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晚年后悔创建进化论了吗？

基督教传教资料经常提到，达尔文晚年幡然悔悟成为基督徒，并对自己似是而非的进化学说深感愧悔，临终前向一位传教士霍浦夫人（Lady Hope）忏悔，有霍浦夫人与达尔文的晤谈纪要为证云云。这位霍浦夫人是何许人呢？

此人原名伊丽莎白·科腾（Elizabeth Reid Cotton），于1842年出生于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岛，嫁给英国海军元帅詹姆斯·霍浦（James Hope）爵士，因此获得“夫人”头衔。她在1913年移民美国，1922年死于英国。霍浦夫人是一位狂热的传教士，热衷于社会活动（特别是反对酗酒运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布道中，她讲了达尔文向她忏悔的故事。基督教教会对此如获至宝，请她撰文发表。这篇她与达尔文的“晤谈纪要”，于1915年发表于美国的一份基督教刊物上，此时距达尔文逝世（1882年）已有33年之久。不过在此之前，霍浦夫人就已经在向人叙说达尔文临终向她忏悔。这个谣言，在达尔文逝世后不久就已出现。在1887年2月8日达尔文的儿子弗兰西斯在给托马斯·赫胥黎的信中就指出，所谓达尔文临终时放弃进化论的说法是“假的，没有任何根据。”在霍浦夫人的文章发表后，弗兰西斯在1918年5月28日的信中进一步指出：“霍浦夫人对我父亲的宗教观的说法是非常不真实的。我已经公开指责她捏造事实，但没有看到任何答复。”在1922年，达尔文的女儿亨里雅塔为此给伦敦一份基督教周刊去信声明：

“在我的父亲临终前，我守在他的身旁。在他重病不治时，或在他得其他病时，霍浦夫人都不在。我相信我的父亲从未见过她，她对我的父亲的思想、信仰没有任何的影响。他对他的任何科学观点，不论是当时的还是早些时候的，从未反悔过。我们认为有关他忏悔的故事是在美国编造出来的。整个故事纯属无稽之谈。”

达尔文的子女都否认霍浦夫人见过达尔文。在所有有关达尔文的史料中，都没有达尔文见过或认识霍浦夫人的纪录。例如，在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亲属的信函中，从来没有提及霍浦夫人。霍浦夫人在文章中对达尔文及其住宅的描述，有的相当准确（比如达尔文睡衣的样式），表明她似乎曾在达尔文家中见过达尔文，但有的又非常不准确，比如她说达尔文对她说：“我在花园中有一座夏季别墅，能容纳大约30人。”而实际上，达尔文的那座别墅很小，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她说达尔文说他发表进化论时是个“没有成熟念头的年轻人”，而事实上达尔文为创建进化论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收集证据，在《物种起源》发表时他已50岁。她说在她见达尔文时，达尔文已卧床不起几个月，而实际上达尔文从来没有卧床不起这么长时间。达尔文逝世于1882年4月19日，是春天，霍浦夫人声称她是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见的达尔文，最迟只能是前一年的秋天，而在那之前达尔文一直有每天下午去沙径散步的习惯，从未卧床不起。他的散步习惯一直坚持到3月7日。在逝世前的最后一个月，达尔文也没有停止工作。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在替弗兰西斯做实验纪录。

达尔文临终前只有夫人爱玛和子女在场，他的临终遗言是对爱玛说：“告诉我所有的孩子们记住他们对我总是那么的好。”“我一点也不怕死。”他对进化论和不信神的立场，至死没有改变过。在临死前两个月，他写过三封信，在三封信中都重申了其进化论观点。在达尔文的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1881年9月28日，他在家中接待了两位著名的无神论者。在谈话中，达尔文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基督教。但他不同意他们向大众宣传无神论的做法，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而让普通大众接受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并提到，即使是他，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一直到40岁时（主要因为女儿安妮的夭折）才彻底抛弃了基督教。对这次会面和谈话的内容有非常可靠的历史纪录。谁能相信就在同一时间，达尔文突然向一位传教士忏悔？

达尔文不信神、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还有他晚年亲笔写下的文章为证。他的自传主要写于1876年，但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做修改。这个自传是给其子女看的，并没有打算发表，其中不仅介绍了他的进化论观点，为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而且非常坦率地、猛烈地抨击基督教，以致在其死后（1887年）发表时，在夫人爱玛（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要求下做了大量的删节，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得以完整地出版。达尔文在自传中，用专门一章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了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存在，并介绍了自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

“当我在贝格尔号船上的时候，我是非常正统的，我记得当我引用《圣经》做为道德的某个方面的不能辩驳的权威时，还受到了几名军官（虽然他们自己也非常正统）发自内心的嘲笑。我想是因为这种争辩方法的新奇使他们觉得有趣。但是，从《旧约》那套显然是虚假的世界历史，比如通天塔、彩虹是一种信号，诸如此类，从它让上帝具有一名仇恨深重的暴君的感情，我越来越认识到，《旧约》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或任何一个野蛮人的信仰更值得信赖。这个问题在我的心中逐渐升起，并且驱逐不去——我们是否可以相信这一点，如果上帝向印度人启示的话，对他的信仰是否就要跟对毗湿奴、湿婆等等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就像基督教的信仰是跟《旧约》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我看来是绝对不可信的。

“需要有最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任何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那些支持基督教的奇迹。而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界的固定法则，奇迹就变得越不可信。而那时候的人是如此无知和轻信，到了我们几乎难以理解的程度。而福音书无法被证明是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写成的。而它们在许多重要的细节上都互不相同，这些细节太重要了，在我看来必须承认是出于不可靠的目击者。由于以上列举的这些反省——我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新鲜或有价值才提出的，而是因为它们影响到了我——我逐渐地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神启的。有许多虚假的宗教已经象野火般地传布到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这个事实对我也是重要的。《新约》的道德观看上去很美丽，但很难否认，它的完美是部分地依赖于那些我们现在视为象征和寓言的解释。

“但我在当时还是不愿放弃我的信仰——我很确信这一点，因为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经常做这样的白日梦，在庞贝城或其他地方发现古罗马名流的通信或手稿，以最惊人的方式证实福音书所述的都是事实。但我发现，即使是凭借我无边的想象力，也越来越难以捏造出足够的证据让我信服。这样，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速率是那样的慢，以至我没有感到有什么苦恼，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真的，我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们，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

“这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达尔文明明白白地宣布“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基督教传教士却偏偏要造谣他晚年忏悔，而唯一的依据就是一位狂热传教士的证词。达尔文夫人爱玛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如果达尔文接受基督教，最高兴的应该是她了，达尔文为什么不向她忏悔？为什么不让她知道自己“改邪归正”了？可见这个证词于情于理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最坏的可能是霍浦夫人根本没有见过达尔文，而凭空捏造晤谈纪要；最好的可能是她曾经在达尔文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见过达尔文，或许达尔文出于礼貌讲过称赞她救助穷人的社会工作的话，或许达尔文还对打着他的名义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示了不满，于是她便自欺欺人地编造出了达尔文抛弃进化论、改信基督教的故事。基督教传教士坚信这一孤证的唯一理由是霍浦夫人做为虔诚的基督徒，不会做假见证。但是我们知道虔诚的基督徒会做假见证，特别是在传教时更是谎话连篇。他们的上帝也许不介意其信徒为他做假见证，但是他们的确做了假见证。

传教士编造达尔文忏悔的谣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进化论不成立。一个科学理论是否成立，只看支持它的证据是否确凿。即使达尔文后来反悔，也不能抹杀支持进化论的无数证据。因此我们戳穿这个谣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进化论的正确，而是为了维护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