于王尸上被乱箭射死。③

　　结果，吴起的楚国变法运动由于触动世家贵族的利益而失败了。

3

　　《说苑·指武》记录了楚国变法时发生的一场政治辩论：

　　“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

　　反对他的贵族领袖屈宜臼说：

　　“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

　　用贤与用亲的问题，乃是春秋以来政治中的第一大问题。用贤，就是对世亲世贵的贵族制度的挑战。因为西周宗法制的核心原则是“世亲”即嫡子继承的制度。但嫡子未必皆贤长，贤才又未必是嫡子。随着贵族阶层人口的繁衍，有贤才而被弃置于庶民中的远支别庶日益增多，嫡、庶之矛盾日益突出。春秋战国时关于“贤”与“亲”之争，实际上是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与继承权之争。

　　《史记》记录了春秋时齐相晏婴为举贤而与齐景公的以下对话：

　　“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

　　穰苴家族是齐国田氏贵族，“田完之苗裔”。但到他这一辈，由于非嫡派子，只是“庶孽”，因此已沦为“卑贱”。若非遇晏婴举贤，齐国又面临强大之外敌燕国的入侵，则尽管有才亦不得能重用。后来，穰苴被任为齐国大司马，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名将。

　　屈原本人的处境，实际与穰苴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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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吴起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十二年，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也发动变法。与楚国变法不同，商鞅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功。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是加强王权（废采邑设郡县），改变贵族的世官世禄和改革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在变法前，各国耕地虽名义上仍为君主所有，实际已被世家贵族所占有。商鞅在秦立新法令曰：

　　“宗室（公族）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畎田）封疆，而赋税平。”

　　商鞅实施新的土地制度，将土地占有权从世家公族手中褫夺，而集中到国家手中，由国家重新分配，赐给有军功者（庶人）以土地，并且允许人民自行开垦荒地，而向国家上缴赋税。这不仅解决了当时最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也充实了国家财政力量。

　　战国时期人口急剧增殖。无土地、无恒产的游士、游民（即过剩人口）众多，社会贫富分化极其剧烈，导致当时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均十分尖锐。在中原各国，土地多为久经开垦的熟田或牧场，早已为卿大夫所有。采邑、熟田是重要的经济资源，贵族不肯轻易出让。因此变法会严重地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引起其阻挠和反抗。而改革前的秦国本来是一个半农半牧民族，其土地多为无主的旷野和牧场，因此推行这一土地制度的改革比较容易。

　　自春秋时代以来，在各国统治阶级的贵族阶层内部，都分化出大批没有土地继承权而又不能承继公职的游士。这些游士由主流（贵族）社会坠落到平民（庶人）地位，成为所谓“边缘人”。多数人平民化了，甚至“降在皂隶”；其中一些精英则往往成为依附于强宗巨子而为之效力的门客、食客及武士（游侠、刺客）。

　　人多官位少，导致游士们必须以学术或技艺为谋生进身之资，从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辩论。这就是春秋后期以及战国时代私学兴起、游谈驰说风行的原因，也是张仪、苏秦一类纵横家兴起的背景，是战国时代出现学术上百家争鸣形势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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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指出，商鞅的土地改革并未承认土地的自由私有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土地的自由私有制并非出现在古典历史的起点，而是终点，是漫长的经济制度演变的产物。但是，商鞅改革承认了井田制族社土地可以由私家、私族所占有的现实。

　　这一经济制度的改革，使秦国得以迅速地强盛起来。在经济实力上，改革后新政的成功，具体体现在“民足实、国足用、军兵强”这三个方面，秦国实力迅速地居于其他六国之上，为秦国后来击灭六国实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正是由于国家财用充裕，国库遂有实力支持对外进行大规模作战。同时由于实施根据军功授爵及授田土的制度，立有军功的农奴可以得到解放并获得土地封赏和授爵，大大激发了秦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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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变法与吴起变法，面对的问题基本相同，变法的内容也相似。只是商鞅改革在落后的半农半牧的秦国进行，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够强大，所以可以借助王权的力量，“尊王抑藩（卿大夫）”，实施比较彻底的改革。世卿世禄的宗法封建制度，在秦国被商鞅改革彻底打破了。这样，秦国的国家性质也因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的实质，就是由旧宗法形态的公族世卿采邑封建制，转变为国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以及井田族社解体后出现的私人土地占有制的国家赋役制。这种社会改革在政治上高度强化了以君王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国家政治形态由春秋以前的宗法贵族民主制（“共和”），转变为君权至上的君主集权专制。

　　这种新的政治军事组织形态，使秦国得以实现军事、政令及国家资源的高度统一。这又奠定了秦帝国进行兼并战争取得胜利的政治军事组织基础。正是在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秦国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强大军事力量。④所以，由秦国实现对六国的统一，具有一种必然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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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鞅变法前，各国农夫作为野人是无资格成为士兵的。春秋以前，战争是贵族武士的专业，农夫无资格参与。商鞅变法后，改变依靠贵族的世袭武士制度，采用征戍代役的农兵制。于是，兵源大大地得以扩充，众多农夫成为士兵。

　　与此同时，商鞅又实施了军功授爵制。这一制度，使参与战争的农夫有机会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分享利益。依靠军功可以获得免除徭役的人身解放（赐爵）和土地资源。

　　加以国库由于新赋役制的实施而粮帛充实，可以从后勤上支持军队远征无虞。故秦国农人乐于对外作战而不惜用命，即使作持久战、恶战也毫无怨言，有乐于积极参与对外作战的内在动力。

　　故商鞅变法成功后不久，秦国先在北方打败了魏国，占领了魏国的河西地（陕西东边，黄河以西、洛水以东之地），迫使魏国都城由安邑（今山西邑县）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商鞅又从魏国手中夺取原已属于楚国的商於地区，楚失商於也就是丢失了由中部江汉区域进入中原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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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於之地是西南方进取中原的战略枢纽之地。秦要入中原及江汉地区必先据商於。

　　从此楚国的中央区域即时时受到秦国来自西面的威胁。秦国取得了极富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故后来楚人曾对顷襄王指出：自此之后，“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翅，方三千里”。（《史记·楚世家》）

　　正是河西商於战役的结局，奠定了秦国日后东出中原，击破楚国，进而并吞关东六国、统一天下的地缘战略基础。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接着挥兵北进，灭巴、苴。

　　“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张）仪城江州，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今陕南、豫西南），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

　　入据巴蜀，从而窥伺楚之汉中，又打通了进入江汉平原的重要战略通道。

　　屈原早年生活于楚国历史上一个最强盛的时代，即楚威王的时代。而其盛年，则遭逢国家由盛转衰的大变动。

　　楚威王六年，楚击破越，使楚之疆域由中国中南部沿长江推向东南海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宾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国于海上者，汉之瓯越、闽越、骆越其后也。”

　　楚威王后期，派楚将军庄蹁循江西进，攻取巴中要地枳，又溯巴涪水，取黔中及巴之南鄙⑤。

　　楚威王采纳了苏秦建议，与齐国结成反秦的合纵联盟，准备攻击秦国，收复商於之地。此举大大震撼了秦国。

　　因此秦惠文王使宗祝于神前诅咒楚王，作《诅楚文》。文中所诅咒王熊相，即威王熊商，指责他要背弃秦楚数世之盟，祈求“克齐楚师”。

　　这时楚国达到了历史上疆土最大的时期，楚国进入了历史中最强盛的时代。苏秦指出楚国已具有统一天下的实力：

　　“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挡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

9

　　从历史记载看，屈原年轻时代曾与楚怀王策划变法。其实楚怀王一度也是一个雄心勃勃冀图继承光大乃父事业的有为之君。陈瑒《屈子生卒年月考》记：“楚怀王十一年，五国伐秦，而楚为从长。而秦患之。怀王初政，为列国所畏。”屈原在《惜往日》中云：“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

　　怀王登位之初，楚国在列国中还是十分强大的。但随着秦国力量的发展，对楚国来说，严重的危机正在日益降临。屈原是一位先知者。自年轻时代，他已怀抱革新变法的壮志——“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他有着强烈的入世之志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史记·屈原列传》说：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上官大夫，即时任大司马的昭骨（昭滑）。他是楚怀王非常倚重的实力派。但是，太史公在这里将屈原的沉浮归因于一个上官大夫的嫉妒，未免失之浅薄。唐人陆龟蒙即有诗嘲此说：“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

　　变法强兵富国的路线，与图安逸好财货美人、纵欲享乐的楚国贵族集团既得利益相矛盾。这并不是怀王一人好此，而是当时楚国上层的整体文化风气使然。

10

　　屈原变法的主张涉及政治和宗教文化两个方面。

　　在政治上，屈原提出五大主张，一是尊王权，二是行法制，三是用贤人，四是富国强兵，五是主张联齐抗秦、远交近攻的外交路线。他的核心思想是倾向于加强君权、行政权而抑制贵族私权、世袭权的法家实用主义路线。

　　行法制的目的是要立新法，从而打破宗法礼制下不成文的习惯法。特别针对无法无天、予取予夺、世卿世禄的人治主义。推行法制必须要借助王权的行政力量，因此行法制的首要前提是尊王，即加强王权。

　　当时列国制度承继着周的宗法制，君主的政治权威来自于世族（世卿）元老集团的支持。加强王权，所谓尊王、明法、强兵，这种主张是对世家贵族制度的挑战，是侵犯贵族阶层既得利益的。

　　在外交上，屈原试图继续楚威王的合纵战线，联齐反秦。楚怀王十四年至十五年，屈原奉使命入齐，与齐结盟。

　　秦于商鞅变法后，国力日升，疆土日大，上升为当世的超级霸权国家。当时的列国外交，面临着附秦与抗秦的两条路线之争，也就是苏秦的合纵与张仪的连横之争。

　　在列国之中，除了超强之秦为一极，还有两个强国，即齐与楚。如果齐楚联盟，列国附从，则秦军即不敢出函谷关东进，也就不可能完成扫荡六合统一天下的霸业。因此，对秦来说，战略和外交上的最大目标，就是必须打破齐楚联盟。

　　为达到这个目的，秦任用了当日最狡诈、最具实用主义精神的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张仪。

　　张仪对秦国的贡献甚大。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张仪与甘茂、司马错率兵灭蜀，张仪兴建了成都城。

　　楚怀王十六年，楚齐联军攻秦，夺取了秦之曲沃。曲沃战后，楚使三大夫张九军北围秦於中，准备进取商於。

　　这种局势令秦惠王感到忧虑。于是，张仪放弃秦之相位入楚进行游说。楚怀王听说张仪弃秦入楚，非常高兴。

　　张仪巧妙的游说取得了成功，楚怀王改变了联齐攻秦的决策。屈原的政见被怀王背弃了。屈原后来悲哀地抱怨说：“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昔君与我成言兮，日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叛兮，反既有此他志。”（《九章·抽思》）屈原在这些诗篇中，记录了这种政治上的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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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仪入楚后，用美人计、离间计，不择手段，利用楚国贵族中的亲秦派，成功地实施了游说的目标。⑥张仪声称只要楚国和齐国断绝联盟，秦国就退还从前所占领的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为此欢欣不已，以为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收复故地。立即派人与齐绝交，并要屯兵于商於的屈匀停止进攻，准备受地。但是，当楚怀王愚蠢地与齐国决裂之后，张仪却改变了说法：“所许诺归还之地不是六百里，而是六里。”楚怀王因自己被愚弄而愤怒，于是命令屈匀进军，武力夺取商於。

　　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大齐王；唯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今齐王之罪，其于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令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说，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得吾商於之地。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

　　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

　　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

　　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

　　楚因使一将受地于秦。张仪至，伪称坠车，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于齐乎？”乃使勇士往詈齐王（《史记·楚世家》作“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张仪知楚绝齐也，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

　　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楚王不听，遂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金正炜云：“杜陵当作杜阳。”何按：杜阳即丹阳。）

12

　　秦楚决定性的大战在第二年（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发动，这场大战包括两大战役。

　　春季之战，战场在丹阳，楚军惨败，甲士死者八万，大将军屈句、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此战失败后，威王时庄踽所取得的汉中郡也随之被秦占领。

　　于是，“楚怀王大怒，乃悉国之兵复袭秦，战于蓝田”。结果楚军遭到全军覆没，这是在这一年的秋天。

　　这两次战争在秦楚关系史，以至战国历史上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此战奠定了秦国一极独霸的地位，同时也使得楚国衰落为二等国的地位。此战以后，列国中可以与秦分庭抗礼的齐楚两国之联盟，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孤齐、一个弱楚以及依违其间的三晋。

　　在蓝田大战后，楚怀王于洞庭山立“八节四仲”之祭，屈原为之作祭神歌——《九歌》献祀天地、山川十神，以求神佑。这就是辞章美妙的祭神歌《九歌》的由来。篇中以《东君》的“射天狼”喻向秦复仇之志，而以悲愤的《国殇》纪念对秦作战中殉难的烈士。

　　这个时候，屈原已由制令立法的左徒，被贬抑为宗社之主持祭祀音乐的三闾大夫。三闾是楚国的宗社神宫，也是学宫。作为三闾大夫的屈原当时就是这个宗社神宫的司祭。

13

　　楚怀王无疑是历史上最昏庸最令人诟病的君主之一，所以毛泽东曾称之为“恶君”。

　　他的愚笨首先表现在他的轻信。再精明的人也难免有时会被更精明的骗子所欺骗。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一个骗子以相同的骗术所诱骗，这种愚蠢实在是过于惊人！而楚怀王就是历史上的这样一位君王。他一次又一次轻易地被周围的谀臣和张仪一类术士所欺骗。

　　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八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又设计诱骗楚怀王会盟于武关。刚刚遭受战争惨败的这位君主，竟轻易地再度受骗赴会。

　　怀王入关后即被秦兵劫持至咸阳，强迫他割地以换取其人身自由。楚怀王不诺，因而被扣留于秦。一扣就是四年，最后怀王困死于秦。

　　《史记·楚世家》对此记述如下：

　　“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嫁女于怀王）楚往迎妇。”（秦对楚先打后拉，打打拉拉，目的都是为了灭亡之。）

　　“（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秦还与楚上庸地（上次战争中秦掠取的战利品中的一小块）。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伐楚）。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今河南泌阳西北）而去。”

　　“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

　　“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

　　“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

　　（秦看到齐楚还有可能联合，于是再行诱骗之术）秦昭王遗楚王书曰：

　　‘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天下执事。’

　　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

　　怀王少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

　　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不与亢礼。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到此怀王方悟受骗。）

　　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内乡西北）十五城而去。

　　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14

　　屈原最初坚决反对楚怀王入秦赴武关之约。《史记·屈原列传》记：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这是屈原对楚怀王的最后一次政治谏言。从《离骚》的内容看，有充分根据相信，正是在这一事件后，屈原才写作了这部近乎绝望而悲愤的作品。

　　怀王是否应入秦这个事件，导致了楚国国内亲秦派与抗秦派在政治上的一次大交锋。亲秦派的首领，是楚怀王的夫人郑袖和他的小儿子公子兰，以及一些接受秦国贿赂的贵族（如上官大夫等）。

　　反秦而主张联齐一派的首领之一，正是屈原。由于屈原过去与楚怀王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亲秦派对屈原离间构陷，致使怀王疏远屈原，决计采纳亲秦路线，以至最终驱逐屈原出郢都，不许参与国事。

　　刘向《新序·节士篇》说：

　　“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

　　“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大败楚师。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

　　“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约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果见拘囚，客死于秦。

　　“怀王子顷襄王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屈原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

　　刘向说屈原在怀王时曾被放逐一次（在齐国），随后复用；到顷襄王时又被放逐一次。

　　屈原在流放中，作《离骚》以抒愤言志，诗中指名责备公子兰：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离骚》中被诅咒的美女“宓妃”，所影射即楚怀王宠姬南后郑袖。

15

　　郑袖这个女人是个谜。她为什么会成为屈原的一大政敌呢？史有阙文，记载不详。《战国策》里记载到她的几件逸事：

　　“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说之。夫人郑袖知王之说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说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之，则必揜子鼻。’新人见王因揜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揜其鼻，何也？’郑袖曰：‘妾不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楚策四》）

　　“楚怀王拘张仪，将欲杀之。靳尚为仪谓楚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之无秦也，楚必轻矣。’又谓王之幸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尚曰：‘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爱女而美，又选择其宫中佳丽好玩习音者，以欢从之。资之金玉宝器，奉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之楚王。楚王必爱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以王妻以临于楚。王惑于虞乐，必厚尊敬亲爱之，而忘之，子益贱而自疏矣。’郑袖曰：‘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张子？张子得出，德子无已时，秦女必不来，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贵，外结秦之交，畜张子以为用，子之子孙必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楚策二》）

　　“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归。张仪曰：‘子必以衣冠之蔽欲归，待我为子见楚王。’当是之时，南后郑袖贵于楚。张子见楚王，楚王不说。张子曰：‘王无所用臣，臣请北见晋君。’楚王曰：‘诺！’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美也。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南后郑袖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妾闻将军之晋国，偶有千金，进之左右，以供刍秣。’郑袖亦以金五百斤。张子辞楚王曰：‘天下关闭不通，未知见日也。愿王赐之觞。’王曰：‘诺。’乃觞之。张子中饮，再拜而请曰：‘非有他人于此也，愿王召所习而觞之。’王曰：‘诺。’乃召南后郑袖而觞之。张子再拜而请曰：‘仪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释之。吾固以为天下莫若是两人也。’”（《楚策三》）

　　由此可见，郑袖是一个异常美貌的妇人，但是为了擅贵固宠，可以交通敌谍，竟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屈原《离骚》说“闺中邃远”，似就是指的这个妇人。说“哲王不寤”，似就是指怀王一直甘受这个妇人的愚弄，至死而不悟。

16

　　楚怀王赴武关的这一年秋天，屈原离开郢都，沿洞庭东行，入汉江，溯江水北上，最后到达当时的国防最前线汉北。据王逸说，在舟行路过春秋末年楚昭王所立的故都都城（今湖北中部宜城市东南）时，屈原参拜楚先王宗社，见壁画有感而作《天问》。这就是哲理及历史诗篇《天问》的由来。

　　楚怀王被骗至秦，拘困无辜而死，是楚国之大耻，也是战国末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直到秦末反秦起义时，楚人还念念不忘此耻，而以此为复国之号召。《史记·项羽本纪》记：

　　“居巢（今安徽巢县）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楚顷襄王当政之初，一度试图采取与强秦对立的路线，甚至与秦绝交。屈原这时又被召回到郢都。

　　楚顷襄王三年，秦又采取赂楚欺诱策略，归怀王之丧于楚。楚新王不久就落人绥靖以求偏安的圈套中。

　　怀王归丧之际，屈原为之作《招魂》（《大招》），以悼楚怀王之魂。在《招魂》中，屈原再次呼吁富国强兵，选贤举能，罢免冗官小人，甚至勾画了一个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政治美梦。这篇《招魂》不如看作屈原的绝望之声！

　　顷襄王六年（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伐韩于伊阙（今洛阳龙门），大胜，斩首二十四万。战后秦昭王写信致楚王，称：“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这实际是一道心理战的最后通牒。楚新王哪有勇气对抗强秦？只能向秦委曲求和。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二月初，秦起强兵大举攻楚。白起一举攻克楚之国都郢城，顷襄王失国而东逃于楚故邑的陈（今河南淮阳）。次年春，白起兵南下巫山，入黔中，直迫湘南。

　　郢都城陷后，正在流放中的屈原悲愤地作《哀郢》。秦兵乘战胜之势一路向南，兵锋直逼湘鄂。屈原在这个时期由洞庭而南迁湘西，渡沅水，入涂浦，过汨罗江。

　　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夏历五月五日，在对国家命运彻底绝望而无比悲愤的心情中，屈原投水自沉而死。死前绝笔之作是《怀沙》。

17

　　失掉旧都的楚国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又苟延残喘了五十多年，才最终为秦国所吞灭。屈原的一生始终怀抱着理想主义的热情，早年励志，中年行志，晚年殉志。屈原是楚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者，而他的诗篇既是楚国之运的悲歌又是不祥的预言。

　　屈原无疑是当时楚国在文化上最具开放态度、最博学的人。他在政治上抱负远大，试图复兴楚国，由楚国来统一天下。

　　但是，从屈原一生的表现看，他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缺乏现实感，不懂得政治需要忍耐和等待。他在心理上有洁癖，因此孤独少友。这种弱点导致他在政治上最终必然难以成功。

　　战国时期，武力最强大的是秦，但当时文化上最先进强大的则是东方的齐鲁和楚。在人类历史中，战胜者未必是文化的先进者。秦之灭六国，以及后世五胡乱华，蒙古亡宋，李闯亡明，等等，都是例证。

　　战国后期，齐学满天下。战国学术，号称百家，计其大者，则无非道、法、儒、墨、兵、阴阳六家。法家源于齐之《管子》。儒家源于孔子，而春秋之鲁地至战国已并入于齐。道家源于楚，阴阳五行家盛于齐。兵家起于孙武，亦为齐人。齐国之稷下，当时为一代学术之总汇。屈原两次使齐，深受齐学影响。在《离骚》《远游》中表达的出世求仙、导气服食思想，以及在《九歌》中以阴阳五行系统整合楚之神祗系统，都表现了这一点。

18

　　对楚来说，秦近齐远。联齐抗秦，会使楚国陷入与强秦政治对峙和军事作战的形势。楚国虽富，但财富集中在贵族手中。国帑并不富，民众也不富。如果陷入持久的战争，会打破贵族骄奢的生活，损害其财富。因此，联齐抗秦的路线在楚国贵族中得不到多数人支持。上官大夫、公子椒、郑袖、公子兰之所以主张对秦绥靖妥协，甚至不惜割地捐帑，正是体现了楚贵族集团的这种眼前利益。

　　所以，尽管屈原忧思深远，所谋图的是楚国长治久安的强国之策，但是在当时的楚统治集团中却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统一是一种历史必然，秦、齐、楚是当时鼎立的三强。但是为什么是秦，而不是楚或齐完成了统一大业？因为楚、齐内政外交之不善。政策就是选择，即对历史后果的选择。屈原所悲哭的正是楚政之不善。

　　就个人人格来说，从辞赋看，屈原年少志锐，恃才傲物，政治智慧缺乏成熟性和机谋策略（表现于他辞赋中反复申说的种种“吾不能……”），所以难免陷入孤军而战以至孤芳自赏的孤立境地。

　　但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鸿篇巨制的个性化诗人。他的诗篇在体制上创生了新类型，而且他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幽兰空谷”的存在主义感受，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模拟的文化原型。

　　屈原绝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动史是由失败走向失败的历史。这种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君主之不善，同时也兼有作为政治家的屈原自身素质与性格的原因。时人可以热爱他的诗歌，但是不能接受他的政策主张，这种失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政治生态的不利。犹如生物遗传史上那些绝灭的动物（如恐龙）无权抱怨环境的恶劣（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其灭绝一样。因为在同样的大生态背景下，毕竟仍有存活下来的物种。先求适应，在适应中求变易，图发展，这种政治的现实主义是任何政治家追求实现其抱负的第一要义。

　　总体来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类被历史留下名字但毕生从政失意的文人的先型。这一类人中，还包括不久后的宋玉，其后的贾谊，以至身为王子的曹植，唐宋的李白、苏轼、陆游、辛弃疾，以至晚近的康有为、柳亚子、梁漱溟等等。文学与政治，道义的抽象价值与历史中的现实宿命，在本质上毕竟是全然不同的。

2000年端午记于沪上

2005年修改于云间水庄

[注：本文收入《圣灵之歌：<楚辞>新考》，何新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注释】

　　①昭，大明。景，晦明。《尚书·召诰》孔传：“朏，初明也。”《淮南子·天文》：“（日）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楚祖高阳、祝融皆为光明之神。故王族以光明辞为姓氏。朏，古音从出，朏明即初明。今音读若废（弗），拂晓。后世音变也。朏、屈小篆隶书形近，音亦近，故相混讹，包山、云楚简楚月名二月称“屈夕”（月），屈，亦当即朏也。疑屈、朏二字在楚文字中音近通用，形亦相近。

　　②关于屈原生年，诸家说法大异。有公元前365年、前353年、前351年、前343年、前340年、前339年等诸说。比较可信之说应在公元前351—前340年之间。

　　③吴起在楚国进行变法的内容是：“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馋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之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欲，南攻吴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身卒支解。”“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由此可见，这一改革针对并触动了楚国贵族世家的利益，于是引起了贵族激烈的反弹：“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诛为乱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④秦国建立了先进于各国的军事组织，并且较早地改革以车战为主的春秋战术，而采用步、骑兵和强弩兵的混合兵种。其陆军包括步、弩、车、骑四大兵种，极为奋勇和锐利，当时就有“锐士”、“虎贲”、“奋击”的美称。所以《荀子·议兵》云：“魏之武卒不可以敌秦之锐士。”军制及战术的改革，是秦军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⑤“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踽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蹁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踽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今云南有地名‘楚雄’，即庄踽故地也。）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欲，以长之。”至怀王初年，庄踽再度西进，又克且兰，降夜郎，进入云贵，直至滇池。为楚国自中南向西南开疆万里。

　　⑥《史记·楚世家》：“秦王欲伐齐，息齐、楚之从亲，乃使张仪至楚，谓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妇，长为兄弟之国。’楚王悦而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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