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小小的粮票 背后多少故事你了解吗

1956 年年初，杂文作家何满子发现“下馆子”变麻烦了。一种花花绿绿的小票突然闯进人们的生活，下馆子、买点心只给钞票是不行的，还要按量付给一种叫“粮票”的东西。人们享受了建国初期的自由贸易，这些票子让人很不习惯。但当时人绝没想到，这些印着“充满力量感”画面的小票，会从1955年一直用到1993年！到底是什么催生了这样“麻烦”的粮票？

一切要从1953 年夏天说起。这个夏天粮食不够了......数据显示，国家收获粮食547 亿斤，需要支出的却是587 亿斤，缺口很大。华北地区小麦收成不给力，被时人称为“粮老虎”的私营粮商又趁机套购粮食、囤积涨价，一时间社会人心惶惶，饥饿恐慌蔓延。

于是1953年，在反复调查、日夜讨论，又否定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7套解决方案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统购统销。它将取消一切私营贸易，由国家统一向农民收购余粮。城市居民则按户核准，凭证购买国家有限的配售粮。

上图是“一五计划”（1953-1957年）期间的一张宣传画。粮食等农产品不仅要解决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还得为工业供应原料，甚至需要留出一部分来出口换取建设物资。有限的农产品要支持国家建设，人们就难以放开肚皮吃饭。摄影：李仲魁

然而，问题并没有圆满解决。人们怎么可能满足于一点定粮。

因为国家配售的粮食量是由个人申报、领导核准。细查起来，许多机关单位都存在多报计划量、多领粮食的现象。农村一些根本不缺粮的家庭也在申报“缺粮户”。导致大量粮食白白浪费，而部分受灾地区又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所以，1955 年年底，城镇居民用粮被改为按照年龄和工种统一量化，居民每月需持粮食供应证到粮食部门领取规定数额的粮票，再用粮票到粮店换取粮食。就这样，当统购统销走向精确化时，一种面额不等、质地如人民币一般的小纸片——粮票应运而生。

上图是上世纪50年代浙江农民向国家交粮的情景。农业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这让国家的征粮工作方便了许多，而粮票的发行也有了更有力的保障。摄影：李仲魁

饭票和户口不止一毛钱关系

1962 年，就读于北京邮电学院的邢芃每个月可配给32 斤粮食。一天一斤多的定量，却让这个17 岁的大小伙子饿得体重只有 102 斤，外号“ 排骨”、“大头钉”、“大刀螂”。以至每次上游泳课，他都羞于脱去背心。

这样“骨感”的人在那个年代一抓一大把。

1955 年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按照不同职业和工种规定了居民的粮食定量。其中，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每月平均不超过28 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平均不超过32 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平均不超过40 斤。

最受优待的是像铁路工人那样的“特殊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平均可领到50 斤粮食。此后，这些定量根据粮食生产情况而有所增减。在副食品贫乏的时代，人们几乎完全靠主食充饥。28 斤粮食在现在足以供一个大胃王吃上一个多月，但在当时，仅能满足一个成年人一个月最低的粮食需求。28、32、40 等数字，深深烙在一代人心中，以至于多年以后，作家张贤亮把这种粮票统治下的生活称作“数字化生存”。

图为1955年版全国通用粮票，1956年、1957年又经两次印刷。第一次印刷的粮票共5枚，面额分别为：四市两、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和五市斤。这套粮票到1980年作废，持续了25年。持有这种粮票，能在全国无障碍地吃饭，因此它成了人们梦寐以求得宝物。

1968年，知青叶辛来到贵州某偏远山乡插队。每一年，家里人都会勒紧裤腰带，以省下一些粮票给他寄去。可麻烦的是，这些得来不易的上海粮票，在贵州乡下却无法流通。所以他还必须拜托同学和朋友，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那个年代，有句俗话叫“手握粮票走天下”。可这句话不准确。

应该说，“手握全国粮票走天下”。本地粮票只能在本地粮店兑换粮食，在外地就如同废纸。短期到外地出差的人必须拿粮本去换全国通用粮票，而在城镇居民迁徙到外地时，“粮食关系”与户口几乎同等重要。与之相配套的，是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构。最基层的定点粮店限制了所有在那里买粮的居民。

谁家有几口人，吃多少大米，定点粮店一清二楚。“粮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的袁恩昭说，“定点粮店可以控制居民流动，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

试想，如果拿着本地粮票就能在全国畅通无阻地使用，人们的流动将会自由得多，可一旦人口流入流出频繁，负责统购统销的部门就无法准确统计，从而造成粮食分配的混乱。这小小的粮票，在省与省、甚至县与县之间，造成一条条分隔带，支持着统销的顺利进行。

上图为文革时期的粮食供应证。和粮票一样，城镇居民可拿着它来购买粮食。

相对于城里生活的人，知青的烦恼远不止于换粮票。在陕北农村插过队的姜瑞玲记得，1969 年秋收后，她带着全年的劳动果实，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回到了北京。可久别重逢的喜悦尚未过去，姜瑞玲就在父母的脸上看到一片愁云。

原来，她从农村回来没有粮食定量，让家里本来有限的粮食更加捉襟见肘。春节刚过，父亲便含着眼泪对她说：“孩子，不是父母狠心轰你走，实在是家里太困难，这两个月每到24 号领粮票时，吃的东西几乎已经没有了。”

上图为上世纪50年代，天津一位老大娘拿票买粮的情景。最基层的定点粮店，限制了在此买粮的居民：一家几口人，大米多少斤等，粮店一清二楚，不容丝毫差错。

在统购统销政策之下，农民吃粮靠留口粮，一般不发给粮票，知青待遇等同于农民。每当农民要进城，或者知青要回家探亲时，粮票便成了一大难题。有时，农民会拿着自己生产的粮食，到人民公社或者粮站等处换取粮票；更多时候，则干脆扛着粮食进城。

也有乡民想出更巧妙的办法。曾在一个边远山乡插队的知青王选贵说：记得那时每当赶街或外出干活，寨子里的乡民都会蒸好糯米饭，用芭蕉叶包好，然后一包包吊在往返经过的路边树上，待饥时充饥。无论怎样开动脑筋，吃饭问题总还是十分麻烦。渐渐的，要不是碰上就医、上学等重要事情，农民也不会轻易进城了。

其实，在粮食危机因统购统销而缓解之初，农村的人口流动仍是很自由的。再加上工业化的发展成果首先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短期逗留或者长期谋生。据统计，1949 年到1958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1954 年到1956 年的3 年间，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人口的流动，给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带来不断增加的压力。渐渐的，仅靠统购统销来保障粮食供应的方法也不灵了。

新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等待中国人的是谁也想不到的一种分隔制度——户口。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划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对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作出严格规定。

于是，当一位农民流动到城市时，由于自己的“农业户口”他无法领取定额粮票，也因此无法在城里长期生活。就这样，粮票与户口一起，组成了强有力的刹车机制，逆转了由农村涌向城市的滚滚人流。没有定额粮票供应的农民，只能在乡下种啥吃啥。而城里人不仅有粗粮票、细粮票，还有油票、布票等。村里人要想吃油，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

风情各异的地方粮票

于是，农民被称为“地里刨食的”，赶上丰年或许比城里人手头宽裕，灾年挨饿则首当其冲。城镇居民被称为“吃皇粮的”，虽然“吃不饱”，但不管年成怎样都有国家保障。原本只是为了保障粮食供应的粮票制度，却无可奈何地在城乡之间划下一条鸿沟。当农村涌向城市的“盲流”被遏制时，农民如果想变成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也就只有另想他法了。

出生在河北农村的韩章，一直记得自己与36 斤粮票的故事。12 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县里的重点初中。全家人看着入学通知书高兴万分，只有父亲一人闷闷不乐。原来，县里的初中吃的是“商品粮”，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按月交36 斤粮票。

韩章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国家发给的粮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全家的口粮去粮店换取粮票。每年少得可怜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如果再拿出一部分换成粮票，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无异雪上加霜。

最后，父亲咬咬牙，“就是咱们不吃也要让孩子上学”。当父亲把带着体温的36 斤粮票交到韩章手上时，父子两人都泪流满面，父亲叮嘱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像城里人那样每月由国家发给粮票，过城里人生活！”

当兵、上学、提干等，是农民能够吃上商品粮的有限途径，它相当于“鲤鱼跃龙门”。若干年后，韩章如愿以偿。当他领到第一个月的粮票时，把一斤粮票郑重地寄回老家。

文革时期有关于节约粮食的宣传画。

40年历史的粮票终于远去

在票证时代，粮票严禁买卖。在制度的安排中，粮票只是供应粮食的凭证，根本不存在价格，因此谈不上买卖。但是在饥饱重于天的时候，粮票就比钱管用了。据不少人回忆，当年街上的乞丐乞讨时，往往只要粮票不要钱。原本无价的粮票自然就有价了。

1986 年4 月，《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义愤填膺地说，郑州市京广北路上有一个商品交易所。在这个地方，所有商品都可以用粮票交换。一个三层的塑料贮物架要90 公斤粮票，一个5 磅气压保温瓶要95 公斤粮票，一个涮羊肉用的火锅要165 公斤粮票。

曾经用来维持温饱甚至保命的粮票，此时却被城里人挥金如土般地抛洒出去。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人餐桌上的副食品多了，粮食吃不完了。

1993年5月10日，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的第一天，朝阳区某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随着一条条黑线划在上面，陪伴人们近40年的粮票成为往事。摄影：刘卫兵

政策总是滞后的，城里人粮票用不完，可政府供应的“平价”粮定额却并未相应减少。于是，人们自然要用定期发放、过期作废的粮票，去交换日用商品。谁需要粮票呢？进城打工的农民。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国家以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以平价卖给城里人。城里人再用多余的粮票，换取货币收入或者实物收入，相当于“城里不种田的人向种田的农民卖余粮”。

取消粮票的计划开始酝酿。一些试水性的变化也在发生。1984 年，梅州人赵美英把户口和粮食关系一并从老家迁到了深圳，和她一起到新城市的，她说还有“比钱更重要的财产”——70 斤粮票。然而，这一年的深圳率先在全国试点取消粮本、粮票。赵美英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的粮票瞬间全部“报废”。

虽然粮票用不上了，但赵美英还是非常开心：“在梅州时，我的工资只有49 元5 角，而到了深圳，我的工资一下子涨到了300 多元，一个月就是原来半年的工资！有了这么‘巨额’的钱，还可以随意买东西，我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是啊，由于不用粮票，人们什么时候想买、想买多少都是自由的。

“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一个无比自由的天地。”赵美英说。

与自由伴生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混乱和饥饿，而是逐渐被发现的方便与富足。1993 年，最后一批粮票停用。与中国人朝夕相伴近40 年之久后，粮票终于转身远去，成为一段近40 年百姓“吃饭史”的一个记忆

虽然粮票退出了流通领域，但仍有不少人珍而重之地把它收藏起来，收藏起一段饥饿而辛酸的岁月，也铭记住那不可忘却的吃饭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