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作家阿城的语文教学观

字，第一要清楚，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

作文，你们自己写，就写一件事，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把这件事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

——《孩子王》 阿城

（1）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这是一篇作文，作者是一个叫王福的男生，写的是自己的出劳力的哑巴父亲。这篇作文来自作家阿城的中篇小说《孩子王》。

读这篇作文，你觉得如何呢？

这篇作文中的诚恳与一团热气相信会打动你。

阿城在文中写道：

我呆了很久，将王福的这张纸放在桌上，向王福望去。王福低着头在写什么，大约是别科的功课，有些黄的头发，当中一个旋对着我。我慢慢看外面，地面热得有些颤动。我忽然觉得眼睛干涩，便挤一挤眼睛，想，我能教那多的东西么?

阿城是个作家，是个编剧。许多读者对阿城，对阿城的“三王”，对阿城的《遍地风流》《威尼斯日记》和其他作品赞不绝口，读者里有王朔、陈丹青、止庵、陈村等。他亲自做编剧的作品有《棋王》《小城之春》《芙蓉镇》《刺客聂隐娘》等，想必喜欢电影的读者都知道它们的质量。

据说，王朔曾经讲：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我不晓得，王朔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这个话，但是有许多“王朔们”的名家对阿城皆推崇备至，这倒是真实的现象。陈丹青就说过：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

（2）

阿城曾经给自己写过一个小传：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

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

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3）

读阿城的小传，就如他的文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读完却觉得这个最没有特别的人满身都是特别。

他的文章尤为让人注意的是，看到了一个个人。

《孩子王》和另外的《棋王》《树王》的背景都是阿城插队做知青的年代。 书中的“我”是个中学毕业的知青，迷迷糊糊来到了一所学校当老师，教初三。

学生平时的学习内容是：抄课文、听老师分析课文，然后写所有人写的一样的文章——格式是一样的，口号是一样的，思想是一样的。

“我”原本也可以像以前的老师，像现在的老师那样，照本宣科，按照规定走，但是从来没有做过老师的“我”竟然心里不是很踏实。

书中这样写：

我粗粗一看，一黑板的课文，竟有三分之二学生认不得的字。我笑了，说：“你们是怎么念到初三的呢?怪不得你们不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这里有一半的字都应该在小学就认识了。”王福在后面说：“我划的三个字，是以前没有教过的。我可以给你找出证明来。”我看一看黑板，说：“这样吧，凡是划上的字，我都来告诉你们，我们慢慢再来整理真正的生字。”学生们都说好。

从来没有做过老师的“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学生既然来上学了，总要真正地学习点什么，而不是混日子。

哪怕从最简单的汉字的认识和书写开始！

学生不骗自己，老师首先不能骗自己。

阿城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旦教育按照套路走，教师只管按照规定走，却不了解学生连最根本的学习都不会。

忽视学生的需求，一刀切的教育制度，只顾跟风走的改革危害甚大！

阿城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大家都愣了，疑惑起来，说：“这才怪了!扫盲班就是识字班嘛。识了字，就不是文盲了嘛。我们还不都是知识青年?”我想一想，说：“不识字，大约是文字盲，读不懂，大约是文化盲。老黑听的这个，有道理，但好像大家都不这么分着讲。”......老黑说：“中央台说了上句，我就能对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听。”我笑起来，说：“大约全国人民都很熟。我那个班上的学生，写作文，社论上的话来得个熟，不用教。你出个庆祝国庆的作文题，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论抄来，你还觉得一点儿不过时。”大家都点头说不错，老黑说：“大概我也能教书。”我说：“肯定。”

“我”和知青们聊天，发现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文字盲好扫，文化盲不好办。就像每个学生写作文，都是那一套。

不用教！

其实，都是教出来的！

（4）

想到这些，“我”开始关注一些从来没有关注的问题，思考一些从来没有思考的问题：

课于是好教起来，虽然不免常常犯疑。但我认定识字为本，依了王福的本子为根据，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实。语文课自然有作文项目，初时学生的作文如同天书，常常要猜字到半夜。作文又常常仅有几十字，中间多是时尚的语句，读来令人瞌睡，想想又不是看小说，倒也心平气和。只是渐渐怀疑学生们写这些东西于将来有什么用。

对于每个老师来说，接下来的几段文字并不遥远：

学生们也刚坐好。礼毕之后，我在黑板前走了几步，对学生们说：“大家听好，我要彻底清理一下大家的功课。你们学了九年语文……”学生们叫起来：“哪里来九年?八年!”我疑问了，学生们算给我小学只有五年，我才知道教育改革省去小学一年，就说：“好，就是八年。可你们现在的汉语本领，也就是小学五年级，也许还不如。这样下去，再上八年，也是白搭，不如老老实实地返回来学，还有些用处。比如说字，王福那里有统计，是三千多字，有这三千多字，按说足够用了。可你们的文章，错字不说，别字不说，写都写不清楚。若写给别人看，就要写清楚，否则还不如放个臭屁有效果。”学生们乱笑起来，我正色道：“笑什么呢?你们自己害了自己。其实认真一些就可以了。我现在要求，字，第一要清楚，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第二——嗯，没有第二，就是第一，字要清楚。听清楚了没有?”学生们可着嗓子吼：“听清楚了!”我笑了，说：“有志不在声高。咱们规定下，今后不清楚的字，一律算错字，重写五十遍。”学生们“欧”地哄起来。

为什么现在看这些话并不遥远？

因为，我们的学生如今还有很多依然如此——你们的文章，错字不说，别字不说，写都写不清楚。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练习，到了小学毕业依然如此，竟然成了一个“顽疾”。

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时——若写给别人看，就要写清楚，否则还不如放个臭屁有效果。我是笑不出来。

文中的“我”提出的要求，如今看来依然有效：字，第一要清楚，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这是第一，没有第二。

但是，这只是基础——

接下来，该怎么写作文呢？

鉴于阿城的文章实在是很好看，我把重点内容摘录如下：

我说：“你们想想，这是为你们好。念了八年书，出去都写不成个字，臊不臊?你们这几年没有考试，糊里糊涂。大道理我不讲，你们都清楚。我是说，你们起码要对得起你们自己，讲别的没用，既学了这么长时间，总要抓到一两样，才算有本钱。好，第二件事，就是作文不能再抄社论，不管抄什么，反正是不能再抄了。不抄，那写些什么呢?听好，我每次出一个题目，这样吧，也不出题目了。怎么办呢?你们自己写，就写一件事，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把这件事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别给我写些花样，什么‘红旗飘扬，战鼓震天”你们见过几面红旗?你们谁听过打仗的鼓?分场那一只破鼓，哪里会震天?把这些都给我去掉，没用!清清楚楚地写一件事，比如，写上学，那你就写：早上几点起来，干些什么，怎么走到学校来，路上见到些什么——”学生们又有人叫起来：“以前的老师说那是流水账!”我说：“流水账就流水账，能把流水账写清楚就不错。别看你们上了九年，你们试试瞧。好，咱们现在就做起来。大家拿出纸笔来，写一篇流水账。就写——就写上学吧。”

提出要求：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不在多少字，不在写什么。

学生们乱哄哄地说起来，纷纷在书包里掏。我一气说了许多，竞有些冒汗，却畅快许多，好像出了一口闷气，学生们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不到一分钟，就有人大叫：“老师，咋个写呀?”我说：“就按我说的写。”学生说：“写不出来。”我说：“慢慢写，不着急。”学生说：“我想不起我怎么上学嘛。”我靠在门边，扫看着各种姿势的学生，说：“会想起来的。自己干的事情，自己清楚。”
......我忽然觉得，愈是简单的事，也许真的愈不容易做，于是走动着，慢慢看学生们写。

慢慢写，不着急。

会想起来的。自己干的事情，自己清楚。

你听这两句，品出了什么味道？

作文是自己写自己干过的事情，慢慢想，慢慢写，总会把事情写出来的。

王福忽然抬起头来，我望望他，他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将手里的笔放下。我问：“王福，你写好了?”王福点点头。我迈到后面，取过王福的纸，见学生们都抬起头看王福，就说：“都写好了?”学生们又都急忙低下头去写。我慢慢看那纸上，一字一句写道：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
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
碗，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
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我不觉笑起来，说：“好。”

妙在一个“不觉”！更妙在一个“好”！

王福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写的。

王福写的有问题，但是老老实实，清清楚楚。

又有一个学生交 了过来，我见上面写道：
上学，走，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我又说：“好。”学生们兴奋起来，互相看看，各自写下去。

又是一个“好”。

又是一个按照“老老实实、清清楚楚”的要求写的。

文章写的很短，但是和抄写的不同。

钟又敲了，学生们纷纷回到座位上，看着我。我拿起王福的作文，说：“王福写得好。第一，没有错字，清楚。第二，有内容。我念念。”念完了，学生们笑起来。我说：“不要笑。‘我’是多了。讲了一个‘我”人家明白了，就不必再有‘我’。事情还是写了一些，而且看到有雾，别的同学就谁也没有写到雾。大体也明白，只是逗号太多，一逗到底。不过这是以后纠正的事。”我又拿了第二篇，念了，学生们又笑起来。我说：“可笑吧?念了八年书，写一件事情，写得像兔子尾巴。不过这篇起码写了一个‘走’字。我明白，他不是跑来的，也不是飞来的，更不是叫人背来的，而是走来的。就这样，慢慢就会写得多而且清楚，总比抄些东西好。”

你听阿城在文章中如何评价学生的作文：

第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要老老实实的给你说出来。

第二，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我要给你说的清清楚楚。

第三，怎么写的更好，我给你方法。

这不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最基本的吗？

就这样写自己干过的事情；

就这样慢慢写；

就这样写的老老实实，清清楚楚；

总比吵别人的好！

将近下课，我说：“明天大家带来砍刀，咱们班负责二百三十根料，今天就分好组，选出组长，争取一上午砍好，下午运出来。”......忽然有学生问：“回来可是要作文?”我笑了，说：“不要先想什么作文，干活就痛痛快快干，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心出危险。”学生说：“肯定要作文，以前李老师都是出这种题目，一有活动，就是记什么什么活动，还不如先说题目，我们今天就写好。”我说：“你看你看，活动还没有，你就能写出来，肯定是抄。”

我们是不是都这样？

活动是为了作文？或者，凡是有活动，都想着有作文？

阿城不是教师，可是看到了学生心里面。

（5）

阿城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现在已经过去了许久，仿佛是埋在黄土地里的历史。

如今，先进的教学理念，精彩的教学流派，多样的教学方式，超前的教学资源和辅助手段无不成为了教学的一部分。

按说，我们应该更会上课了，越发轻松面对各种挑战了。实际上，我们时不时的总会迷惑：课到底该怎么上？学生该怎么教？

阿城在文中也问过自己：

有时怀疑起来，是不是我害了学生?书究竟可以这样教吗?学也究竟可以这样学吗?初时将教书看得严重，现在又将学习搞得如此呆板，我于教书，到底要负怎样的责任?但看看王福抄得日渐其多，便想，还是要教认真，要教诚实，心下于是安静下来，只是替王福苦。

最好的答案永远是没有答案！

它借由阿城这个不是教师的“教师”的文字，传递给我们，让我们也不仅思考：

书究竟可以这样教吗?

学也究竟可以这样学吗?

初时将教书看得严重，现在又将学习搞得如此呆板，我于教书，到底要负怎样的责任?

寻找答案的路上，请记住阿城的忠告：

还是要教认真，要教诚实，心下于是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