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翼： 金庸算不算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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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辞世，成为这几天媒体最热的话题。报刊满版，网络满屏，各界人士纷纷发声，表达对这位“侠之大者”的怀念之情。湖北襄阳全城举烛为他送行，金庸的成名作《射雕英雄传》里，大侠郭靖最后的壮举，就是保卫襄阳城；江西婺源更是把一条路改名为“金庸大道”，据说金庸的祖父曾在这里生活过......连八竿子打不着的都争着“与有荣焉”，足见金庸影响之巨。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越女剑》，金庸以15部武侠小说，奠定了在新武侠小说中的武林盟主地位，创造了“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奇迹。这时候谁要是质疑他“文学大师”的地位，肯定会被口水淹死。文学不就是让群众喜闻乐见吗，金庸小说家喻户晓雅俗共赏，人们躬逢其盛，通过金庸，也与文学结缘。他是文学大师，难道这也需要讨论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搞了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名。金庸位居第四，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茅盾、老舍、郁达夫之前。引起学界质疑。人们“质疑”的，不是金庸小说是否好看，而是武侠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金庸的小说有历史背景，有民族精神，有现代意识，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这是公认的，但终究只是武侠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能否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到现在也是个问题。

多年前，笔者参加一个诗歌研讨会，是一家企业出的赞助，该企业宣传部长在谈话中说，诗歌应该通俗易懂，老百姓看不懂的，就不是好诗。此言一出，研讨会出现了难堪的冷场局面，有几位诗人当时就离席。显然是鸡同鸭讲，感觉没有共同语言了。

文学写作的民间立场和精英立场孰是孰非，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是我们得承认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有一个分野的。这个分野不能单纯用市场效应来界定。把金庸定位文学大师的重要指标，一个是关乎市场的畅销，一个是关乎文本的雅俗共赏。仅三联版的《金庸全集》就印了4000多万套，就发行量来说，史上任何一个作家都难望其项背。但这只是表明了其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似乎不能把它和文学价值简单划上等号。

某种意义上，金庸延续的是上世纪初“鸳鸯蝴蝶派”的写作。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写作初衷是为了给刚创办的《明报》拉读者，这和“鸳鸯蝴蝶派”的写作没有太大区别。鸳鸯蝴蝶派以写作为谋生手段，受商业利益驱动，必要迎合市民趣味，其意义与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不可等量齐观。在旧武侠这个分支中，最有名的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的《蜀山奇侠传》，在当时的上海可以说是万人争阅，洛阳纸贵，其盛况不亚于今时的“金庸热”。若是从读者的热捧和市场论英雄，要比同一时期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成功得多，他们才应该是“文学大师排行榜”的首席。但是时隔百年再看，其与“鲁郭茅巴老曹”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这种情况在外国文学中同样存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米切尔的《飘》等等，都取得了“收视率”上的巨大成功，百年至今仍然是图书热销榜的前列。但是无论是传统文学史，还是新文学史，都从未把大仲马和巴尔扎克、柯南道尔与和狄更斯、米切尔和海明威相提并论。

说到雅俗共赏，著名文章家、语言学家王力不承认有雅俗共赏这回事，他把雅俗共赏比喻成“大红裤子配高跟鞋”。难道时间久了，这种穿法也能成为一道风景线？文学上的雅俗之别，既是艺术形式上的，也是思想内容上的，显然不能用“语言典雅”做唯一标准，否则只有薛璠的打油诗才能称之为俗。从金庸小说的读者群来划分，通俗的一面固不必说，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雅的一面，喜欢金庸的，既有蒋经国、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家；也有华罗庚、杨振宁那样的科学家；甚至还有钱理群、陈平原那样的文学理论家；马云日前更说：没有金庸，就没有阿里。原来金庸竟然还是阿里巴巴的“原始股东”！联想到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狂欢，说是金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无不可。不过这说的都是金庸小说阅读之广影响之大。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阅读者也不乏社会名流，也有著名哲学家金岳霖这样的大雅之人。拿这个反推文学之雅，岂不像有人讽刺的：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哩，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吗？

如果我们承认阅读和鉴赏是有区别的，休闲式阅读和专业评鉴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承认游戏消闲文学和认知教化文学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还承认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严谨的学术，就不能把读者身份混同于文学的“雅”。

金庸是受人喜爱的成功的小说家，算不算文学大师，还要留待时间去检验。（西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