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万历皇帝要负主要责任，而大臣中此人久任首辅罪责难逃

后世认为明朝的灭亡始于明神宗万历皇帝，可是我们知道万历皇帝深居后宫，几十年不上朝，都是朝臣在处理政务。如果要将亡国的责任加在他的头上，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那么要找一个大臣来垫背的话，内阁首辅方从哲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方从哲历任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他在神宗晚年意外地登上首辅之位，实际是各党妥协所推举出来的一个中间人物，其本身并没有解决当时危机的能力。在大明王朝走向覆灭的紧要时期，他独居首辅七年，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协调各方，并勉强维持局面。

方从哲，原籍德清，后隶属锦衣卫，移居京师。万历十一年，方从哲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在任翰林院编修时，因文笔突出，得到首辅王锡爵的赏识，此后，屡升国子监司业、祭酒。不久，与司礼监秉笔太监田义发生矛盾，被迫辞职回家。

万历四十一年，朝廷按例举行会试。可是这个时候因朝政多年荒废，缺官严重，朝廷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主考官。此时，首辅叶向高举荐方从哲任礼部右侍郎，充任考官。神宗几经犹豫，最后下旨委任方从哲为吏部左侍郎，辅佐叶向高主考会试。

当时内阁只有首辅叶向高一人独撑局面，他多次上书要求增补阁臣，但神宗一直置之不理，直到方从哲复出，他才下令立即增补。同年九月，方从哲与前礼部左侍郎吴道南同加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方从哲因为在野多年，又秉公直谏，敢于对抗宦官，且与朝廷的党争牵连极少，因此在当时声望很高。

年底，叶向高以老病为由，请求致仕。当时东林党人沈鲤的呼声很高，方从哲也随大流，请求让沈鲤入阁为首辅，但神宗没有采纳。后来，方从哲在党争中作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中间人物被推上了首辅之位。方从哲上任后，也想奋发有为，对朝廷面临的天灾人祸，百官缺员等问题，他多次上书言事。但由于神宗无为，他自己也生性懦弱，不能任大事，因而只能顺从帝意。

万历四十三年，吴道南终于到京赴任，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当时山东大饥荒，为了救济灾民，吴道南大力支持方从哲开仓免税的主张，也使方从哲的威望达到了高潮。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吴道南就因为主持会试发生科场舞弊案而自请辞职。此后，方从哲基本都是一人独相，勉强维持国家的运转。

为了解决地方缺官严重的问题，方从哲上书神宗希望早补官员，以绝乱象，但神宗对此不予理会。面对频发的灾荒与动乱，方从哲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之间多次乞休、装病，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万历四十五年，三党结盟达到高潮，彻底清洗东林党。在这场残酷的党争中，方从哲作为首辅，仍然想调和双方。尽管他一直居中调停，但因为与给事中亓诗教的密切关联，其立场开始受到质疑。方从哲虽然起初是无党人士，但他曾任国子监祭酒，门生众多，因此很容易利用师生间的人脉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网络。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战。接着突袭抚顺，守将相继战死。五月二十七日，兵部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决定由杨镐出任辽东经略，以废将李如柏总辽镇兵。七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围攻清河，短短三个月之间，辽东边塞的第一线堡垒接连丢失，辽东局势更为严峻。

为了筹措军饷，方从哲奏请神宗发内帑五十万，以充缓兵之费，但神宗仅发十万。其后，方从哲屡次奏请都被神宗拒绝。而与此同时，方从哲的长子方世鸿因牵涉命案，被巡城御史弹劾。方从哲趁机引咎辞职，但神宗没有同意，而此事使得他的形象大为受损，威信下降。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杨镐以十万大军分兵四路围攻赫图阿拉。当时一线将领认为准备不够充分，可是朝廷又担心用兵过久，会影响国家财政。于是，方从哲只好催促杨镐，结果导致大战提前展开。而明军将领离心，军饷不足，情报外泄。结果在萨尔浒战役中，致使全军覆没。

辽东的失败，方从哲作为首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再度引咎请辞，但同样不获批准。此举遭到了来自各党更大规模的攻击，方从哲的声望开始迅速下降。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危，召方从哲等人入弘德殿，接受顾命辅佐新君。不久，神宗驾崩，光宗即位。光宗即位后虽有所作为，但是他不久就因病不起，方从哲随即引荐李可灼，李可灼进献红丸，而光宗服用红丸后即驾崩。这时，方从哲却写遗诏赏赐李可灼，这一举动再次遭遇朝臣的攻击，方从哲的威信最终瓦解。

“红丸案”发生后，方从哲自知无法与东林党抗衡下去，于是借着重新调查三案的契机，以辞职换来身家平安。泰昌元年十一月，方从哲两次上书乞休，熹宗按例慰留。十二月二十八日，方从哲再次乞休得到皇帝批准，升中极殿大学士。崇祯元年，方从哲病逝，赠太傅，谥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