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炒米视角
就目前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福王朱常洵究竟有没有被李自成做成“福禄酒”给吃掉。
因为不止一本史料记载了“福禄酒”的事情，但是相关记载都有出入，且具体细节描写，倾向于故事化。
《明季北略、卷17、李自成陷河南府》：“王体肥，重三百馀觔，贼置酒大会，以王为葅，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这里说朱常洵是个大胖子，有三百多斤重。李自成办了个酒会，把朱常洵霍霍扔到大锅里，加了点鹿肉，一同煮了，称之为福禄酒。
在《明史》成书之前，有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李渔的《古今史略》、彭贻孙的《平寇志》、曹去晶的《姑妄言》等等逐渐就将史实倾向于故事化了，而且就变得特别生动，几乎就像作者亲临现场一样。
曹去晶的小说《姑妄言》里记载，“福王见了自成，词色悚怖，泥首乞命。李自成纵横肆恶，数责其罪。傍有一个贼将，抚王肌，垂涎叫道：‘这样一块好肉，大王何不杀而食之？’自成点首，那贼遂将福王杀了，称重三百六十斤。脔分肢割，与囿中之鹿同烹，列贼胪食，谓之福禄酒饭。”李自成看着福王，那就是看着一头猪的太多，简直就是李自成馋肉了，感觉360斤重的一口大猪，人在那就浪费了。杀下来够好多人饱饱吃一顿的意思。
但就实际而言，谁都没有亲历当时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多半出自作者的想象。而且因为有当时的人在写了福禄酒”的事，所以后来的人就更敢写了，可以写得更生动了。但是这些无意之间都成为了《明史》的素材。
其实编辑《明史》的人对“福禄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所以保留了意见。
虽然在《明史、卷309、李自成传》中采纳了“福禄酒”的事情，但是在朱常洵的传记里，留了一个救赎。《明史、卷120、福王常洵传》中写福王遇害时，只用了“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一语带过。并且采纳了福王被杀后，两个太监求敛尸、殉葬的故事，“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这其实变相在证明福王朱常洵并没有被吃掉，因为最后得“桐棺于断车”。
但是关键书得由人分析，如果你让曹去晶去分析，这事也不冲突，的确可能棺材也给了，但是李自成回头一看，这么肥，埋了可惜，剁吧剁吧跟鹿肉一起煮，我们举行个party吧。
而出土文物“大明福忠王圹志”是他的儿子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给立的，所以不能说明问题。
虽然“圹志”上面明确写着“大明崇祯14年正月20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慷慨激烈，与城俱亡。”并没有任何“福禄酒”的记载。但是关键问题就在所用之词皆是溢美之词，“慷慨激烈、刚肠浩气、虽死犹生”这些词汇告诉了大家，这个“圹志”对朱常洵的评价并不客观。而作为“弘光帝”的朱由崧，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明说，自己的老爹是被人吃掉的。毕竟拥立自己的四镇成分复杂，说得不好听一点，手下弄不好就有曾经参与吃他老爹的人，他若是提及老爹是被农民军吃掉的，毕竟不利于团结可团结的力量，对抗清军的目标。
所以，即便考古有了新的发现，对于史料的内容，有了颠覆性的不一致。但是，任何史书都时候人写的，都在着很多主观的因素。
很显然，明朝的遗老们在无限恨李自成的同时，也无限恨朱常洵。万历为了立福王朱常洵这个胖儿子，跟整个大明大臣们斗了15年，共逼退首辅4人，部级官员10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300多位，其中100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使得整个大明公司伤筋动骨，万历29年，封常洵福王，婚费至30万，营洛阳邸第至28万，10倍于常制。这些还不算，万历派出很多太监去收各种矿税，盐税、商业税，最后得到数以亿万的钱财，大都赐给了朱常洵，还另赐庄田4万顷（遭到大臣集体反对，最终减至2万顷），中州的不够的，拿山东、湖广田地来补充。最终导致了，长江以北起义不断，河南也遭大旱、蝗灾，人们互相残食，已是末日之象。连明朝的军队也不愿意去救福王朱常洵，“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于贼手。”
文/炒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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