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69 .00元。
阅读《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个愉悦的过程，全然没有面对史学著作的艰涩之感，原因有二：一，作为一个充满隐秘性、前后存在三百多年、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社会群体，袍哥的专题研究让人读来兴趣盎然；二，从一个尘封多年的社会调查样本切入，王笛教授以严谨而又不失生动的笔触，进入到历史深处，以小见大，以点到面，为中国微观史研究找到了一种新样式。
听上去充满江湖气息，恐怕很多人想不到，袍哥的名称其实有一个相当典雅的源头，说法之一认为其源自于《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按《海底》的版本，袍哥又称“汉留”，兴起始于郑成功，“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
亦正亦邪的江湖气与隐秘性的混杂融合，让袍哥三百余年的发展与消亡史也充满复杂性，非做详细分析，佐之以可信的第一手资料，难以穷尽其对四川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起源于清初，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自然为清政府所查禁，官方通常把袍哥描绘成地痞流氓、江湖强盗。辛亥革命之后，袍哥迎来新的转机———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川战乱频仍，底层民众需要团体的力量以求自保，民国政府仍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真正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甚至需要袍哥一道进行地方治理，自此袍哥进入全新发展时期，活动也逐步公开化，甚至渗透到当时的党政军各级机构，对四川社会有巨大影响。据社会学家廖泰初估计，1940年代，有70%的四川成年男性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可见势力之大、影响之广。直到1949年之后，袍哥才最终消失。
既然是隐秘组织，外人难以进入，对内部结构、运作方式、仪式、语言等等都所知甚少，相关资料匮乏，所以王笛虽然80年代就开始对袍哥有研究兴趣，但直到获得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年的一份田野调查报告，有眼前一亮之感。
1946年，沈宝媛在成都附近的望镇做田野调查，得以进入袍哥副舵把子雷明远的生活圈，围绕他的家庭生活、经济来源、社会关系、仪式伦理等，获得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王笛以沈宝媛的报告为切入口，广泛引用其他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私人记录、报刊资料等，往历史的纵深处延展，对袍哥长达三百余年的兴盛而消亡，尤其是1940年代对四川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做了历史学家的冷静剖析和解读，间中，我们又能读到他对故土的温情记忆。对于这次积蓄已久的历史题材研究，王笛显然进展得颇为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题材和资料都是可遇不可求。”
中国史学传统通常讲究宏大叙事，历史学家关注的都是国计民生的大题目，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的日常往往湮没于历史洪流中。虽然罗威廉《红雨》、史景迁《王氏之死》等书已初具微观史研究取向，但中国微观史研究确实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笛的《袍哥》为中国微观史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路径，贡献了一个上乘的研究文本，为中国的微观史研究与写作打开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刘炜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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