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商业化：民国大上海的三种娱乐方式！

对于早期华人而言，耶稣圣诞是场“秀”，一场主题为洋节的“秀”，华人先是远远地看，看到租界里外侨放假悬旗，松柏青葱，街区商店琳琅满目，教堂里弥撒礼神圣而隆重，慢慢的，人们终于意识到先前对该节日的认识有失偏颇，开始纠正澄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耶稣圣诞节的指称变化。

1873年12月30日，《申报》当天的报纸提到的耶稣圣诞节时写道：“今日系西人除夕，桃符万户，明日即元旦矣，筵开玳瑁酒泛屠苏，将与初六日西国冬至同一，兴高采烈，海关于十三十四日照常给假，停办公事，所有银行，想照向例同庆春喜云。”

在这里，《申报》第一次采用了“西国冬至”这个民间称呼。冬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又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一般都在阳历12月21日或12月22日，并不固定。在“冬至”前面加上“西国”修饰，表明了华人早期对耶稣圣诞节的理解——外国人的冬至。

耶稣圣诞节被俗称为“西国冬至”，一个重要原因是二者在日期上的临近。每年中国传统节日冬至通常三天之后，就是耶稣圣诞节。一中一西两个节日在日期上如此靠近，难怪耶稣圣诞节的称呼会被本土化。甚至许多国人形成思维定势，认为“彼国耶稣生日有定者也，中国之冬至无定是也，乃中国无论何日冬至而越三日即为耶稣诞辰”。

这种误解的产生让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1873年，大清同治癸酉年，此时英租界和法租界迈出了早期的洪荒阶段，各种建设发展蒸蒸日上，尤其经历了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华洋分居的规模早己经被打破，华人和洋人杂处，便于双方认识观察彼此的生活习俗。在猎奇心的驱使下，一部分华人将洋风洋俗与本国传统风俗进行比较，于是就诞生了“西国冬至”这种嫁接式的叫法。

这符合一开始接触异风异俗时普通人的直接反应：一方面，洋人庆祝声势颇为浩大，很难不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对这个节日的接触毕竟不多，看热闹也只能瞧到表面，不知内里，更谈不上身临其境融入其中。由此推断，此时在上海不少华人眼中，耶稣圣诞节还只是一个新鲜的西洋文化现象，就像橱窗里的新奇展览品，引人驻足观望，想要在华人世界实现普天同庆还需尚待时日。

通过梳理《申报》报道我们发现，“西人冬至”、“西国冬至”、“西历冬至”即沪上民间对耶稣圣诞节最早的称呼。有时有些撰写人还会简单地将之称作为“西节’，如1874年12月26日报纸中出现“又昨为西国节期”中的“西国佳节”以及1875年12月24日报纸上出现“明日为外国节期”“中的“外国佳节”即为耶稣圣诞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上海人的观念中并不存在一个“西节即耶稣圣诞，耶稣圣诞即西节”的认识。事实上，每年4月份的复活节、7月份法租界内庆祝的法国国庆节、1月份的元旦2等盛大的西方节日，沪上华人一律将之统称为西节。

西国冬至，或外国冬至，是耶稣圣诞节在沪上民间的俗称，也是接受度最广的叫法。早期《申报》撰稿人在报道耶稣圣诞节时，用过“耶稣升天日”“耶稣降生节日”“耶稣诞辰”’、“耶稣降生之期”“耶稣圣诞”7等好几种称呼。这些虽然都是表达耶稣在这一天出生的意思，但颇为混乱。

相反民间的称呼则比较统一固定。早期《申报》撰稿人往往在说完“耶稣升天日”、“耶稣圣诞”等，怕读者不懂，都会在后面加上“即俗传为外国冬至”、“即华人所谓外国冬至”、“沪俗所称外国冬至也”’等字样。这也反应“外国冬至”这一叫法的在上海民间的高人气。把耶稣圣诞节叫做“外国冬至”，如同时人把阳历12月31日夜晚叫做“洋人之除夕”一样，十分中国化，道理都一样，即拿中国己有的节日体系套用在洋节上。

然而中国的冬至和外国冬至毕竟有着不同的文化根源与历史渊源，将耶稣圣诞节类比为中国冬至的做法有失偏颇。到19世纪末期，陆续有人开始纠正这一错误。然而，约定俗称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即使意识到“外国冬至”纯属张冠李戴，但是给耶稣圣诞节的正名之路也很漫长。“外国冬至”的叫法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在使用，“俗称外国冬至”的字眼不时会出现在每年12月25日前后的新闻报道里。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等大城市过耶稣圣诞节的风气越刮越烈，用有些人的话来形容就是达到了“普天同庆”的地步。“耶稣圣诞节差不多也己经成为中国人间接地直接地都有关系的欢乐日子，比方上海这欧美资本主义的范围，己完全直接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些同时代的人的观察中都或多或少地带着惊讶，惊异于耶稣圣诞节在上海竟然如此受欢迎。不光中国人，就连旅沪的外国人也大感意外：

“吾人常以为中国人非基督教徒来庆祝那稣圣诞为奇。这成群结队的男女挤在游戏场所狂欢，内中不知有几人知道圣诞是个什么节日的。中国人称谓外国冬至。中国日历上是有个冬至节的，可是中国的冬至中国人并不怎么十分狂欢庆祝的。在近几年中逢圣诞之千叶同当夜上海的娱乐场所中都是客满，而内中十有九就中国人。这实比中国双十节国庆日所聚集取乐的人多出几倍。”

这位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华人庆祝耶稣圣诞节的特点，即许多人并不知道耶稣圣诞节到底是何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加入娱乐的队伍。此时的耶稣圣诞节，虽然还是会被不知情的华人叫做“外国冬至”，但是在受欢迎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过中国人自己的冬至。大家都在疑惑：为什么在上海，庆祝耶稣圣诞节的人中非教徒远比教徒多？为什么中国本土的节日在受欢迎程度上还比不上一个国外的宗教性节日。

国人有时也自嘲，认为中国人是完全被耶稣圣诞节的娱乐性所迷惑。然而随着耶稣圣诞节在这个城市的扎根适应，这种惊讶感开始逐渐减少，到后来耶稣圣诞节逐渐成为上海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在这期间，上海配套的娱乐设施飞速发展，新的娱乐场所如跳舞场、大饭店等在这个城市不断地扩张完善，寻欢作乐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去狂欢娱乐。在商家对消费的持续刺激与广告业的精心煽动下，耶稣圣诞节的娱乐性越来越明显，逛百货、通宵跳舞和吃大菜逐渐成为国人过耶稣圣诞节的主要节庆活动。

下面简单说说。

互赠礼物，是耶稣圣诞节在欧美国家的主要活动之一，这个习俗在民国上海被发扬光大。它的存在为沪上中西品牌的大小商家提供了销售契机。送礼风尚，众人追随，所以外国冬至来临之际，很多商家都想分到一杯羹，广告宣传就是商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有效手段之一。耶稣圣诞节前夕，关于礼物的广告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报刊杂志的版面上。

这类广告的投放商家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为实施集中销售策略的百货公司和各大商行，一般采取罗列式，将商品名号一一开列。另一类则是商品生产商投放广告，扩大品牌效益。

以工艺品为首选的圣诞礼物，尤其是代表财富与富贵的传统工艺品颇受欢迎，包括景太蓝瓷器，福建漆器，充玉石器，各种铁镜，绣花等物。耶稣圣诞节期间也是银器销售的旺季，许多银器公司平时不见广告宣传，到了此时则分外卖力，绸缎庄与洋装公司也不敢落后，打折促销，让利酬宾。

食品以西点和巧克力糖果最为流行，一位1946年在沙利文糖果公司任职的女职员回忆，当时各大商场其他柜台顾客寥寥，但是糖果部门的销售业绩依然火爆：“圣诞节前一日，一个下午仅是巧克力糖一项就卖出一千七百多万元，许多顾客在柜台前，工厂方面一说到，还没拆开，便被一扫二光了，工厂出厂来不及，否则还要多卖一点。”

其次，普天同庆的节日，通宵跳舞是最好的庆祝方式之一。跳舞作为一项娱乐，20年代末期登陆上海。最早只是外侨的娱乐，一开始仅在饭店、夜总会或俱乐部举行，后来逐渐走出这些场所，有了自己单独的娱乐场所。到20世纪30年代，舞厅的发展成绩骄人，养活了一大批以跳舞谋生的职业舞女，仅注册的舞厅就有三十多家。

在众多的舞厅中，以百乐门、大都会、仙斯乐和丽都最为有名，号称“四大舞厅”。这些舞厅都修建于30年代，这也从侧面反应这个时期是跳舞娱乐的黄金时期。狂欢跳舞过圣诞一直是摩登男女热衷的娱乐方式之一。从1926年开始，舞厅为耶稣圣诞节所扫一的广告陆续出现在《申报》上。

最早通过报纸走进公众视野的是一家外国人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百十八号新屋内开设的跳舞学堂。1926年耶稣圣诞节期间，该学堂举办大型跳舞大会，参加者主要是学生和上海的跳舞名家。舞会分两场举行，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休息两个小时，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为第二场。

即使在战争期间，其他行业在战争影响下萧条衰落，舞厅的业绩还是不差。人们对跳舞的热情似乎并不容易被战争淋灭。位于静安寺跑马厅旁边的卡尔登舞场，每一年耶稣圣诞节期间都生意红火，以至于1928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将舞厅改为大光明影戏院时，商家十分遗憾不舍。

1934年，百乐门舞厅开办圣诞宴舞会，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订一空，后来的舞客即使出高价也难求一席之地。当年百乐门舞厅为了圣诞专场舞厅特别装修，室内墙上画满各种古代仕女壁画，舞厅中有气球彩纸，喜气洋洋。圣诞夜慕名而来的舞客达到一千二百人之多，后面还有五六百人因为客满不能被招待而在外面等。

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耶稣圣诞节期间上海的时尚男女们仍然沉迷跳舞，舞场内布置得金碧辉煌，由于人太多，舞场拥挤，想换舞种都没空间，只能人贴人。上海华界被日本管制后，舞场照旧生意红火，有人因此撰文讽刺这帮沉迷跳舞惘顾国难之徒：

“上海尽管生活尖锐，却始终福气，上半年赌场像雨后春笋，下半年舞场却又像春笋雨后……小姐之多，多得发抖，小姐之红，红得发紫，这样上海，如此之多，上海人不愧为上海人。”

1941年圣诞夜，一位乘客晚间乘电车，看到卡德路以西电车所经之处，不复往年风采，圣诞装饰零零星星，即使过去一直有喝醉酒的外国水兵、绅士出入的麦令斯俱乐部广场，如今也冷清下来，但是仙乐舞厅以东，新世界一带，因为跳舞场集中，还是莺歌燕舞，节日色彩浓厚，时不时有打扮妖烧的舞女路过。

舞厅副业也得到发展。因为单一的舞场跳舞，即不能完全满足欢度佳节的舞客们的需求，舞厅方面也赚不到更多的钱。所以不少舞厅将跳舞与其他休闲活动组合在一起，进行捆绑销售。通常是跳舞票的价格远远低于舞场附带的酒水和食物的价格，如1936年的百乐门，在圣诞期间除了跳舞还提供圣诞大菜，跳舞每位客人才二块，大菜则八块，整整贵了三倍。

最后，耶稣圣诞期间的宴饮娱乐，原本只是在外国人中十分流行。当时的人们将这种在耶稣圣诞期间享用的餐饮称之为“圣诞大菜”。

从现有资料推断，在上海，吃圣诞大菜的庆祝方式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最早的一则大菜广告出现在1927年。当年教会团体青年会，在四川路开设西餐部，于耶稣圣诞节当天增设圣诞大菜，反响很好。此后每一年青年会西餐部都在圣诞日特别推出圣诞大菜。随后在1929年邓脱摩饭店也开始增添圣诞大菜，菜品有龙虾、火鸡、鹤鹑等。这些菜品一经推出就被三百多个顾客预订一空。

除了精心配置的圣诞菜单外，给来宾赠送圣诞礼物也是商家的手段之一，雪园西餐厅早先就曾尝试过给每一个客人赠送一份幼童玩具。20世纪30年代，吃圣诞大菜成了一项几乎可以跟跳舞比肩的圣诞主流娱乐活动。在这时期，报纸上圣诞大菜的广告量一下子大大增多。

圣诞大菜比较有名的饭店有静安寺路华安大厦的雪原西餐厅、青年会西餐部、味雅酒楼、新雅饭店、邓脱摩饭店等。有意思的是，除了味雅酒楼、新雅饭店是主营中国菜系的餐厅外，其他推出圣诞大菜的几乎全是外国饭店，或者饭店的西餐部。

圣诞大菜颇为畅销，1934年南京路的三清园食品公司的圣诞快乐菜，因新奇且不贵，前去就餐的人很多，极其拥挤。1934年派克路上的七十四层大厦里的国际大饭店，据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规模最大的饭店，圣诞日座位预定一空，宾客如云，在圣诞周还增设茶舞。

圣诞大菜经营方最风光的要算1933年圣诞日开张的航运俱乐部，该俱乐部部坐落于广东路十号，在开幕当天不但推出圣诞大菜，还有各种游艺节目及舞会助兴，再加上装备五色电灯，摩登感十足，吸引了两百多人前来预定，其中包括杜月笙、王晓籁、王延松等。

这些只在耶稣圣诞节期间提供的菜单究竟有何特色呢？1935年位于北四川路的新亚大酒店的一份菜单或许可以让我们一窥究竟：

“分客中菜，每客计有红烧排翅，雀汁鲍片、翡翠玉兰鸡等十五道，另配水果、咖啡，堪称中西合璧、新颖绝伦。”

在菜单中，即有中式的红烧排翅、鲍鱼鸡等，也有西餐中常见的水果咖啡，确实如广告所言有中西合璧的特色。有些菜品很有嘘头，如1934年位于北京路河南路东首福来饭店的圣诞大菜有个好听的名字“幸福大菜”，午餐十八道，晚餐二十七道。

无独有偶，1938年冠生园别出心裁推出一道“圣诞快乐菜”，用全鸡、燕窝白鸽广肚、火腿、北菇等熬汤，装在花瓷大盂中，可供五六个人食用，而且只在12月24日、25日二天推出。由此可见，吃大菜的地点，虽然是在西餐厅，但是特制的菜单却是中西结合。

其实，西方菜品只是点缀，真正唱主角的还是中餐。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在接受西餐方面比较固执。于是，耶稣圣诞期间上海又有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吃着原汁原味的中国菜，过着地地道道的耶稣圣诞节。

综上，至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耶稣圣诞节己经成为了民国时期上海的一个常态化节日。它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并为他们提供了以逛百货公司、跳通宵舞和吃圣诞大菜为主的常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通常发生在当时上海大众娱乐的主流娱乐场所中，绝大部分都是被商业化精心包装出来的消费诱导。

来稿/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