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概括三大名著和《金瓶梅》，这个答案出人意表

四大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不仅是许多代人的童年记忆，还成为影视节目再创作的创意源泉。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使得可以不断被再阐释和再发掘，例如网传的这些一句话概括系列：

最精简

西游：走

红楼：哭

水浒：打

三国：战

最社会

西游：俺们天上有人。

红楼：俺们朝廷有人。

水浒：俺们江湖有人。

三国：俺们有的是人。

最自我

西游：神仙靠不住。

红楼：亲戚靠不住。

水浒：老大靠不住。

三国：盟友靠不住。

最丧

西游：出身不好，想成佛是有难度的；

红楼：出身不好，想嫁人是有难度的；

水浒：出身不好，想当官是有难度的；

三国：出身不好，想创业是有难度的。

这些解读幽默风趣乃至不乏新意，然而，正如欧丽娟教授在解读《红楼梦》时指出，一千个人固然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必须建立在理性思考和客观了解的基础上，这样的解读才不会沦为口水和尘埃。

美国的汉学家浦安迪在北大演讲时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水浒传》等奇书是晚明士大夫文化的产物，其中某些情节的刻意改写所造成的反讽色彩，事实上透露了明朝亡国的创伤，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儒家底色，隐含着讲故事之外更严肃的思想抱负。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著名汉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

因此，他尝试用一句儒家经典概括《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即不“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西游记》——“不正其心不诚其意”

我们说，《西游记》与其说是一部写“天路历程”的书，还不如说是一部写“心路历程”的书。西行途中，九九八十一难历遍的诸魔，也可以理解为并非实有其魔，不过是所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寓言写照罢了。

《西游记》关于“心”的比喻，散见于全书各处，取经首途所遇的“六贼”，第五十八回的“六耳猕猴”，第六十二回至第六十三回的“九头驸马”都是“喻人心之头绪多也”的例子。当然更不用说，孙悟空被称为“心猿”的显而易见的意义了。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广义上的“执心”问题。对于“执心”有碍于参禅的看法，许多评注家都曾强调过，认为它是皈依佛门的主要障碍之一，连唐僧的不合时宜的慈悲心也包括在内。无怪乎，张书绅常常引用“物欲”这个儒家概念来评注这些片段，甚至说“《西游记》当名遏欲传”。

真假美猴王

在讨论了明心成佛路上的种种障碍物以后，我们要进而讨论取经师徒在寓意性的取经过程中，是如何对付并克服这类障碍的。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故事中西天之行的大体方向和进度。如前所述，组成小说的大多数情节都可概括为一个处处重复的模式，先是师徒们在路上优哉游哉，得意非常。因为他们刚刚闯过了先前的那道险恶的关口，可是这种平静不能保持很久，又被饥饿寒冷等困难所打破，就是在这种意义的波澜中，冒出了下一个妖怪。妖怪经过一次或数次费尽心机的偷袭，又将唐僧劫到魔窟中。

通常，孙悟空虽有火眼金睛，可以找出魔窟的所在，但并不能一下子就破除魔力。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要靠寻找外力的援助，才能够最后降服精怪。而魔障解释的重要一环是妖魔的“现本相”，也就是所谓“心灭种种魔灭”的境界。

西天取经的完成究竟应看作是一个逐渐积累功德的过程，还是刹那间的立地成佛？这映照了禅宗的渐悟和顿悟之争的问题。其中的关键也是“修心”。从这点出发，取经在开头和结尾都遇上一模一样的障碍。这一事实推翻了西天之行的表面进程，它使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这一虚幻进程的本身，也许就是修行成佛的最大障碍物。至少，这一想法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中的一个主题，即西行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得到道路尽头的可疑经卷，而在于漫漫长路本身。台湾学者陈敦甫独具慧眼地把“经”这个词注释为“径”，就贴切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正心”和“诚意”程式的最好例子，见于对“放心”这个观念的运用。“放心”的概念，在《西游记》中直截了当地被编入两个关键的情节单元之中，先是第二十七回至第三十一回，后又在第五十六回至第五十八回出现，这两个情节中都“放”了心猿。

两个事件带来的“无心”状态所造成的危机，提出了关于意识的同一理论问题，由于认错对象的慈悲心和自负的矛盾心理，出现了心绪散乱现象。作者造作设计的这两个情节的原意是为了提供一个能体现理学修心概念的寓意范例，它基于孟子对真正“学问”所下的“求其放心”的定义。其次，“定心”的说法也与此有关。除了第七回里定心猿这一突出范例之外，“定心”这个术语在小说中并不常见。然而，包含“定”这个字的其他词语在正文中却屡见不鲜，其中最重要的是“定性”，用“性”替换了“心”字。我们知道，这两个字在文言文中意义紧连，在许多上下文里几乎可以调换使用。

“悟空，不可行凶”

而这种意义的连锁一旦成立，那么下列的细节，如孙悟空在第三回里得到本为大禹治水时的“定子”的如意金箍棒和第二十八回唐僧被绑在“定魂柱”上，以及小说中好几处“定风”的情节等等，就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同时，有一系列含义相同的术语在小说及其评注中表达类似的观念。它们有“宁心”“静心”“安心”“治心”“降心”“存心”和“放心”等等。《西游记》对安定心绪的重要性如此始终如一的强调，与当时晚明“心学”的主张静坐不无关系。

我在上文讨论的焦点，以修身观念作为理解《西游记》寓意的轴心。我在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理解《西游记》还有赖于对自我的概念的深入分析。根据理学的修身概念，“心”与“身”都相会在“自我”这个综合的范畴之中。这样，表面上的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传统评注家们并没有忽略“自我”的意义模式。例如，李卓吾对第七回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节评道“究竟跳不出自在圈子”。这种把修道正果与自我根基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实际上正是晚明文人结合当时的思潮，对《四书》“正心诚意”的正解。

《金瓶梅》——“不修其身不齐其家”

我相信，我们可以把《金瓶梅》这部卷帙浩繁的小说理解成对新儒学的修身理想的一个翻案的倒影。事实上，它是一部意存模仿的戏谑作品。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西门庆的小天地里，有那么多的“毛病”。正是在儒家思想至关紧要的“齐家”问题上——无论是在“知”的方面，还是在“行”的方面——西门家都违反了《四书》的核心教导。

为了要详细讨论，小说如何在儒家的修身观念问题上大作翻案文章，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把分析集中在《四书》的本文——尤其是《大学》的有关段落——之上。我们知道《大学》首章的纲目是以个人内在的“自我”为轴心，用一整套圆周式逐步向外扩展的整齐程式，来表达维系个人和天下秩序的行为典范。

《大学》云：“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我试图把西门庆违反“齐其家”的古训，与他在修身系统的其他各个相应层次上的“乱常”行为联系起来。而这个修身系统的中心就是“心”。虽然，从文字的章句看，“心”并不处在上述程式的中间位置，但它所表示的个人意识却是人生修义开头三个层次的关键所在。每一位《金瓶梅》的读者都了解，小说的叙述重心偏重于肉体——酒、色、财、气——而不是心灵的经验。

晚明的思想界强调“心”是修养的出发点，《金瓶梅》第一回在一段“看官听说”的插文中提醒我们“世上唯有人心最歹”之后，随后字里行间的无数描写都认定，心是损身冲动的关键所在，用了“心邪”“心毒”“心邪”或“心上欲火”等字眼来强调此意。既然“心”的“邪”“毒”和“欲火”都是轴心问题，那么书中诸佳丽对西门庆的性笼络也就被自然地解释为“牢笼汉子心”。

正是由于西门庆“不正其心”，才使《大学》这架阶梯的各个梯级出现了大的混乱。继续沿着这条思路前进，现在我们可以在个人品德的意义上，考虑西门庆在“修身”方面所出现的相应紊乱了。小说对西门庆在这方面的败行，提供了大量事实。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不但缺乏孔孟名教的学问，而且是个半文盲。另外许多评论，也都奚落他的不失“市井”本色。暂时跳过“齐其家”这一层次，我们看到西门庆同样恶劣的个人品性也在他买官鬻爵一事上反映出来。这里，西门庆的“治其国”的“大业”也是一团糟，大半时间里，他根本不去办公，把公务完全丢给一班欺上瞒下的下属去处理。作为一名提刑官，他所从事的主要是“损下益上”的工作。这个词语在小说正文中反复出现，在张竹坡的评论里也随处可见。

把西门庆个人的升降与帝国天下的盛衰刻意交织在一起的意象，在许多章节里都被直截了当地一语道破。在那些章节里，常常把西门庆与整个天下统治者的形象，用各种隐喻的方式互相比拟。那就是说，西门庆是“天朝”君主的替身。西门庆所做的表演，说实在是不敢恭维，他没有能够作一个微型统治者的模范，却担任了一个“昏君”的角色。然而，作这样类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显然我们不能真的这么说，西门庆在他自己小天地里表现出来的败德恶行，应对整个天下的分崩离析负责，因为它并没有给清河县以外的广大民众造成痛苦。但是我相信，作者利用虚构的叙述媒介所要表达的，正是自我与天下纲纪互相关联着的儒家观念，它既是《大学》贯穿全篇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的思想。根据这一观点，皇帝的一言一行是整个天下层构体制的拱顶石，皇帝一旦有失于履行他的职能，整幢帝国大厦就要坍塌下来，就如小说中反复述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把西门庆认定为一个末代昏君形象的惯例描写，给研读小说的古今学者开辟了一条批评的途径。至少张竹坡似乎在好几处暗示过，认为应做这样的解释。近代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对小说做这样的研读，就会联想到万历帝的过度放纵，特别是这位刚愎自用的君主宠郑贵妃的丑闻。

回头再看“齐其家”的理想，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权威丧尽的相似情景。事实上，整部小说的很多地方可以当作上引的那段《大学》卷首语的注释来读。鉴于“齐家”对天上人间的和谐有着如此强烈的模范意义，西门庆在故事进程中不断播撒种子，到头来却落得个断子绝孙下场，正中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格言，无疑是颇有深意的。“断后”和“乱伦”始终是《金瓶梅》的关键问题，这是对正常的人伦为害最烈的颠倒。在《大学》范例的各个层次上，《金瓶梅》都发生了“乱”，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再三强调，我们就不难看出，“乱伦”这一词语实际上是总结了小说在各方面的紊乱。

《水浒传》——“不治其国”

如果把《西游记》的重心视为“正心诚意”，把《金瓶梅》的关注看作“修身齐家”，那么，《水浒传》的焦点就显然是“治国”。首先，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小说的整体结构所采取的空间图案，它从穷乡僻壤的梁山水泊写起，然后逐渐向四面八方扩张，直至大天下的活动范围。正如《金瓶梅》的情况那样，《水浒传》的布局法也是以水浒山寨为骨架的小天地与儒家观念中的大天下构成鲜明的对照。

在这种布局之中，山寨之主，等于是一国之君，宋江不啻为一个小型皇帝。第五十九回晁盖去世后，众人劝宋江登位的理由是“国不可一日无君”，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口号，也暗有取皇帝而代之的味道。繁本《水浒传》的书名，前面加上“忠义”二字，我认为绝非偶然，它反映了作者认为这两个儒家的术语是诠释小说的关键。因此，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也不是泛泛之笔。

“义”，在中国古代，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与“治国”之术紧密相关。《水浒传》第二十一回朱仝“义释”宋江，与《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关羽“义释”曹操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构成了文本间的对称关系，也在无形中告诉我们，“义”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伦理作用。这里朱仝形似关羽，两人都是“美髯公”，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结构的文际关系。通过这一文际关系，作者进一步把宋江与曹操放到了对等的地位上。参照小说中宋江第一把交椅的地位，作者的意图就更为明显了。后文的宋江“义释”双枪将董平，则是儒家观念政治化的又一例子。

“忠”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反映了一个“精忠报国”的命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从一个侧面描绘了“处江湖之远”的“绿林”，与“居庙堂之高”的“朝廷”之间，围绕着“忠”的概念的微妙关系。《水浒传》有深心寄托于儒家的经世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的读者中，既有人把它解释为是一部攻击盗匪的书，又有人把它解释为一部反对“投降主义”的书。及至梁山泊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大天下的规模时，《水浒传》的作者就开始对“忠义”二字做出超越单纯的伦理解释，而提高到更加抽象的“治乱”这一儒家经世理论的范畴上来进行推敲。

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鲁迅《学界的三魂》

从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还在金圣叹以前，晚明的一些批评家已经开始认为《水浒传》是一部严肃的小说，而不只是一部有趣的英雄冒险故事而已。例如天都外臣的序文，认为小说中的人物范型，虽然可能与正史列传中的人物拥有同样的教训意义，但梁山泊诸公与历史上的真英雄比起来，其实是并不及格的。

李卓吾的序文认为，《水浒传》可与司马迁的不朽巨著比美，乃是“发愤之作”，同探历史兴亡之源。另一篇署名怀林的序文对小说的原意作了更为斟酌的评价：“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均是值得我们玩味的批评。

《三国演义》——“不平天下”

几乎每一篇明、清版的《三国演义》序文，都认为该书的作者借小说以传达“治国平天下”之术。“国”与“天下”在概念上的区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代的封建，而战国的离乱和秦人的统一车书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乱世诸侯各治其国，最后由圣主一统天下。所谓“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即此意也。

《三国演义》书中寓意的第一个有待探讨的重要领域，涉及历史进程的总概念。小说对朝代兴亡的循环概念，表现出重大的兴趣。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的历史进程的描写，却比单纯的轮流改朝换代要复杂得多，虽然，小说开篇的形势正符合朝代循环的通俗说法，流露出一个朝代在衰亡之际的种种惯例症状，如昏君、自然灾害、不祥之兆、农民起义等等，并且明显地暗示出问题并不是“复兴汉室”，而是另创新朝。

一旦小说的视野从大天下缩小到三个独立的“王国”时，我们就能分别在每一王国中追溯到一种微循环，各自经历二三代王朝的常规历程，而最后覆灭。在朝代循环说所体现的历史发展的大的轮廓内，我们能够察觉出小说特别提出的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例如，继承汉室正统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两个主要竞争者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而牵涉到关于传统帝制中基本理论的假设。

尽管《三国演义》基本上同情蜀汉，但我们已看到《三国演义》对刘备和曹操的描写还不像通俗文化中那样，把曹、刘之争归结为“汉、贼不两立”。《三国演义》的观点远为复杂。一方面，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颇多微讽，但他标榜自己是“汉室之胄”，却不无几分令人信服的道理。另一方面，曹操则在作品中被描绘成是更出色的治世之才，就连他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立场，也使他赢得很大的尊重。但无可否认的是小说中构思的曹操形象，更接近于“霸主”的观念，而不像是正统的君主。

《三国演义》关于“天下”问题的讨论的精彩之处，又在于对孙权的描写。作为争夺天下的第三个主要阵营，东吴并不侈谈正统，作为争权的依据，而是毫无羞涩地仰仗强权政治。这就给小说中某些人物宣称的所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的观念加深了意义，我们已看到在不少地方，这种辩论都富有特殊的反讽意味。这种对有关治世权力的儒家概念进行的反讽颠覆，在作品临结尾处多次清晰地表现出来，如第一百十九回里司马炎指着曹奂为自己篡权辩护说，曹操也是靠篡夺汉天下而起家的。《三国演义》关于“天下”的讨论，也表现在它的治世权力的讨论的另一个方面，即所谓“一统”和“偏安”的问题，联系到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南北对峙局面，这种讨论的意义是相当地意味深长。

《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十常侍”和东汉的“党锢之祸”，在毛宗岗看来并非等闲笔墨。它与明代的政治党社和宦官专政有极微妙的关系。《三国演义》中对“正统”问题的专注，也可能是在影射永乐朝以降的明代的政治现实。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与明际的白莲教起义之间的类同，更显而易见，决不容忽视。

在上文中，我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三国演义》对“平天下”问题的直接讨论，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观察，在《三国演义》中，“平天下”是如何与“修身齐家”等先置环节联系起来的。《金瓶梅》中的“四贪词”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三国演义》中众英雄失败的原因。

酒:《三国演义》的人物中败于酒者，不乏其人。张飞失徐州，吕布就擒，不胜枚举。

色：《三国演义》的人物失于色者，也有很多的例子，刘琦荒淫自戕的例子，他的最终丧生明明与沉迷女色有关。而蜀汉刘禅和东吴孙皓的丧失帝业的事例，当然更能说明问题。

至于“财”，《三国演义》中表面上没有任何人为了钱财而出卖事业的重大事例，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一般性的贪婪，则例子极多。“得陇望蜀”这个成语的由来，就与小说的情节有特殊的联系。

说到“气”，《三国演义》中，“某某大怒”的例子举不胜举，而第九十三回“武乡侯骂死王郎”，就是一个生动的好例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图式，在《三国演义》里的反映，不仅于此，上文所述，仅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大要而已。

《中国叙事学》

作 者：[美]浦安迪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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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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