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这毋庸置疑。
义和团的行动，是爱国的行动，这同样毋庸置疑。
可是，爱国的鲁迅，怎么会憎恶起爱国的义和团呢？
1908年，鲁迅还在他人生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里，歌颂拜伦这位富有反抗精神、复仇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战士，并强烈呼唤“中国拜伦”们的出现。
那，在此10年前的义和团成员是不是鲁迅所期待的“中国拜伦”呢？
当然不是了。
鲁迅眼里的战士敢于为社会的进步和公正而与旧势力战斗，乃至流血、牺牲。而义和团纵然浑身是胆，但那是仰仗了“怪力乱神”的迷信，和“进步”、“公正”这些信念八竿子打不着。
对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政府，义和团只知无条件地狂热拥护，就连造反也是“奉旨造反”，这如何能对上鲁迅的胃口？
1912年，已经是民国了。鲁迅这时还没有忘却义和团，他特地借阅了《庚子记事》一书。这是一本晚清时候的书，记载了当时义和团的种种行为。书看完，鲁迅更是认为“其举止思想直无异于斐、澳野人”。
此外，还有一些好友专门跟鲁迅讲过义和团时候的经历。据鲁迅日记所记录的，这几位朋友当时究险些因为义和团盲目的排外主义罹难，直到跟鲁迅复述起现场情形时还脊背发冷。
义和团成员
在鲁迅早期的杂文集《坟》里，鲁迅写道：
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个一“十”字。
不难看出，义和团在鲁迅心中已成了十足负面的典型。
虽然都是爱国，但狂热盲目的义和团运动跟理性革命的鲁迅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二者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对一生追求进步和自由的鲁迅来说，封建迷信的义和团如何能不招致他的憎恶呢？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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