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一）|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

李路路、石磊、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整个社会变迁的核心过程之一。本文基于一个一般的阶层结构框架和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聚焦于阶层间代际流动，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通过对阶层间代际流动趋势、机制、国际比较以及效应等四个方面的集中分析，本文提出：在工业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代际间的总流动率四十年来持续上升，而代际关联系数则呈N型变化，在经历了早期的上升和之后近二十年的持续下降后，最近十年间再次出现上升。本文认为，绩效主义原则和阶层再生产效应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对强弱决定了代际关联系数的N型变化趋势。与本文选择的20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排名第17位，相对较低。而对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分析表明，一个开放、流动的（包括向下流动）社会能够通过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

关键词

阶层间代际流动；代际关联系数；国际比较；社会流动效应

自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年。以现代化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四十年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是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过程之一。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激励、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社会矛盾与冲突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之一。因此，转型社会中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趋势一直是学术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值此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系统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趋势和机制，构成了本文的主题。

在社会结构分析中，社会流动是分析的核心主题之一。无论是在阶级的视角还是等级的视角下，社会流动研究都取得了异常丰富的成果（Ganzeboom et al.，1991）。尽管如此，在两个基础性的也是核心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论或疑问，即所谓变迁的趋势和变迁的机制。例如，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究竟是趋于增长和开放，还是保持某种稳定性且以再生产和短距离流动模式为主（Ganzeboom et al.，1989）？对社会流动来说，究竟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还是政治或体制变革更有影响呢（Zhou & Xie，2017）？

本文作者认为，阶层间代际流动是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和社会流动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状况和机制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彰显了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机会结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1978年以来在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独特发展道路和变迁模式，以及当前中国社会迈向新时期、新阶段的时代背景，都使上述“经典”问题变得更有意义，也更加吸引学界和社会的关注。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类似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已有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相对比较狭窄的议题。

本文将接续社会流动研究中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以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为背景，基于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来分析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并以此透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本文试图回答：第一，在四十年的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趋于固化呢，还是趋于流动和开放？第二，主要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一变化趋势？下文将从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当代中国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和变化机制、当代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的跨国比较以及当代中国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等几个部分展开分析。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

社会流动的一般理论认为，阶层间代际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在代际之间的变动。代际流动总流动率（简称代际流动率）是指代际流动占所有情况（包括代际流动与代际继承）的比例。由阶层结构变迁引发的代际流动称为结构流动，在控制父代与子代的阶层结构以后所发生的代际流动称为相对流动。相对流动是衡量社会开放性的直接指标，通常用关联系数来测量。

如前所述，在代际流动，包括阶层间代际流动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上，都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澄清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对此做些更细致的讨论。

第一个基本问题是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工业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理性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社会将逐渐打破一切阻碍流动的障碍，代际流动的机会将大量增加，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会持续上升。虽然这一判断在FJH假设提出后遭受很多质疑，但仍然不断有新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趋势的存在（Erikson & Goldthorpe，1992；Ganzeboom et al.，1989）。

对于这种笃信工业化—理性化发展会导致代际流动率持续增长以及社会开放性程度不断提升的理论，直接反对或修正的观点则认为，因工业化水平不同而出现的代际流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结构流动上，不同社会的相对流动率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普遍性；虽然不同社会的代际关联程度有所不同，但社会成员的机会模式（pattern of opportunity）大致相同，即以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Featherman et al.，1975；Erickson & Goldthorpe，1992）。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化机制。无论代际流动的状况趋势如何，研究者们都十分关注影响代际流动状况的因素或机制问题。埃里克森与戈德索普（Erickson & Goldthorpe,1992）曾具体总结了三种影响机制：结构变迁机制、社会选择机制和社会构成机制。在工业化理论看来，在上述三种机制的作用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父代对子代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弱，代际流动机会将会越来越平等开放。

首先，社会结构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会导致社会劳动分工结构持续、迅速地变化和分化，并由此带来劳动人口的重新配置。具体包括两个过程：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二是科层组织的膨胀与职业技术的发展导致对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降低体力劳动力的比例。这两个过程对传统社会中子继父业的社会继承模式造成了极大冲击，导致了工业化社会代际流动增加。

其次，社会选择机制认为，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流动率增长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源于社会选择标准的转变。这一转变简单说就是“从看你是谁到看你能干什么”。在工业化社会中，“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成为劳动力配置的首要原则，这就使得受教育程度等自致性成就逐渐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成为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首要因素。

最后，结构变迁机制与社会选择机制共同组成了社会构成机制，即不同的经济部门对绩效主义原则的遵循程度是不同的。比如传统的农业部门就不讲什么“唯才是举”，这一部门中的代际继承性也最强；而在技术水平更先进的产业和部门中，绩效主义原则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传统农业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使得绩效主义原则更快地成为劳动力配置的主导原则，社会流动的水平就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

无论是社会选择机制还是社会构成机制，都是指“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扩散，所以二者可以一同看作绩效主义扩散机制，这种扩散机制将促进相对流动的增长；加上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更多的结构流动，它们共同推升了一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总的代际流动率。

但是，工业化理论的反对者则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包括在工业化社会中，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的地位和资源优势，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继续保持并在代际间传递下去，如社会封闭、文化再生产、财产继承等（Featherman et al.，1975；Erickson & Goldthorpe，1992；李路路，2003，2006）。只要这些社会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资源分布大体一致，那么以此为基础的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就是相似的，各阶层间的相对流动机会也就相似（Featherman et al.，1975；Grusky & Hauser，1984；Erikson & Goldthorpe，1992）。因此，即使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绩效主义原则不断扩散，但是再生产机制的强化则会抵消这种扩散带来的流动效应，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维持稳定，相对流动率也不会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上升。

这一争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定论，因为社会不断变迁，新时代、新过程和新材料不断出现，研究者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停止。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快速的工业化与体制转型作为两个相对独立但同时又相互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社会过程，都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变迁、绩效主义的扩散，以及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从而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和基本模式。中国社会的状况和经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下面将首先描述我国四十年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然后根据上述解释框架对该变化进行系统分析。

二、当代中国阶层间的代际流动

（一）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

为了分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本文合并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2008、2010、2012、2013、2015共6年的数据和1996年“社会结构与社会现代化”的数据。基于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且相对简单的职业阶层结构，即根据被访者调查时点的职业和14岁时父亲的职业，划分出5个职业阶层，分别为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如表1所示）。

在分析方法上，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所以采用出生同期群进行趋势分析。考虑到这一方法假定个人的职业地位在其一生中固定不变显然与实际不符，为保险起见，本文假定个体的职业在30岁及以后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将样本的年龄限定为30-65岁，并将全体样本划分为1936-1947年、1948-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7年、1978-1985年五个出生同期群。根据本文的假定，这五个同期群最终的职业地位获得时期分别在1966-1977年、1978-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7年、2008-2015年。

基于上述数据，本文首先计算了各出生同期群的总流动率，然后使用对数乘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了代际关联系数，结果如图1所示，为了分析和解释的方便，我们将个人的最终职业地位获得时期作为横坐标。

从图1的数据看，我国代际流动的变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代际间的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激增至当前的0.71，这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有38%的被访者的职业阶层地位与其父代职业阶层地位不一致，而最近这一比例则高达71%。其二，测量相对流动率的代际关联系数呈N型变化。改革开放前到20世纪80年代末，代际关联系数陡然上升，相对流动率下降；从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代际关联系数持续下降，相对流动率不断增长；然而在最近十年，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反弹，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如何解释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和相对流动率的N型变化呢？我们下面将首先分析总流动率的持续上升，接着再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二）总流动率的持续提升

图1结果说明，只有在改革中期时，相对流动率才有所增长；而在其他时期，相对流动率都是下降的，但总流动率则持续上升，说明总流动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相对流动率，主要取决于结构流动率的提高，而结构流动率的提高又主要是因为社会职业结构变迁带来的。不过，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变迁除了由工业化推动之外，经济体制转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图2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了我国近30年职业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我国体力劳动人员（包括农林牧渔生产相关人员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相关人员）的比例从1990年的86%下降到2016年的51%。这就意味着，199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只有14%的人能够成为非体力劳动者，但30年后，等他们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将有49%的人能够成为非体力劳动者，其机会是他们父代的3倍多。这一社会职业结构变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变化速度更快。因此，我国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在最近二十年里从49%快速上升到71%，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具体机制包括两方面。

首先，随着职业技术的发展与科层组织的膨胀，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的需求增加，而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张则为此提供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从图3可以看到，2017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甚至达到了100%，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从1998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从1978年的2.7%增长到2017年45.7%。

其次，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样加快了社会职业结构变迁。体制转型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管理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从国家分配到自主择业政策的转变）与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城市与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地迁移，如图4所示，从1989年到2017年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从3000万激增至1.72亿。与此同时，私营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则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图5显示，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就业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而其他单位就业人口比例则持续上升。正是因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许多原本出身于劣势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人，通过在非国有部门中就业成为工人、办事人员、个体户等，实现了向上的代际流动。

（三）相对流动率的变化

如前所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呈现出一个先下降、再上升、最后又出现下降的倒N型过程。在本文看来，相对流动率的升降主要取决于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效应与再生产效应的相对强弱，而这两个效应具体体现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领域。下面分三个时期来具体分析相对流动率的变迁过程。

1.改革初期（1978-1989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平均主义政策与政治运动，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重组，出现了所谓“去分层化”的现象，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较高的相对流动率（Parish, 1984）。以教育获得为例，国家对教育机会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使得受教育机会明显向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倾斜，这就使得当时的教育机会分配相对平等，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减弱，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平等化程度日益增强，并在改革开放前达到顶点（Deng &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a；李煜，2006；郝大海，2007）。

然而，改革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原本是想巩固“去分层化”的结构，但却造成了一个意外结果：这些运动不仅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的限制，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于政治价值的信任，进而使得人们向日常生活中撤退，个人生活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正因为此，人们开始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孙立平，1996；郝大海、王卫东，2009）。等到国家在改革之后放开制度限制，逐渐取消“去分层化”政策，如恢复“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允许下乡青年返城、自由就业等，阶层再生产机制就重新发挥作用，家庭背景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与劳动力市场中同时显现。

从教育获得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机会不平等显著增强（Deng &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a；李煜，2006；郝大海，2007），有学者甚至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在临近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有所恢复，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要么努力抗拒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冲击，要么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通过权力因素保护其子女免受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延续了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刘精明，1999；Zhou & Hou，1999）。图6展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群体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的变化。由图6可知，在改革初期的10年间，出身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一般非体力人员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显著提高，均超过了11年。相比之下，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则没有显著的变化。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代际继承的增强。例如，有研究发现，许多出身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下乡知识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离开农村后均通过教育途径获得了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缩小了与其父母的差距（Davis, 1992）。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改革初期，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相对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尽管个体、私营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但仍是零星的、局部的，原有的城市劳动力管理体系在80年代得以延续，大部分人的工作仍由国家统一安置，个人很难自主选择工作或更换工作。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工作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单元，而这些资源往往是单位职工劳动报酬的基础，因此单位地位才是衡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Lin & Bian，1991）。在上述背景下，家庭所拥有的强关系能够帮助子女找到分配工作的关键人，从而能够分配到一个好的单位，获得好的工作（Bian，1997）。此外，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废止，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使得城镇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此，“子承父业”的接班顶替制度在这一时期大规模推广，也就进一步提高了代际继承的强度。大量研究显示，在改革初期，家庭背景对子代单位地位与初职地位的影响均有所上升（Zhou et al.，1997；郝大海、王卫东，2009；李路路、朱斌，2015）。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去分层化”政策的限制，家庭资源的作用空间不大，主要是政治资本能够影响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周雪光，2015）。改革开放之后，一旦这些政策取消，那么家庭资源的作用空间也就随之扩大。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发挥影响的家庭资源主要是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这是因为改革前的平等主义政策使得改革初期家庭累积的经济资本差异较小，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使得政治资本更加容易传递。但文化资本与前二者不同，文化资本因为内在于父母自身，外部很难予以剥夺，只要外在环境不是极端恶劣，父母总能通过言传身教把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相对稳定，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郝大海，2007；刘精明，2008；吴愈晓，2010）。

2.改革中期（1990-2007年）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近20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阶层间代际流动上表现为相对流动率持续增加，社会开放性不断扩大。在本文作者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时期“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的迅速扩散，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一过程是由相关的社会选择机制和社会构成机制促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绩效主义的扩散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而在教育领域，再生产机制的作用依然很强。

随着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选择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人力资本回报在20世纪持续增加，教育收益率从20世纪80年代时的3%左右增长到12%左右（李实、丁赛，2003；李春玲，2003b；李培林、田丰，2010）。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在同一时期，强关系和人情资源带来的收入效应在减弱，而弱关系和信息资源的收入效应逐渐增强（边燕杰等，2012）。上述发现说明，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竞争日趋激烈，“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中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所以我们能看到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初职地位影响有所下降（郝大海、王卫东，2009；李路路、朱斌，2015）。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选择原则之所以能够迅速转变，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部门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比例的升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也会增加，“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更加普遍。这种社会构成机制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体制转型催生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私营经济部门，相比于国有部门，私营经济部门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更加追求绩效最大化，因此私营经济部门更有可能唯才是举，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更弱。许多研究发现，在私营经济部门中教育收益率更高（Wu,2002；Zang，2002；李春玲，2003b；刘精明，2006；王甫勤，2010），教育对于晋升的影响也更强（Cao，2001；Zhao & Zhou，2004），而社会关系网回报则在私营经济部门更弱（张顺、郭小弦，2011）。

其二，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那些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较好的工作，即使控制了人力资本，情况也是如此(李骏、顾燕峰，2011)；而农业户籍人口即使进入了城市，往往从事的也多是城镇居民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如体力型的、低技术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的工作，而且他们很难通过工作流动实现向上流动（张春泥，2011）。这就意味着，与城镇户籍的劳动者相比，农村户籍劳动者的代际继承性更强（李路路、朱斌，2015）。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情况开始改变，我国城镇化速度迅速加快，平均每年有1%的农业户籍人口转变为城镇户籍（见图7）。摆脱户籍歧视之后，他们在城市中就业更加方便，也更有可能获得高于其父辈地位的工作。随着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比例增加，整体的相对流动率也会提高。

与劳动力市场不同，在同一时期，绩效主义原则并没有在教育领域得到有效扩散。一方面，虽然个人能力始终是教育选拔中的决定性因素（刘精明，2014），但“择优录取”的选拔原则在此时期并没有增强。大量研究表明，在教育扩张过程中，精英阶层因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包括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源），通过文化再生产、资源转化、理性选择等各种机制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扩张所增加的教育机会（Goldthorpe，1996；Breen & Goldthorpe，1997；李煜，2006；刘精明，2008；王进、汪宁宁，2013；侯利明，2015；赵延东、洪岩璧，2012；李忠路、邱泽奇，2016），因此教育机会不平等并没有在教育扩张过程中得到有效抑制。特别是一些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如重点中学、大学本科的机会等，不平等程度甚至还有所扩大（刘精明，2006；李煜，2006；郝大海，2007；吴晓刚，2009；李春玲，2003a，2010，2014）。

另一方面，西方研究发现，相比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代际关联性会更低。那么，伴随教育扩张尤其是大学扩招，大学文凭群体比例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也会随之增加（Breen，2010；Pfeffer & Herte1,2015）。但是，我国的经验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不随着受教育程度而变化，因而教育扩张所带来的社会构成效应也不显著（杨中超，2016）。

总的来说，在此时期，虽然教育领域中再生产机制的作用依然很强，但“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在劳动力市场中得以迅速扩散，最终使得社会开放性有所上升。不过，如果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下降的话，那么社会开放性是否能够持续扩大就存在不确定性。

3.最新趋势

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性的扩大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本文的分析表明，最近几年，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究其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于当代中国的转型过程本身。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格局，近些年发生在各省的围绕高考名额的激烈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普遍化程度。既得利益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担心不断进行的改革开放会影响到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就有可能利用各种资源和机制，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就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整个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变强（郑辉、李路路，2009；吕鹏、范晓光，2016）。具体来说，再生产机制的变强会受到下述两个社会过程的推动：

其一，持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在不断扩大。以收入不平等为例，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3持续增长到2008年的0.491，此后虽略有下降，但依然保持在0.46以上。随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某些社会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资源优势扩大，从而强化了再生产结果（李煜，2009）。正如一些研究所发现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性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因为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筛选理性化的结果，而是因为社会不平等随着现代化进程下降，削弱了代际传承的基础（Treiman & Yip，1989；Torche，2005）。

其二，市场机制在非经济领域的扩散。有关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言，党和国家历次的重要文件对此都有充分的论述。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市场机制在带来效率的同时还会带来相应的不平等效应。市场化的推进使得市场机制逐渐渗透到许多非经济领域，使得家庭资源在这些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或者说家庭资源的回报越来越高。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婚姻领域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市场化程度。从教育领域来看，目前在各个教育阶段，都有获得教育机会的市场途径，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区房、高中阶段的择校费或赞助费、大学阶段自费留学等等，还有在各个阶段都存在的培训班、补习班等。正因为此，一些研究发现，管理阶层子女的升学优势从改革中期以来就不断扩大（李煜，2006；郝大海，2007）。从婚姻领域来看，无论是自致性同类婚还是先赋性同类婚，近年来都有所回升（李煜，2011；齐亚强、牛建林，2012），很多人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许琪，2016），在择偶的时候越来越看重对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济实力（徐安琪，2000），而匹配的婚姻对象及其家庭也有助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维持或提升（朱斌，2017）。婚姻匹配的上升将使得借助婚姻向上流动的路径变窄。

除了阶层再生产机制作用变强以外，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构成效应的衰减也是近年来相对流动率下降、代际流动固化的重要原因。伴随前三十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我国的私营经济部门以及城乡迁移人口规模都大幅增加，改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使得“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在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广泛，进而促进了代际流动的增加。然而，近十年来，上述过程都逐渐趋于缓和，如从图5可以看到，2010-2016年，我国城镇非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就业人口比例从79.5%增加到84%，而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近两年甚至有所下降，可以说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已经到了一个阈值，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构成效应逐渐减弱。

三、代际流动的跨国比较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的阶层间代际流动在总体上经历了持续的增长过程，但在相对流动率上，则经历了由低转高、又由高转低的变化。那么当前中国的代际流动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异同呢？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比中国高，按照工业化理论，他们的代际流动程度应该比中国更高。事实是否如此呢？另一方面，同样经历了市场体制转型，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是否具有某些共性和独特性呢？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本文从代际流动程度和变化趋势两方面，将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和西方发达社会进行了比较。

目前的跨国比较研究很少把中国纳入到比较视野中，周翔与谢宇的研究做了一个尝试。他们发现，中国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西方大部分国家：一是层级效应较低。层级效应用于测量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或隔离程度，由于不同阶层的距离不一样，长距离流动与短距离流动的障碍是不一样的。层级效应较低意味着父母的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的影响较低。第二个不同则是城乡之间的代际流动更为频繁（Zhou & Xie， 2017）。

（一）代际流动程度的跨国比较

为了进行代际流动程度的跨国比较，首先，在数据上，本文合并了欧洲社会调查（ESS）2010至2016年的数据、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GSS）2010至2012年的数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2010至2016年的数据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至2015年的数据，提取了10个转型国家和10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阶层分类结构上，依然采用前文中的五分类法，计算各国的代际关联系数。结果如图8所示。在所选定的10个市场转型国家和10个发达国家中，所有国家的代际关联系数均显著大于0，说明在这些国家中，代际继承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中国的代际关联系数位于第17位，仅稍高于美国、芬兰和瑞典，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相对较高。

上述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都比中国更高，按照工业化理论的推论，这些国家的相对流动率应该高于中国，但结果并非如此，说明中国的再生产机制更弱。出现这种特殊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整个社会机会结构的改变，我们在下面会集中讨论，另一方面可能是如下一些具体原因所造成的结果：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代际流动过程中的层级效应。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尽管仍然广泛存在，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其教育机会不平等相对较低。

一方面，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教育系统的标准化与客观化程度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有着重要影响。在标准化与客观化程度更高的教育系统中，由国家统一规范教学大纲、教材、以及升学考试，不同学校的学生接受的教学内容相似，而且考核与升学考试的内容就是教学内容，此时教育过程的透明度较高，对于孩子学习成绩与教育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学生的努力程度，较高社会阶层的家庭文化资本作用会受到一定抑制（Horn，2009；Van de Werfhorst et al.，2010； Xu & Hampden-Thompson，2011；Byun et al.，2012)。中国教育系统的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尤其是中考与高考，基本上都是统一的标准化考试，老师教学也完全围绕考试内容展开，这为工农子弟通过努力向上流动提供了重要渠道（吴晓刚，2016；朱斌，2018）。相比较而言，在标准化程度较低的教育系统中，学校自由度较高，容易受到地方社区以及社区精英阶层的影响。卡拉贝尔（K. Jerome）在《被选中的》一书中详细叙述了美国三大精英大学——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是如何受到精英阶层影响的（卡拉贝尔，2014）。

另一方面，从文化观念来看，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非常推崇教育，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中国父母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例如，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显示，将近88%的父母希望其子女未来能完成高等教育，将近20%的父母甚至希望子女能读到博士。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由于精英阶层能够承受较高教育成本、具有较高毕业概率，同时规避向下流动的风险更强，因此精英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往往显著高于其他阶层父母（Goldthorpe，1996；Breen & Goldthorpe，1997）。但是，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父母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要远远小于其他非儒家文化国家。大量研究都显示，教育期望是决定学生学习成绩与教育机会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Sewell et al.，2003；王甫勤、时怡雯，2014），如果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较小，那么最终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也会比较小。

其次，从城乡部门之间的流动来看，戈德索普等人认为，在西方社会，农民与非农职业间的流动之所以较为困难，是因为二者劳动分工与技术转换较为困难。当西方社会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社会阶层结构较为稳定的时候，城乡之间的流动将因为土地的限制变得更加困难（Erikson & Goldthorpe，1987）。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对中国城乡部门之间的流动具有重要影响的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固然阻碍了农民进城务工，却也“意外地”造成了城乡之间的长距离代际流动。这是因为，农村户籍人口要想改变户籍，主要是通过教育考上大学实现的，而一旦获得了大学文凭，农村子弟往往能够实现长距离向上流动。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比城市大得多,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人口中的相当比例,从而使得中国城市看起来具有很大程度的开放性，甚至出现“反分层化”的效果（吴晓刚，2007）。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进城务工，虽然大多数农民子女走出农村后也很难成为社会精英（吴晓刚，2006；吴愈晓，2010），但是他们通过在非国有部门中就业，成为工人、办事人员、个体户等，实现了向上代际流动，这种短距离流动的累积同样也会降低代际继承性（李路路、朱斌，2015）。

正是因为相对较低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相对较高的城乡流动，中国的代际流动要比西方大多数国家更高。当然，仍然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代际流动和中国差不多甚至更高，其背后的具体原因还需要更多的跨国比较研究来进一步分析。

（二）代际流动变化趋势的跨国比较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选择了样本量较多的匈牙利、捷克、俄罗斯、德国、法国和美国6个国家，以30岁获得最终职业地位为假定划分了1939-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7年、1978-1986年四个出生同期群，各同期群最终职业地位获得的时期相应为1969-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7年和2008-2016年。通过计算各同期群的代际关联系数来分析各国的代际流动变化趋势，结果如图9所示。

一方面，三个转型国家匈牙利、捷克和俄罗斯的代际关联系数拥有与中国相近的N型变化趋势。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剧变之后，三个转型国家的代际继承强度在90年代不断提升，随后在21世纪初的前5年出现下降，最后在最近的10年中又迅速回升。另一方面，三个西方发达国家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代际关联程度却有着几乎相反的变化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21世纪初，代际关联系数大体上渐趋上升，最近几年又都下降，说明这三个国家的相对流动率是先下降后上升。

由此可见，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转型国家的代际流动变化趋势具有某些共性；而相比于上述三个转型国家，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其一，中国代际关联系数下降趋势的持续时间更长；其二，中国代际继承强度在所有转型国家中几乎都是最弱的。

在本文作者看来，转型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趋势之所以不一致，有多重原因。首先，其根本原因在于前者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市场化改革前，转型国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往往都施行了较为激进的“去分层化”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当时这些社会的代际流动率比其他国家更高（Parkin，1969；Giddens，1973:241-242）。市场化改革初期，这些“去分层化”政策首先被取消，在这些社会中以前被抑制的再生产机制重新发挥作用。许多关于东欧国家的研究发现，最先抓住市场改革机遇、成功转型为新社会精英的往往是那些原再分配精英，特别是有文化资本的再分配精英（Rona-Tas，1994；Gerber，2000；伊亚尔等，2008），代际流动过程中社会出身与最终地位之间的关联程度同样也有所上升（Gerber & Hout，2004）。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在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体制转型共同作用下，“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迅速扩散，因而社会中下层的子女也能够在扩大的市场化机会结构中受益，实现向上流动（Nee，1989，1991，1996；Nee & Cao，2002），故而在这些国家中代际流动率又开始迅速增长。但是，代际流动率的这种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市场化改革或多或少重塑了原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当市场化改革逐渐进入稳定的阶段，市场经济日渐完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成型，新的精英阶层就成为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此时，转型国家可能会如同其他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一样，出现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结构壁垒，阻碍跨阶层的代际流动，因而社会开放性会再度减弱（李路路、朱斌，2015）。

其次，相比其他转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开放性的上升持续了更长时间，由此可能也导致了中国的相对流动率总体上要高于前者。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二者推动市场改革的方式不同。大多数转型国家都是自上而下的激进式改革（Eyal et al.，2001；King & Sznajder，2006；Szelenyi，2008），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在短时间内形成，因此社会开放性时间相对较短。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之不同，一直都是双向同时进行的渐进式改革，既有自下而上的生长，又有自上而下的突破（Rona-Tas，1994；Szelenyi & Kostello，1996；Szelenyi，2008；倪志伟、欧索菲，2016）。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在于：它在避免重大社会动荡的同时，也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和机会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中国社会的阶层间代际流动也更加频繁，并能在较长时间保持下去。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代际流动在这四十年先降后升，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转型国家的趋势，现在还少有系统的解释。一是因为发达国家代际流动的趋势究竟是逐渐上升还是固化本身就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现有的资料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目前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代际流动的趋势和模式会如何变化，也许是一个需要留待以后才能回答的问题。

四、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效应

在上文中，我们通过历时性比较和跨国比较讨论了当代中国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特征及成因，于是，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背景下，阶层间代际流动的趋势和特征对个体或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流动的效应或结果在流动研究中日益得到重视（Ganzeboom et al.，1991）。

在已有的代际流动的效应问题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客观影响和主观态度或认知（Svalastoga, 1959: 22;Lipset & Bendix, 1959; Barber, 1970; Abramson, 1973）。本文对于阶层间代际流动效应的分析主要选择主观态度或认知的领域，具体来说，主要是分析阶层间代际流动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并借此来透视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社会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主观态度或认知，特别是幸福感、公平感、冲突感等，通常具有很强的行为倾向性，并且常常被作为“民意”的象征，被视为是社会的“晴雨表”（李路路等，2012；李路路、王鹏，2018）。具体而言，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作为个体对其所处的客观环境的一种主观评价，不仅能反映出人们对其生活的满意程度，同时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Diener & Suh, 1997; Diener et al.， 1999; Schneider, 1976；丘海雄、李敢，2012）。

社会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在本质上都可以视为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认知。其中，社会公平感是个体对资源和机会应如何分配所做的伦理判断（李路路等，2012），一方面它直接决定了人们对当前经济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另一方面，公平感是连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意识的重要变量，较强的社会不公平感很容易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翁定军，2010）。社会冲突感更偏向于对阶层间关系的一种认知，与阶层意识的意涵更为相近。社会冲突感有可能导致阶层对立和社会分裂，甚至可能引发现实中的冲突行为。

第二，代际流动状况在本质上反映了社会机会结构的状况。较高的流动率归根结底意味着开放的机会结构，开放的机会结构会使人看到和相信改变地位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看到未来改变的机会，相比那种固定的、没有前景的状况，较高的流动机会会带来更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减少人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不满（Lipset & Bendix, 1959； Blau & Duncan，1967：440；Goldthorpe, 1980；Wu, 2009；Wang, 2010; Whyte, 2010: 43；Hadjar & Samuel, 2015）。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从结构性地位的角度去分析社会态度或认知的，但社会流动的视角则认为流动状况对人的态度和认知具有独立且显著的影响，即所谓“流动效应”。

我们下面将基于前述关于中国社会阶层间代际流动的讨论来考察代际流动对民众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的作用，尤其是代际流动本身对三者独立的影响，即流动效应。本文使用了CGSS2010、2012、2013和2015的合并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前面使用的五分类阶层框架进一步合并为三分类的框架（如表1所示），即高级非体力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和体力阶层。使用三分类的框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三分类框架比五分类框架更能体现出层级性，因而也更容易定义流动的方向（Zhao et al.， 2016）；其二，三分类的框架也更能保证每个单元格都有足够的样本量。

在变量操作化上，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题项为：“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下设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五个指标，分别赋以1-5的分值，分值越大表示主观幸福水平越高。社会公平感的测量题项为：“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不是公平的？”下设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居中、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五个指标，同样赋以1-5的分值，分值越大表示社会公平感越强。关于社会冲突感的测量题项有四个，分别询问了被访者对穷人和富人之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社会上层和底层人之间冲突程度的判断，每一题项下设根本没有冲突、不太严重、一般、比较严重、非常严重五个指标，分别赋以1-5的分值，分值越大表示冲突感越强。针对这一变量，我们对问卷原有的指标进行了反向编码。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对上述四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提取出一个因子，数值越大表示民众的社会冲突感越强。除此之外，本文还使用了性别、婚姻状态和户口状态作为控制变量。

在分析方法上，为了同时评估地位效应和流动效应，本文采用对角线参照模型（diagonal reference model, 简称DRM）进行分析。

DRM的基准模型为：

其中，yij表示出身于阶层i且当前阶层为j的单元格的估计平均值。uii表示阶层i中未发生代际流动的人的y均值，ujj表示阶层j中未发生代际流动的人的y均值。p为出身阶层的权重参数，q为当前阶层的权重参数。

基准模型的限制性较强，它假定不同阶层都拥有相同的权重参数p和q，这可能与理论或现实不符。因此有学者设计了新的模型，允许权重随阶层的不同而变化，公式如下：

在模型2a中，pi表示出身于同一个阶层的人拥有相同的权重参数，不管他们当前的阶层地位是什么，而出身于不同阶层人则拥有不同的权重；同理，在模型2b中，pj表示当前身处同一阶层的人拥有相同的权重参数，不论他们的出身阶层是什么，当前身处不同阶层的人权重则不同。从本质上来说，上面两个模型估计的效果是相同的，因而我们只选择模型2b进行分析，以避免冗余。

为了估计代际流动的独立效应，我们在模型2b的基础上加入了代际向上流动（Uij）和代际向下流动（Dij）两个变量，模型设定如公式3所示：

最后，我们加入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等控制变量，模型如下：

根据以上分析策略，我们将分别考察代际社会流动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的影响，数据结果如表2、表3和表4所示。

由表1中模型1.1可知，出身阶层的总权重显著不为0，但数值较小，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主要由其当前的阶层地位决定。模型1.2允许出身阶层的权重参数随当前阶层地位的不同而变化，结果显示p1不显著，而p2和p3则显著不为0，这意味着对于当前处于高级非体力阶层的人而言，其主观幸福水平主要由其当前阶层地位决定，而受其出身阶层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对于一般非体力和体力阶层的人而言，其主观幸福水平受出身阶层的影响较大，出身阶层地位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会生产功能理论，对于那些通过代际流动而进入高级非体力阶层的个体而言，由于其在新阶层内获得了比出身阶层更优质的资源，使得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受当前阶层的影响，幸福感水平更高。

模型1.3中加入了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变量，结果显示，代际向上流会显著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水平。代际向下流动变量虽然不显著，但其符号为负，意味着代际向下流动可能会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模型1.4中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代际向上流动变量依然显著为正，同时代际向下流动变量也变得显著为负，如此进一步确证了代际向上流动有助于促进幸福感的提升，而代际向下流动则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模型2.1显示，出身阶层的总权重系数p显著不为0，而在模型2.2中，p1和p3显著不为0，p2则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一般非体力阶层的社会公平感水平主要由其当前的阶层地位决定，而受其出身阶层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高级非体力阶层和体力阶层的社会公平感受其出身阶层的影响较大，出身阶层地位越高则社会公平感越强。

模型2.3的结果显示，代际向上流动会显著增强个体的社会公平感，代际向下流动的影响则不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向下流动并不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公平感。模型1.4中加入控制变量后，代际向上流动系数的显著性不变，依然对个人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模型3.1与模型3.2显示，个体出身阶层的总权重参数p显著不为0，p1同样显著不为0，而p2和p3则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对于一般非体力阶层和体力阶层而言，其社会冲突感主要由其当前的阶层地位决定，受出身阶层的影响较弱。相反，高级非体力阶层的社会冲突感则受其出身阶层的影响较大，出身阶层地位越高则社会冲突感越强，出身阶层地位越低则冲突感越弱。

模型3.3的结果显示，向上代际流动和向下代际流动对个体社会冲突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代际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符号均为负，这意味着无论是代际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都可能会削弱个体的社会冲突感。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剧烈转型的背景下，代际向上流动对个体的幸福感、公平感和冲突感具有独立的流动效应，可以通过为个体提供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而显著地增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并有缓解社会冲突感的效用。代际向下流动虽然会显著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并不会降低个人的社会公平感，甚至同样可能削弱社会冲突感。这一结果昭示了促进机会公平、加强社会开放性程度的必要性。在社会结构比较开放、机会比较公平时，代际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都会增加。其中，向上流动的增长无疑会促使民众的态度愈发积极；向下流动的人虽然会出现主观幸福感的下降，但这仅是就其个人本身而言的。从长远来看，如果社会结构保持开放，他们的后代仍有可能通过实现代际向上流动而增强幸福感。就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而言，只要机会是平等的，向下流动的人便不会把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平，也不会导致其对社会其他群体的敌视情绪。由此，综合来看，社会开放与机会公平所带来的代际流动增加，会使得全社会的态度朝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间代际流动如何变化，既是观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维度，也是近年来政府与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本文从纵向的历时比较与横向的跨国比较对中国代际流动做了详细分析。

首先，从历时比较来看，在工业化与体制转型的影响下，40年来中国职业结构持续发生变化，由此使得代际流动的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与总流动率不同，相对流动率则呈N型变化。改革初期，人们从激烈的政治运动中退回而转向了日常生活，国家的“去分层化”政策在最初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被削弱，因而阶层再生产机制重新发挥了作用。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深入，社会选择原则有了较大改变，“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逐渐渗透到劳动力市场各个方面，一系列制度改革加快了这一过程，进而削弱了再生产机制的作用。但最近几年，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开始努力巩固改革过程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而经济增长和改革步伐的放缓为此创造了一定空间，从而使得社会开放性趋于下降。

其次，从跨国比较来看，其一，中国代际流动的相对流动率比大多数转型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都要高，说明中国目前的社会开放性在世界上还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较低以及城乡之间流动较频繁。其二，中国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与其他转型国家相似，这与大家共同经历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市场经济改革有着很大关系，相比于其他转型国家，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给社会下层提供了更多也更持久的机会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上述结果都说明，相对于工业化，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征及其变化可能是影响代际流动程度及其变化更重要的原因。

最后，本文还分析了代际流动对于人们社会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尽管地位效应对于不同社会态度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但流动效应则相对一致，即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公平感，缓解冲突感，而向下流动虽然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但并非如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消极。我们的分析结果充分说明了另外一个道理：与一个固化的、封闭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能够通过为个体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而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

上述分析结果对于理论与现实均有重要启示。到目前为止，本文所分析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只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结果，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远未结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刚刚开始，探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题目。事实上，本文的许多判断与分析并没有直接得到检验，只是根据已有研究的间接推断，这需要后来的经验研究进一步证明。不仅是中国，在金融危机、新技术革命、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正因为此，近年来西方社会流动的跨国比较研究又有复兴的趋势。

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理念中，结果不平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机会平等则被视为是必须的（边燕杰等，2012）。众所周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上升，但是社会依旧基本上保持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阶段较多的代际流动机会弱化了民众对结果不平等的感受（胡建国，2012）。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联强度在最近十年中有所回升，这意味着代际流动机会的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探索有效的社会政策，破除阻碍社会开放的社会经济制度，进一步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和促进流动机会的公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杨典

图片来自网络:people.com.cn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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