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新生代打工男孩：在“没出息”的日子里活着

2011年的冬天，为了写硕士论文，我进入深圳龙华富士康打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打工妹。在车间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打工仔间“屌毛”的称呼。“屌”在粤语中是对男性生殖器一种粗俗的称呼。从2011年到2018年，我陆续走访了富士康在深圳、佛山、衡阳、郑州的工厂，发现尽管工厂所处的地域不同，富士康的男工私下都以“屌毛”相称。为什么新生代的男性农民工要这样称呼自己？带着这一问题，我开始思考世界工厂里的打工仔们如何活着。
打工仔成为电子制造业的主要劳动力
“女工比男工听话。”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国，生产了世界75%的智能手机和80%的电脑。电子制造业一直倾向于雇佣年轻的女性农民工。打工妹被贴上廉价、温顺听话、手指灵活、心思细腻等标签，被认为是流水线上的理想劳动力，而打工仔却往往没有这么受欢迎。
但是21世纪初，随着用工规模的迅速增长，女性劳动力逐渐供不应求，出现“女性农民工用工荒”。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7年广东省女性劳动力用工缺口达到139.86万人。由于无法雇佣到足够的打工妹，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雇佣年轻的打工仔，使得男性农民工逐渐取代女性农民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主要劳动力。
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电子制造业男性工人比重从42%上升到53.9%。在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工厂富士康，男性工人的比重从2007年的36%上升到2017年的65%。在富士康近100万的员工中，有65万是男性。 如果说10年前打工妹是电子厂中的主要劳动力，现在已经主要是年轻的打工仔在流水线上日夜劳作。
主人翁VS“屌毛”：打工仔的自我认知
“你也不过是一个屌毛。”
2017年10月的一个夜晚，阿飞在车间和同事吵架时，脱口而出这句话。在阿飞看来，屌毛不是一个好词。当他这样称呼对方时，他想羞辱对方，强调他和自己一样，在富士康体系里处于最底层的地位。这个词最早是在深圳的富士康工人间流行开的，没有人知道最早是谁使用的，但是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打工仔所接受，成为他们对彼此最常用的称呼。随着富士康从南方扩张到中西部地区，这一称呼也逐渐在位于内陆的富士康工人间传开了。
作为一种工人自己创造的身份，“屌毛”的称呼代表了新生代打工仔的一种“自知自明”。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打工者，他们通常没有务农的经验，其中一部分曾跟随父母在城市中长大。与他们的父母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尽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通常优于上一代农民工，但是他们对于工厂和社会的不平等制度往往抱有更深的不满和愤怒。他们对于自身的阶级处境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像阿飞一样的打工仔显然没有将自己视为“主人翁”或者“工人老大哥”。相反，他们将自己和同事定义为卑微、无力、依附性的“屌毛”，以此形象地表达了对自己的劳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无奈和不满。
“屌毛感”是根植于打工仔的日常工作体验中的。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作被“标准作业流程”拆解、设计和规范化，工人的劳动高度简单、机械、重复，在劳工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阿飞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就是每天扫描电子产品的标签，并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到产品上，这些动作每天重复操作1900次。他抱怨自己就像机器的一个零件，“整天就是那些枯燥的活，头脑空空，像个机器，很没意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让阿飞感叹，“每天的日子除了天气会变，其他什么都不会变。”
更让阿飞难以忍受的是严格的管理制度。在阿飞工作的生产车间，基层管理部门的会议室叫“战情室”，每条生产线每个小时的产量都会在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如果工人没有达到产量要求，常常会面临被骂、写检讨、罚站等惩罚。阿飞和工友们把挨骂称为“挨屌”，把富士康的管理称为“屌人文化”。在车间里，挨屌已经成为工人的日常体验之一，“线组长经常开会，目的就是屌你，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挨屌。”在挨屌时，打工仔常常觉得自己“不被当成男人看待”。 在屌人文化下，打工仔最大的体验就是没有尊严，他们的无力感、异化感和屈辱感不断强化。
但是，在阿飞看来屌毛并不是逆来顺受、懦弱无能的，反而代表着一种叛逆、桀骜的形象和气质。男工和管理者吵架、甚至打架的情况在车间和宿舍里时有发生。阿飞曾经学过半年的双节棍，是一名打架的好手。阿飞回忆了自己和线长的一次冲突：“（线长）骂我指到我头上了，那个最过分了。他直接把手指指到我的头上，然后我直接把他的手扳回去了。我说：‘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要动手，就到外面去！要单挑也可以，要打群架也可以！你这样不是在批评我，你是在侮辱我。’后来他道歉了。如果他不道歉的话，我一定会弄他的。这个不是工作了，是不把人当人看，那我不会放过他的。如果你太过分，我会相应地反抗。老子受不了那种气！”
与打工妹的抗争方式相比，男性农民工的抗争往往更为激烈化和暴力化。打架、伤人等事件在富士康屡屡发生。厂内甚至会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事件。2012年9月23日，因为太原富士康的一名男工在宿舍被保安殴打，激起了工人的不满和愤怒。2000多名工人追打富士康保安，还破坏了厂内餐厅、工厂大门、厂区巴士等设施。骚乱最终造成超过40人受伤，太原富士康也因此关闭一天。在以男性工人为主的工厂中，资方强硬的管理方式会造成工人的强烈不满和怨恨，导致生产秩序变得更加不稳定。
爱情是把双刃剑
“打工富士康，休想娶婆娘。”
阿飞来自广西的农村。自从18岁从大专退学，阿飞已经在外面打工了10年。他去过五金厂、灯管厂、牙刷厂、电路板厂、音响厂，又进了富士康两次。但是打工一年又一年，阿飞一直没有存到什么钱。他期待着在30岁前结婚，但是又强调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与一代男性农民工的情况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谈恋爱、择偶是他们的打工生活的重要环节。谈恋爱可以转移对工厂艰苦生活的注意力，让苦涩的打工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有趣的是，富士康也意识到这一点。从2010年“跳楼门”后，富士康也开展了一系列以约会、恋爱为主题的相亲活动。在富士康建立的内部约会网站“鹊桥之约”上，有超过25万员工注册会员。通过鼓励员工勇敢地追求爱，富士康希望给工人呆板的流水线生活增添色彩。
但是对阿飞而言，感情常常会撞上钱这堵冷冰冰的墙。阿飞解释为什么自己不愿在深圳交女朋友，“一个月到手是两千多块钱，如果你是在外面找到一个女朋友的话，跟她在青湖这里租房的话，最少要600块钱，如果要阳台，可能要800块，你想想，一个月2000多的工资，房租花掉800块，你还有多少，是不是？这一点，我是看透了。”谈恋爱不易，建房结婚更是遥遥无期：“在老家建两层楼的话要20多万，3层的话要30万左右。这个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只是这样打工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单身是新生代打工仔的一个共同特点。阿飞的朋友小鸿当初为了找女朋友来到富士康，但是却在找女朋友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我在富士康里面受的打击太大了！一开始喜欢哪个女孩子，人家就会问：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呀？市里面有没有房子啊？一谈就谈到这个了，聊到这些话题我就感到很自卑。不过这也确实是现实。在富士康里面，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一点社会实力，找女朋友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我知道金钱对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由于没钱谈恋爱也没钱结婚，感到孤独时，阿飞也会和朋友们去舞厅和溜冰场占女工便宜。“我们去蹦迪，我们两个人去围一个女生，把她围起来，然后手上有动作了。在那个场所里，都可以乱摸的。”阿飞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性骚扰，“一般来这种地方玩的女生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她们心里很清楚的。只有想玩的人，才会来到这边。”阿飞说自己有时也会搭讪到愿意开房的女工，但是一夜情很难变为稳定的感情。阿飞也强调自己不会动真的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谈激情，不谈感情。”
新生代打工男孩的未来
屌毛一词的背后是被掏空的劳动价值。
上一辈农民工还相信“劳动致富”，相信“劳动光荣”。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打工既不能带来足够的金钱，也不能带来多少尊严。尽管他们日复一日地努力工作，却仍然难以摆脱被视为loser的命运。值得担忧的是，他们也认同自己就是loser。
对于打工仔而言，他们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艰难。当今社会衡量一名男性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是他的经济收入。男性通常被家人和社会寄予更高的期望，男性被认为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需要通过为家人提供体面的生活以证明自己“一家之主”、“男子汉大丈夫”的地位。但是，工厂里的微薄工资让打工仔们很难承担养家的角色，也使得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屡屡受创。
迷茫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普遍状态之一。他们不甘于当前的处境，却也难以找到实现阶层提升的通道。提到未来的打算，阿飞和小鸿都表示在富士康的工作只是暂时的，他们甚至说长待在富士康的是“没有出息的男人”。为了挣得一条出路，阿飞想过加入黑社会，“现在年龄大了，感觉钱不够用，所以就有这种想法了。现在如果我去做正规生意，根本就赚不到钱的，最后都会亏本。……所以说，走正道走不了，只能走黑的。但是黑社会又怕被抓。”而小鸿更是流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我觉得人生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场赌博。因为现在像我这种人，就是要死不活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任何价值。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让我留恋。没房没车，也没有女朋友，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2018年春节后，阿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富士康。在外漂泊了10年后，他决定远离制造业工厂，在广西的建筑工地上做起了装修工。虽然工资略高于富士康，但是他的工作却变得更加辛苦。无论是在他乡还是故乡，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工地，打工仔的劳动都不被资本认可和尊重。兜兜转转过后，阿飞似乎依然没有摆脱屌毛的影子。作为理应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他却常常感到自己没有未来。
阿飞背后是千千万万个新生代打工仔。作为劳动者，他们是支撑中国制造的脊梁；作为青壮年，他们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如何让他们找到劳动尊严，重塑自我价值，是当下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只有建造一个尊重基层劳动者的社会，我们才有可能打造有温度的劳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