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下的四十年，见证了30户人家的大杂院岁月

2011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专著《论中国》中，引用了李白的一句诗词：“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对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而言，这或许是最生动的写照。

1978年至今，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越过大江大河，历经艰难坎坷，最终走到今天。回首过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国运相互交叠、共同改变。每一个屋檐下，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留下了自己的故事，也照见着大时代的变迁。

30户人家的大杂院岁月

直到今天，刘娅还常常想起小时候居住的大杂院。

大杂院位于四川大竹县，最早是刘娅外公外婆留下来的财产，足有三百多方。早年间，有这样一套院子，在当地都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惜，外公的弟弟不争气，大杂院被一点一点变卖。最后，大杂院里足足住进30多户人家。

大杂院的门上，挂着一个显眼的牌子——“社会主义大院”。这里见证了7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姓生活。刘娅记事时，一到晚上，大杂院里的老老小小都搬着凳子，集中到刘娅家里。

刘娅家有那个年代罕见的大客厅。夜幕低垂，人们在这里一同唱着红歌、跳着舞，间或喝两口茶水，摇着蒲扇聊天，直到夜深才慢慢散去。

院子里的孩子们大多是同学。每天清早，刘娅起床后，都要挨家挨户地走一遍，叫上同学们一道出门上学。“每天从早到晚都特别热闹。那时候不像现在，邻居之间一点都不陌生。”刘娅怀念道。

直到80年代，父亲所在的乡镇单位进行福利分房，刘娅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杂院。彼时的刘娅并不知道，时代的巨变已经开始，身处大潮之中，个人的命运将随之改变，她也不曾例外。

短短几年后，国企改革箭在弦上，脱胎换骨的阵痛开始了。刘娅所在的纺织厂效益迅速下滑，再加上父亲去世，家里的经济条件一日不如一日。越来越多人毅然南下，奔向经济活力涌动的广东。

刘娅是家中最小的女孩，提出南下打工，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可是要生存啊，没办法。”

她独自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随后，刘娅成了广州文冲船厂的一名女工。

“不管再难，我要留下”

几乎同一时期，来自陕西的张瑾延，也加入了南下的队伍。

19岁以前，张瑾延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法院。用父亲的话说，成了“我们张家第一个吃皇粮的”。他以为，这就是一个西北农村子弟能实现的阶层跨越极限。直到35岁时，张瑾延咬牙一搏，申请调动，举家迁移，在广东重新开始。

初到南方的岁月很艰难。张瑾延租下的第一套房子在广州越秀区。房子有些年头，光线昏暗，闷热至极，面积也比老家的家属院房子小了一半。有一天，妻子无意间问起女儿，何时带同班好友来家里做客。女儿小声说：“我们家太小了，我害怕她不高兴。”

稚嫩的言语，让夫妻俩心里难受极了。

时光流转。2001年，张瑾延迎来了在广州的第五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7月13日晚上10点，随着萨马兰奇的一声宣告，北京申奥成功。消息传来，举国轰动。张瑾延的楼上楼下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许多人干脆走上街头，欢庆这个特殊的夜晚。

激动之下，张瑾延也走出了家门。在中华广场外围，成百上千个广州市民围在一起。伴随着“我们成功了！”的欢呼声，礼炮冲天而起。有陌生人难掩兴奋，冲上来塞给张瑾延一瓶啤酒。

“就是那一刻吧，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有了联系，有归属感了，想在这里安定下来，不管再难也要留下。”张瑾延说。

就在同一年，番禺、花都撤市，正式并入广州。4个月后，张瑾延怀揣12万首付款，买下了番禺华南碧桂园的一套三居室，拥有了在广州的第一个家。

故土与新居

张瑾延是万千新广州人的缩影。变革的年代里，个人奋斗高于一切，每个外来者，总要在一番艰辛后，才能品尝到岁月的回甘。

在文冲船厂，刘娅认识了丈夫。婚后，几个姐姐也相继来到广州。姐妹们胼手砥足，在黄埔红山开了一家川菜馆。

为了照顾生意，刘娅在附近租下一套三室一厅，一家人挤在一起。起早贪黑，亲力亲为，餐厅生意渐渐红火起来。数年忙碌，直到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刘娅才和丈夫商量起广州置业的打算。

2002年的一天，刘娅到朋友的新家做客。朋友家住在华南碧桂园，请刘娅到会所喝茶。“我一看，环境幽静得很，绿化也好，就下决心要买这个房子。”

川妹子刘娅性格果断，直接拿着银行卡跑到售楼处，交了一万元定金。傍晚回家，老公才知道此事。

当年买房能直接入户。刘娅记得，广州户口是个“红印章”。拿到户口的那一刻，一家人激动万分。“漂泊这么多年，终于成了广州人，心情真的难以形容。”

刘娅刚搬进来时，小区里人不多。到了晚上，每栋房子里只有五六盏灯。其中一盏灯，就属于张瑾延一家。

那时候，张瑾延每个傍晚都要出来散步。他常常仰头看着自己家的阳台，隐隐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家在四楼，仔细看，有时还能看到正在看电视的女儿。

他相信，每一个想要抓住改革大潮，到异地打拼的人，都忘不了第一次走进新家的心情。那天打开房门，家里干干净净，就是没有家具。当夜，张瑾延甚至没有回家，在木地板上睡了一宿。

躺在地上，他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睡过的大炕。当时怎么也想不到，20多年后，他竟然会来到南方，住进楼房。

按老家的习俗，第一年春节，新房不能空。他把父母千里迢迢接到广州。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第一次看到满是花草的现代化小区。母亲赞叹之余，从包裹里掏出一小块黄土疙瘩。这是从家里老宅的墙边敲下来的，她将其埋在张瑾延楼下的草丛里——这是一代人的信念。故土相随，落地生根。

“这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刘娅在碧桂园一住就是16年。

“我已经50多了，也该过舒服的晚年生活了。我很喜欢碧桂园的房子，而且对我有特殊的意义。估计不会搬了，就在这里安居乐业下去。”

2005年，刘娅还清了第一套房的房贷后，因为看中碧桂园的环境和物管，又在小区里买了一套三居室，打算以后留给孩子。

刚搬进碧桂园时，大儿子刚上四年级，小儿子才读幼儿园。16年过去，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社会变革的脚步也未曾停止，刘娅亲眼见证了番禺乃至广州的跨越式发展。

当年，碧桂园所在的南村镇周围不乏农田、蕉林，附近只有一趟开往番禺市桥的10路公交。居民们出行，主要依靠碧桂园的楼巴。

如今，华南碧桂园入住人口过近万，入住率高达80%以上。周围的楼盘也拔地而起，地铁陆续开通，商场、食肆日益兴旺。最让刘娅感叹的，莫过于更新迭代的数十万新广州人。

最早，业主们都和刘娅年纪相仿。再往后，80后、90后渐渐出现，小区里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快20年了，对这里实在是很有感情的。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你们是幸福的一代人。从小就住在好房子里，有最好的条件。我们小时候，一大家子挤在一起，哪里像现在，一个孩子一个房间？”

变化不止发生在刘娅家里。40年来，它发生在每一户中国家庭的屋檐下。

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多数新婚夫妻只能分到一间宿舍。即使在清华、北大的知识分子家庭，许多四口之家“蜗居”面积也仅有一二十方。

198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40%的居民居住空间不到4平方米。60%的家庭内没有下水道设施，71%以上的居民没有厨房。老少同住、异性子女同住、客厅单放床……比比皆是。

直到1998年“房改”启动，居住条件才有了明显改善。当年，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蹿升至18.66平方米。如今，这个数字翻了整整一倍。

住房绝对短缺时代成为历史。有人认为，“房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成功的改革之一。

刘娅和张瑾延代表的时代弄潮者，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

几年前，女儿大学毕业，进入某车企工作。那年秋天，张瑾延买下新房，搬进了碧桂园在南沙的另一个楼盘。新家是一套180平米的大平层，也是一家人来到广州后换的第三个住处。站在高层阳台上，父女俩聊起初来广州的岁月。

曾经煎熬万分的出租房，如今都已成为往事笑谈。张瑾延对女儿感叹，自己是没有任何根基和借力的一代人。在新的地方拼搏奋斗，摸爬滚打，成家立业。慢慢就好过了，房子也越来越大，最后过上以前做梦都没想到的日子。

“孩子们是幸福的一代，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直到现在，刘娅还会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孤身的女孩，一个人背着包，坐夜班车从大竹到重庆，再从重庆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广东。

她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最勇敢的一个决定，也是两代人命运的转折点。从此，在异乡的广厦万间中，两代人有了自己的一片屋檐，构筑起长达二三十年的安居梦。

作者：王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