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时间10月2日晚，关于国足集训训练营的消息开始在网络引爆。对于足协这一无视俱乐部利益的改革举措，不少媒体人及足球圈内人都认为是职业足球的倒退。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3日《北京晚报》报道称，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队打联赛”，且目前已有了可供选择的两套方案：一是国家队组成A、B两队共50人，参加本赛季剩余的中超联赛或等到下赛季再实施；另一个是让U23国足踢中超、U21国足踢中甲、U19国足踢中乙。
这样的改革举措，着实让人目瞪口呆。让人意外的是，利益注定受损的各中超俱乐部目前仅北京国安一家发声。国安中赫老总周金辉深夜发文控诉管理体制问题，认为“中国足球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改变现有的管理体制，充分尊重足球发展的规律，踏踏实实做好金字塔的基础，同时让职业联赛真正市场化、职业化”。遗憾的是，其他俱乐部却无人呼应。此情此景，让人想起14年前的中超元年“G7联盟”对抗足协的往事。那一年，北京国安在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遭遇严重误判，国安高层杨祖武的授意下愤然离场宣布罢赛。事后，国安遭到了足协方面的重罚，被判0比3告负，扣3分，罚款30万（多年后，担任这场京沈之战主裁判周伟新被证实在比赛前收了“黑钱”）。
国安的罢赛，在当晚就获得了当时大连实德俱乐部投资人徐明的支持。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起向足协逼宫的共识。随后的联赛中，实德也因为裁判原因罢赛。接着四川冠城、深圳健力宝、上海国际、辽宁中誉、青岛颐中纷纷跟进组成“G7联盟”公开对抗足协，向足协提出“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等有魄力的改革诉求。而“G7联盟”的实际执行人除了带头的徐明之外，还有北京国安俱乐部的杨祖武和张路、健力宝集团前总裁张海、辽足俱乐部执行董事张曙光、中远集团的王国林、青岛颐中官员孙能文、冠城集团的李丹阳。
遗憾的是，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阎世铎及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并没有满足“G7联盟”的改革诉求，阎世铎更是以“你们的要求……已经超出足球的范畴，足协没有权力进行这些改革”为由进行了回应。与此同时，山东鲁能、天津泰达旗帜鲜明地站队足协，认为“G7联盟”改革诉求太过激进。面对阻力，徐明发出了自己的对抗宣言：“中国还没有为足球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
意料之中的是，徐明的宣言，一语成谶。那场失败的对抗过后，实德遭受了足协的重罚。但当时徐明并没有退缩，“G7联盟”又与足协进行了磋商。但最终，足协方面只是同意了当年联赛不降级的让步。不过，仅仅过了一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成立了中超联赛股份公司，而成立中超公司也是“G7联盟”改革中的主要诉求之一。
时间又过了9年，当年意气风发的徐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锒铛入狱，他带头的“G7联盟”的改革诉求却终于得以实现——2014年初足代会上，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2016年年初，《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过，并登上《新闻联播》头条。而当年高呼愿成为足改牺牲第一人的徐明并没有看到这一幕，他已于2015年12月在狱中去世，年仅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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