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三大不婚的规定, 但实行起来却有一定的人道情义在其中

在中国古代，男女双方结婚，不止要履行一定的手续，举行一定的仪式，而且还有具体规定，哪些人不能和哪些人结婚，哪些人应当和哪些人结婚。本文就介绍一下基于血统考虑的三项婚姻禁规。

一：同姓不婚

中国的姓来源复杂，渊源之一是母系氏族，所以很多姓带女字旁。文明社会的同姓不婚和原始社会的同一氏族禁止“婚配”，也基于同样原因—使本团体人丁兴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左传·昭公元年》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姓不婚还有伦理上的考虑。《白虎通·嫁娶》说：“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除此之外，与外姓联姻，也是扩大家族对外联系的一种手段。多一门姻亲，就多一份社会联系。总之，同姓不婚，一是为子嗣众多，身体健康。二是为不乱人伦，稳固家庭。三是为扩大家族对外联系。

我国夏商时期，“同姓不婚”尚未明确。自周朝开始，才有具体规定，即所谓“夏商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但汉朝之前，对违反“同姓不婚”规定的人如何处置，未见记载。北魏规定，同姓为婚者腰斩。刑罚过严，恐难以执行。唐朝规定，同姓为婚者．各判徒刑2年。缌麻（五服内关系最远之丧服）以上为婚者以奸论，处刑更重。不过据学者们考证．这里所说的同姓，指同宗同姓。如姓同而宗异，不在处罚之列。金、元、明时期，对同姓为婚者，均“杖离之”。即用棍打当事者一顿，令其离异。清朝有关法律有所松动，认为“同姓为婚，礼所禁也。第穷乡僻壤，娶同姓者，愚民之所恒有，若尽绳以法律，离异归宗，转失妇人从一而终之义。”故光绪年间修订刑律时，删掉同姓为婚一条。不过就民间习俗而言，如有可能，还是尽量回避同姓为婚。

二：亲属不婚

我国文明社会早期，一夫一妻制初立，“群婚”习俗未除，两性关系混乱。春秋时期，卫宣公诱奸其父卫桓公美姬夷姜，生下一子，名伋。后又为伋娶妻而自娶之。（《左传·隐公四年》）此外，晋献公烝（指娶父亲的妻妾及兄长的妻妾）其庶母齐姜；晋惠公烝其庶母贾君；郑文公报其叔母陈妫；楚襄公之子黑要烝其母夏姬，此类乱伦事件《左传》记载颇多。这种两性关系的混乱必然造成家庭矛盾。最突出的例子，便足杨广杀父。杨广在其父隋文帝患病期间．逼辱其父爱姬陈夫人，造成父子对立。后来杨广竟然因此杀死父亲，即位称为隋炀帝。隋唐以后，法律都禁止亲属为婚。

唐律规定：“诸尝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妾各减二等，并离之。”宋、元、明、清各朝，对亲属为婚者的惩罚，大致同上。清朝时有一个农民，名叫黄发发，与寡嫂结婚，被人告发。官府认为，虽然乡间有此习俗，但在礼即属乱伦，在法尤为重罪，不能因乡愚无知，给以宽免。所以将黄发发权六十，妇黄沈氏交给官媒价卖。其实，弟娶寡嫂，与其他乱伦不同，所以乡间“有此习俗”。如果黄发发不被人所告，也许“民不告，官不纠”。

在专制制度下，法律主要是 对付小民的。在高官显宦面前．它是无能为力的。武则天本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太宗去世，又被高宗先立为妃子，后立为星后，最后当了皇帝：杨玉环本为唐玄宗之子寿王瑁的妃子，却被唐玄宗夺为己妃。两个皇帝并没有因这种乱伦行为受到处置。武则天和杨玉环更没有因此被绳之以法。

三：先奸不婚

所谓先奸不婚，就是不允男女先发生性关系而后结婚。古代结婚．所以规定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要有六礼，目的之一是受严格区分婚与非婚的界限，以便隔男女、防淫乱。先奸后婚，却恰恰抹杀了婚与非婚的界限，因而被社会视为大忌，视为丑行。如果婚前来孕未育，容易遮掩，尚不致家庭蒙辱。如果婚前怀孕生子，就会使亲属无地自容，孩子抚养也成问题。所以古代对未婚男女，都严加隔离。如果发生非礼行为，按规定应严加惩处。《尚书·大传》规定，“男女不以礼交者其刑宫。”所谓宫就是一种宫刑，即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不过如此严厉的规定未见实行。各代未婚先奸者从未受到宫刑。战国齐湣王之子法章，避难于太史嬓家。太史嬓之女与之私通。后来法章做了齐王，还堂而星之地迎太史嬓之女为王后。隋炀帝更是胡闹，为笼络军心，在江都召女子让将士淫乐。有奸通者，许其婚配。到了宋代，理学大兴。法律对先奸后婚有了明确规定：先奸后婚者，离之。元朝甚至规定，先奸后婚者即使有了子女，也必须令其离异。

古代社会对于先奸后婚持有十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视之为丑行，尽力防止、贬斥．即使容忍，也是为了避免家丑外扬。另一方面，又把先奸后婚视为美事，加以颂扬。《西厢记》中的崖莺莺和张生先奸后娶，不但不为后人所诟，反而成为美淡。《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遣莺莺》情节与此类似。张浩与李莺莺私定终身、同枕共眠之后，张浩叔父逼张浩与孙氏成亲。李莺莺告到官府。审官玉成其事，在其状尾判道：“花下相逢，已有终身之约；中遭而止，竟乖偕老之心。”

《词坛纪事》记载，有一文人逾墙偷情，被送官府，官员马光祖以诗试他，他秉笔而书：“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邻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汉狱囚。”马光祖对此诗十分欣赏，写词一首为判：“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聊赠青鈇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

根据《元明事类钞》记载，某一富人聘一秀才教其三女，秀才先与长女通奸，后与两妹通奸。被告到官府。官员不忍对三女加刑，出对使其对。官员说：“三女成奸，二女都因长女起。”长女应声答道：“五人为伞，四人全仗大人遮。”官员昕了十分高兴，遂判三女同嫁秀才。

人们对先奸后婚同情甚至赞扬，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古代，结婚主要是为了成家，而不是娶妻，性爱被忽视，被压抑。通奸恰恰又是性爱所致。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性爱达到非常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追求性爱是人之共性，人们从礼教和家庭利益考虑，反对先奸后婚，但从男女之爱考虑，又往往对先奸后婚抱宽容态度甚至歌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