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它也从没有像汉、唐一样，占领今日越南之一角。
要是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可以概括地指出，全宋朝三百一十九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这种看来离奇的情形并不难解释，只是我们务必要将古代历史家忽略未提的若干情节，一并提出检讨。
北宋之东北是契丹所成立的朝代——辽。契丹属蒙古语系，他们活跃于图上之地区已逾三百年，即使仿效中国朝代所成立的辽，也比宋早出现五十三年。
辽之国君通文墨，他们的文字在公元920年即已出现，并曾接受过高丽、回纥、吐蕃的朝贡。在宋代出现之前，甚至在浙江称为吴越王的钱家也曾向契丹之辽朝贡。
不仅契丹所占的中原领土有汉人的官僚治理，而且辽境后方，据目击者的报告，无数之官吏、文人、工匠、优伶、武术家和僧尼也来自中土，由是也可见得其汉化程度之深。这半汉化国家的组织能力，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国家在初唐时即曾活跃于它日后占领的地区，当它在四百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西夏文以藏语为基础，重要的儒家经典早已翻译成书。羌人则属藏族，此时多数已操农业。
所以在公元10世纪，这些少数民族显然得到汉人指点，业已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以致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与它以前的朝代不同。
这些游牧民族已有农业基地，他们已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迅速和在战场上的机动性，这些优势与他们草原上的生活习惯息息相通。契丹人与羌人虽然常有冲突，但在对抗宋的时候却彼此一致。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假使所有汉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上双方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这种现象是一千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
古典文学重“文化主义”（culturism）而轻国家主义。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话，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他的书中有一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
受有教育的人士态度如是，一般人民与在位天子的种族出身便毫不重要了，当然也用不着对民族观念发生顾虑。而契丹之国主也已看透当日情势，不给治下汉人反对他的凭借。
本文摘自：《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九州出版社
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从夏商周开始，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极致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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