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DA
“大家好，我是中青年演员李光洁”，在前段时间的一次演讲当中，李光洁这样介绍道。
之所以会说自己是中青年演员，是因为在李光洁看来，自己正处于一个有些尴尬的年龄阶段——37岁，比青年大了那么一点儿，比中年又小了那么一点儿。
但他似乎也没办法去用更详细、更精确的语句与我们解释那种尴尬感究竟体现在何处。
我们试图进一步追问——
“是会因为年龄带来一些关于生活、关于工作的困惑吗？”
“不困惑。很多东西都是你年轻的时候再挖空心思去想也不明白的，可是特别奇怪，比方说你28岁搞不懂的道理，等到30岁的时候可能一睁眼就突然想通了。”
而现在，李光洁正接近这种“不惑”。
妥协与坚持
停了两年戏的李光洁，突然又高产起来。年初凭借《和平饭店》收割了一票好口碑，最近，新剧《悍城》也上线了。
在《悍城》当中，李光洁尝试了一次形象突破。他头一回续起长发和胡须，以泡面头和络腮胡的沧桑面貌示人。
事实上，最一开始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李光洁是不接受的。他认为这多少会有点夸张：“我一直是走现实主义路线的，我会觉得一个特工打扮成这样会不会太招眼，会不会太容易被人发现。”
于是，试装之后，李光洁自己消化了很长时间。
最终是导演说服了他。在导演看来，快节奏社会，观众已经没有耐心去分析一个特工是否应当这样穿，也没有耐心去看演员演得怎么样。现阶段的影视作品要想突围，要想留住观众，必须得具备以下三要素之一：要么就美得让大家看，要么就丑得让大家看，再不然就得足够有特点。而李光洁所饰演的珞珈，就属于有特点的范畴。
或许这件事给到几年前还年轻气盛的李光洁，他会很难妥协。但如今，他也正调节自我，慢慢去适应现实，慢慢去理解现在的观众，“每个时代的观众是不一样的，这没有对错”。
“我到剧组更愿意去听大家是怎么想的。每个人的审美都会局限在某一种风格，虽然他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但只要在我这个审美标准之上，我可以接受他们提的任何需求，因为我不能老按我的想法去做”，李光洁进一步解释道。
看似是妥协，实则却是通透。
就像他也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观众无法潜下心去观看这部剧。毕竟，就连他自己的弟弟似乎都属于这一阵营。
讲到这，李光洁摘下帽子，向后撸了撸头发，有些无奈地向我们转述弟弟的看法：“有一波观众他不关心你演成什么样，他就只是为了看弹幕。这两天我弟也在看《悍城》，他给我的反馈是‘我觉得弹幕太有意思了’。”
于是，李光洁建议弟弟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方式，第一遍把弹幕关上，第二遍再把弹幕打开。但弟弟却反驳说没有时间，“我说如果你只看弹幕的话那你看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呢？他说好玩。”
“观众是有各种各样习惯的，但我们做内容的人不能去要求观众。”
实际上，李光洁也十分理解观众的想法。相比于轻体量的青春剧、言情剧，《悍城》的节奏更快，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悍城》的每一集都可以独立成为一部电影，没有任何废戏，“可能你去一趟洗手间回来，剧情就接不上了”。也是因此，观众的情绪会一直被吊着，头脑也要跟上剧情发展，多少会显得有些吃重。
“它不像看电影你懂吗”，李光洁深吸一口烟，然后继续解释：“电影全是黑的，你注意力80%以上都在那块发亮的荧幕上，但除此之外，剩下的观看环境基本都属于开放式的，你可以随时干任何事情。”
即便如此，李光洁仍然认为好的作品不会被时代埋没，没有人看只是因为拍得还不够好，解决的方式就是要花更多心思去把角色诠释得更好。而除了专注角色之外，像多少点击量、多少收视率这些旁骛就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他要做的是“如何把一个演员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认知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也是他在演戏上的全部坚持。
怀疑与救赎
不过，李光洁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通透的。
拍完《杜拉拉升职记》的那段时间，李光洁真实的红了，走到哪都能够被人认出。他被捧至高空，一度非常享受八方袭来的赞美。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一部戏接一部戏地拍下去，他渐渐感觉到高处不胜寒——没有人敢在自己面前说真话了，他能听到的只剩下“你很好”，但他却无法获悉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好。
这种自我怀疑的焦虑感在2012年拍摄《团圆饭》的时期达到了顶峰。
前面那些年，李光洁拍《杜拉拉升职记》，拍《我的经济适用男》...在都市言情剧里游刃有余。突然接到《团圆饭》这么一个从亲情角度切入、更具厚重感的剧本，李光洁就把这事儿看得特别重。
为了演好这部戏，他“把能掏的东西全掏完了”，在角色中倾注了自己对于表演、对于人生的全部认知。
然而，0.7%左右的收视率和市场的反应平平，让当时的李光洁耿耿于怀：“剧本也很好，导演也很好，我演得也很好，这个戏就没有弱的地方，可为什么市场的反应很平平呢？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问题。”
有失落，有灰心，也有自我怀疑。他开始身陷纠结的循环中走不出去。“那时候我对这个行业，对我是不是适合从事这个职业都产生了极大的质疑。我不知道别人爱看什么，也弄不清楚观众的审美到底在哪，我觉得是我拖累了大家。整个人都混乱了”，几年之后，再回忆那段过往，李光洁似乎依然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当时的无措。
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忙，他只能靠自己从情绪中走出。
于是，在尚处上坡路的那两年，李光洁选择暂时中断影视作品的拍摄，转投话剧圈，“我一直认为舞台才是真正属于演员的艺术，话剧能够让我重新从本质上找到表演是什么，我在表演里获得的快乐是什么”。
甚至一直到演了二十场话剧之后，他还是拧巴的。
前二十场，因为好多年没上这样的舞台，紧张感占据了身心全部，他担心记不住词，也担心记不住调度。二十场过后，等到他慢慢开始熟悉舞台、可以分些精力注意观众反馈时，却突然发现，台下观众传递过来的内容与自己的预想大相径庭——有玩手机的，有带小孩过来小孩放声大哭的，还有直接在座位上打起来的。
“我会觉得你们都在台下干嘛？你们很不尊重我，也不值得看我的表演”，这让李光洁开始抵触登台。尽管心里是这样想，但成年人的世界总归并没有机会任性，话剧还是得演下去。
演过了五十场，突然有一天，李光洁顿悟，他终于找到了他过去没想明白的那些问题的答案：“愿意看舞台剧的朋友去看一个戏一定要看两遍以上。为什么？因为演员在台上演同样一个戏，说同样一句台词，他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场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说人家一个戏演到一千多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就是在这种规定台词、规定动作里去寻找变化的可能性，这才是表演的真正乐趣。”
他觉得剧场的一切都太过神奇，“我可以做到什么时候想让你看我你就看我，想让你哭你就哭...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演员是神。我正演得揪心的时候可以听见下面的观众在那里‘倒气’，这对演员来说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那一刻，他将过去的李光洁从自我怀疑的泥淖中捞出，实现了自我救赎。
自我与无我
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那会儿，李光洁总听老师提起“演员的三个自我”。那时候他觉得这东西挺玄乎的。没想到，在演话剧的过程中，他真的在某一瞬间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看到了所谓的“三个自我”，一个是台上正在表演的李光洁，一个是真正的李光洁，一个是看着李光洁在表演的李光洁。
从那之后，他就像是突然“通了”一般，“心态上不会像以前一样急赤白脸、死乞白赖，硬是觉得我演那么好你们怎么能不看”。
再回忆起过去，李光洁宛如一位长者，用历经沧桑的目光看着31岁还不够成熟的自己。
但更多时候，他还是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
“其实演员不是太能做自己”，李光洁感慨道。
“很简单。画画的人就是把自己对颜色感知和自己的所见所感画出来；写歌的人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关于爱情或其他事件的情绪写出来...它都是自己的感受。可演员不是，演员没有自己，或者说演员自己那部分相对比较少，编剧、导演这两个在前面，然后才是我。”
这种“无我”的状态要随着演员的日渐成熟才会得以改变，要等到演员对外物的感知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有表达欲之后，“无我”才会开始被“我”填满。
他将自己比喻成一个移动硬盘，别人可能把拍戏当工作，但李光洁却把拍戏当生活，真正的工作是拍戏之外的收集：“不拍戏的时候我每天见了什么人，我有什么样的经历，这些经历带给我了什么样的感受...我把这些全部存入硬盘，然后等我拍戏了，再把能派上用场的从硬盘里拿出来。”
“你要说李光洁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不知道。演员常年都在活别人。”
《悍城》拍了155天，5个多月的时间里，李光洁每天都在以珞珈的身份思考：一个中国人来到东南亚的某国他应该是什么样，对气候应该是怎样的感知，如何去适应长发...
演完珞珈，他又无缝衔接地进入《我在未来等你》剧组，扮演“小鲜肉”费启鸣的老师。于是，李光洁又开始以老师的身份尝试跟同组的年轻演员去交流，看他们讨论的漫画，了解95后、00后的精神世界。
他认为，演员要把自己装进角色里，并且能够迅速把那个盒子里装着的东西拿出来，倒进另一个罐子。
“这样会产生自我迷失感吗？”
“不会。不拍戏的时候我就是我自己。”
在接近“不惑”的年龄，或许李光洁已经达成了“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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