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代为民间童话的新转向准备好了充分的历史条件，但最终能抓住这个机遇却是格林兄弟不懈努力的结果。新的研究证实，格林童话并非纯粹的德国民间童话集，而是深受法国和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并且参考吸收了大量书面材料。据目前考证，格林童话差不多有40%的内容来自于书面材料，只有大约60%的内容采自于口头。
1812年圣诞节假期，一本看上去似乎并不怎么起眼的书在柏林出版了，书的名字叫“儿童和家庭童话集”。该书出版后，市场反应平淡，甚至还招致了一些严厉的批评，说它既想讨好学者，又想讨好儿童，结果是两头落空，并且语言粗俗肮脏、故事短小无趣。然而作者几经修订之后，这本书却成了世界上流传最为广泛的书籍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其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圣经。这本书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便是“格林童话”。或许与作为文学童话代表的安徒生童话比起来，格林童话总显得有那么一些生硬、古板，一如德国人那严肃的性格。然而，围绕着格林童话所发生的一切，竟会那样复杂多变，宛如万花筒般折射出了数不尽的七彩镜像。
历史的选择：走向成熟的新文学形式
为什么偏偏是格林童话成了欧洲民间童话的象征呢？
童话故事起初并不面向儿童，而是成人的社交与娱乐工具。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启蒙主义的出现及向浪漫主义的转向，儿童与民间文艺便成了欧洲社会文化的新焦点，尤其在当时分裂严重的德国，民间文艺更是成为凝聚德意志日耳曼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时代在呼唤着一种适应这个新形势的文学样式，而格林童话正适逢其会。正如研究格林童话的权威学者汉茨·罗雷克所说，社会变革导致口传链的中断，特别是小家庭的形成导致“儿童房间”的出现，这是格林童话获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虽然时代为民间童话的新转向准备好了充分的历史条件，但最终能抓住这个机遇却是格林兄弟不懈努力的结果。新的研究证实，格林童话并非纯粹的德国民间童话集，而是深受法国和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并且参考吸收了大量书面材料。所以尽管格林童话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民间的口头传统，但当这些故事来到格林兄弟面前时，已然经过了多重的文化过滤和重组，具备了综合欧洲民间童话和创作童话双重传统的气质。
格林兄弟又不断地修订他们的童话集，这一修订整整持续了45年，直到1859年弟弟威廉·格林逝世为止。正是在这锲而不舍的反复修订中，格林童话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了欧洲民间童话的集大成之作，对整个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神话”与反“神话”：改写重塑格林童话原貌
1994年，杰克·齐普斯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在其中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并结合自己的文化批评立场，令人印象深刻地论述了格林童话被“神话”化的社会机制，即通过复制、修订以及隐蔽、变形的方式将自己“冻结”入某个意识形态的群落，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近乎神圣化的性质。印刷术的发展使得格林童话的大规模复制和流传成为可能，这种复制尽可能地保持了故事原貌，从而形成了一种模式化、体制化的力量。格林童话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充满想象力和象征性的非现实要素，教育儿童的正当主题，以及隐蔽其中、无所不在的男性霸权主义……
直面人生的困境：重新解读儿童心理需求
如果说齐普斯的理论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解析格林童话的经典化乃至“神话”化的机制，那么，精神分析学派则是从人类自身内在需求的角度解析格林童话的神奇力量。在《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中，美国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民间童话那样使儿童也同样使成人感到满意并富有收获。他认为，一个好的故事应当承认儿童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困境，并引导他们化解这些问题，使他们的忧虑与志向相协调，像民间童话这样简洁且直截了当地陈述儿童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便是最为有效的形式。在此基础上，心理分析学派批判了现代儿童文学对于许多必然会遭遇的人生困境——如死亡、性、苦痛等问题的回避，并利用精神分析学原型理论，从民间童话中提取出了许多与儿童生存发展密切相关、需要帮助他们去克服的心理困境。
文章来源：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8/0115/10/D86EK3BK000187U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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