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贺兰山曾经为边关雄障，如今却是书香和文化的代表

提起贺兰山，人们会很自然联想到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

作为与南宋和辽成鼎立之势存在了近二百年的西夏王朝的屏障与象征，这些壮怀激烈的诗句，曾经激励过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党项人的雄心，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贺兰山的熏陶与鼓舞。清人胡秉正也赋诗曰：“西北天谁补，此山作柱擎，蟠根横远塞，设险压长城。俯看黄河小，高悬白雪清。曾从绝顶望，灏气接蓬瀛。”

贺兰山峰峦连绵，巍峨起伏，在塞上爽烈硬朗的骄阳里，岚蔼蒸腾，远远看去，仿佛一道蔚蓝色屏风，横亘在银川平原西北。山形酷似一匹恣意驰骋的骏马，扬鬃奋蹄。

贺兰山在蒙古语中，意为骏马，属阴山山系，山脉绵延二百多公里，最高峰三千五百五十六米，是中国外流区和内流区的分水岭，也是季风气候和非季风气候的分界线，早在几百年前，贺兰山一带曾是树木葱郁，野兽出没的地方，更是有着塞上江南美誉的银川平原的一块屏障。贺兰山很早就是我国北方的一座名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沿用汉代说法称贺兰山为卑移山。贺兰山地名最早的记载出现在隋代，而唐代史籍有这样一段记载：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之贺兰。

九龙套砚

“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贺兰山顶草，时动卷旗风。”

绵延河西走廊数百公里的贺兰山，在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的战火洗礼之后，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功名梦想，抵御了西北狂风对河套平原的侵蚀，在中国的名山中，它以硬汉的形象卓立于世。

与岳飞的《满江红》相比，唐朝叶韦蟾的诗句却勾勒出贺兰山下的另一幅图景：“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

贺兰山有书香之气。

除了贺兰山曾经为边关雄障，在文人笔下总是与金戈铁马密切相联之外，还因为出自于贺兰山的贺兰砚就是书香和文化的代表，是产生出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和引人入胜的书画作品的媒介。它与广东“端砚”、安徽“歙砚”、甘肃“洮砚”合称中国四大名砚。1963年12月，董必武视察宁夏时，对贺兰砚大加赞赏，称其兼具端砚与歙砚的优点，更胜在细润入微、悦目怡神上，不愧为宁夏之宝。他挥毫泼墨，题诗赞曰：“色如端石微紫深，纹似金星细入肌，配在文房成四宝，磨而不磷性相宜。”

1975年在银川市石雕厂闫子江（中）正在为闫森林（左）、施克俭（右）传授技艺

贺兰石产于海拔两千六百米左右的贺兰山悬崖上，形成于十三亿年前震旦纪中前期，是地层中染色沙质极岩在自然应力作用下形成的块状岩体。由如此坚韧而细腻的岩石打磨而成的贺兰砚是历代文人喜爱的文房瑰宝。因此，在中国书画界有“一端二歙三贺兰”之说。贺兰砚，雅称“碧子砚”。贺兰石是做贺兰砚的原材，之所以无比珍贵，是由于构成贺兰石的矿物质非常微细，只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夹携着玉带、云纹、眉子、银线、石眼等结构，均匀地散布着多种坚硬的石英粉和铁矿物微粒，石质细密，结构均匀，坚而不脆，用它不仅古朴典雅、妙趣横生，而且发墨迅速，不郁结，又耐用。带盖的贺兰砚如同密封器一般，素有“存墨过三天”之说。尤其是贺兰石自然形成两种色彩：远看仿佛那“碧绿”是嵌入“紫石”中的碧玉；近观，却是自然生成的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在砚石中极为罕见。

贺兰砚在雕刻之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相石”与“俏彩”。所谓“相石”一如相面，即是对一块石料的大小、纹理、厚薄、形态等进行总体上的品味和揣摩。所谓“俏彩”，则是依照“深紫”“碧绿”二色的分布层次，尤其是根据“碧绿”自然形成的云、月、水、山、龙、鹤、松等形纹，随彩走形，谋篇布局，勾划主题。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艺术家们常常要对一块贺兰石达摩面壁一般端详许多时日，等心中有了整体图案时，方才下刀雕刻。正是这一块块“碧绿”，犹如穹空之星光、大地之树木、花束与飞禽走兽为贺兰石赋予了极高的艺术天赋，也为雕刻艺术家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太白醉酒”“赤壁怀古”“松鹤延年”“北斗七星”“飞天乐伎”“丹凤朝阳”等常见的图案，常在贺兰砚上得以体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才与砚台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一方质地细腻、造型奇特、图案精美的的贺兰砚，往往需要艺术家们采用深雕、浅雕、透雕以及镂空雕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经过数月甚至数年的精心打磨与雕刻，才能使其成为集使用价值、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于一身的艺术珍品。

贺兰砚的雕刻大师们，古今有之，其雕刻技艺也世代相传。清代道光年间，宁夏道台谢威风曾招请南方制砚名手，传技艺于当地，使贺兰砚的雕刻技术得到快速提升，风格上具有南柔北刚的独特个性。

贺兰砚的制作究竟起始于何时？最早的说法是“蒙恬制笔”之说。大秦统一六国以后，蒙恬作为秦始皇的一员战将，曾率兵十万余众屯垦于宁夏黄河两岸。在这段岁月里，蒙恬“以柘木为管，鹿皮为柱，羊皮为被”，制造了被后人称谓的“秦笔”“苍毫”。既然造了笔，与其配套的砚台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邵元冲在《西北胜览》中写道：“贺兰山之附近，又产紫石，可为砚。市上有出售者，亦西北名贵产品也。”最早记载贺兰石刻砚的是《宁夏府志》。在其“地理山川”一节里有这样的描叙：“笔架山在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

尽管贺兰山绵延数百里，岩石嵯峨叠加，但能用做贺兰砚的贺兰石储量却极小，总储量仅为三十五万立方米，而可供开采的中心区储量仅有六万立方米。为了更好的保护和科学开发贺兰石资源，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每年限量开采贺兰原石不超过二十吨，使得贺兰石制品尤显珍贵。

更为珍贵的是贺兰石有这样一个传说：古贺兰国有一位公主，名字叫坦依·贺兰，她不但貌美如花，而且心地善良。坦依·贺兰不顾王室反对，与身份卑微的武士阿拿结为夫妻。阿拿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经常鼓励部族的青年男女要冲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后来阿拿在抵御外族的侵略中战死沙场。丈夫死后，妻子坦依·贺兰一直守护在爱人的身边，日夜祈祷，流下的眼泪最终化作清秀莹润的彩色石头——贺兰石。在爱情的感召下，阿拿终于起死回生，从此俩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为纪念公主坦依·贺兰和阿拿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人们将贺兰石称作爱情石和幸福石，并把它当作寄托爱情的信物和幸运的象征。

滚钟口，距银川市三十公里，是绵延数百公里的贺兰山离银川最近的风景点。笔架山海拔两千六百多米，从滚钟口举目西望，笔架山的悬崖峭壁上有一道岩层，仿佛紫云萦绕，十分壮观。奇石来自灵山，贺兰石便出自这里。

每年五月至十月为贺兰石采掘时间，倘若这个时间你到滚钟口，会看到采石人悬于云端，亦为一景。他们荡于悬崖峭壁之间的云雾之中，踏天石、磨快刀、割紫云，极其惊险壮观。为了保证贺兰石的完整性，如今依然采用露天手工采掘。采石工人们不能在山上生火做饭，也不能住在山上，每天要背负二十多公斤的贺兰石翻山越岭来回跋涉七小时山路。

除了制作砚台之外，用贺兰石制作的镇纸、屏风、挂件等也是极有特色。倘若走在银川大街上，你会碰见靓丽的女子们颈项间挂着精美的挂件，紫色石头上嵌有淡青色图案，或生肖，或云龙，或寿星，或财神，或月上柳梢头，或人约黄昏后，那就是由贺兰石雕制而成的。

正是由于贺兰砚的珍贵，促进了宁夏石雕艺术的快速崛起，在贺兰砚雕刻历史可考的三百余年里，石雕艺人辈出。清光褚年间，闫氏家族的砚台雕刻技艺，在银川已有一定的名气，他们为贺兰石砚雕刻艺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和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闫子江进入银川刻字社，继续从事制砚工作。20世纪60年代，闫子江、闫子洋兄弟受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委派，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的建设工作，在此期间雕刻创作出了大型浮雕挂屏——毛泽东手书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人物浮雕《红军长征过六盘》、山水插屏《塞上江南》等许多各俱特色的工艺品。改革开放后，随着宁夏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江南制砚高手的进入，贺兰砚的雕刻技艺得到了丰富和推广，贺兰石砚多次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旅游产品展，获得了许多荣誉，贺兰砚制作技艺已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形成了以闫氏家传为主的一批传承群体，涌现出闫森林、陈梅荣、施克俭、杨武、樊庆云、闫淑英、张凤玲、马继红等一批雕刻艺术家。

贺兰山不仅赋予贺兰石以灵气，也使它更具有文化价值，成为继承和传播中国古老文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