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史一瞥:为何驻外大使多是南方人?

文｜陈卿美

如果把晚清的中国比作一个鸡蛋的话，那就是一个从外面打破的鸡蛋。蛋壳从内部打破是重生、是成长，而从外部打破则是一种屈辱，因为鸡蛋的命运往往就是被做成煎蛋。这种外部的力量就是来自世界的压力。纵观晚清的各种矛盾，基本都涉及外交问题，要解决这种矛盾，派出驻外使节是最好的方式。

自1876年起，清政府陆续向日本、欧美等各国派出驻外使节。截止1905年，清政府在15个国家设立了驻外大使馆。三十年间，向外派出各种正使、副使多达近百人次。这个驻外大使群体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大都为南方人。

卿美兄之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驻美大使为何多是广东人？》。从1878年第一任驻美大使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共有8位驻美大使，其中6人为广东人，分别是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伍廷芳、梁诚、张荫棠。在这6人中，除陈兰彬外，其他5人均为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人。

至于驻美大使多为广东人的原因，卿美兄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与广东的出洋传统有关。广东人下南洋、去美国做华工，长期出洋对海洋文化没有恐惧。二是粤语文化，美国大量的广东籍华工，自然需要一个懂粤语的大使。三是毗邻港澳的广东，较早接受了西方文化。很多大使都有在香港生活的经历，甚至还熟练掌握了英语。

驻美大使多为广东人，是不是当时的其他国家驻外大使也多是广东人呢？卿美兄查询相关史料后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但又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驻外大使多是南方人。

首先以驻英国大使为例，根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记载，在1875-1911年间，驻英国大使正使共有10位，依次分别为郭嵩焘、曾纪泽、刘瑞芬、薛福成、龚照瑷、罗丰禄、张德彝、汪大夑、李经方、刘玉麟。在这10人中，除了张德彝的籍贯标注为镶黄旗汉军外，其他9人均为南方人。其中安徽3人，分别是贵池的刘瑞芬、合肥的龚照瑷、李经方。湖南2人，分别是湘阴的郭嵩焘、湘乡的曾纪泽。江苏1人，为无锡的薛福成。浙江1人，为钱塘的汪大夑。广东1人，为香山的刘玉麟。

曾纪泽

其实不止驻英国大使，比如驻日本大使，第一任驻日本的的正使许钤身、副使何如璋，也同样是南方人。许钤身是浙江富阳人、何如璋是广东大浦人。同样是1876年到1911年止，驻日大使共有16人，依次分别为许钤身、何如璋、张斯桂、许景澄、黎庶昌、李兴锐、李经方、汪凤藻、裕庚、黄遵宪、李盛铎、蔡钧、杨枢、李家驹、胡惟德、汪大夑。

卿美兄不厌其烦，一一查询，结果不出意外，这16位驻日大使中，除裕庚籍贯不详外，其余15人均为南方人。特列表如下：

许钤身，浙江富阳人。

何如璋，广东大浦人。

张斯桂，浙江慈溪人。

许景澄，浙江嘉兴人。

黎庶昌，贵州遵义人。

李兴锐，湖南浏阳人。

李经方，安徽合肥人。

汪凤藻，江苏元和人。

裕庚，籍贯不详，后加入汉军正白旗。

黄遵宪，广东梅州人。

李盛铎，江西九江人。

蔡钧， 浙江人和人。

杨枢， 广东广州人。

李家驹，广东广州人，汉军正黄旗人。

胡惟德，浙江吴兴人。

汪大夑，浙江杭州人。

不难发现，各国大使互有调任，比如李经方、汪大夑，既担任过驻英国大使，又担任过驻日本大使。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比如驻英国副使刘锡鸿，后来就成了驻德国的首任大使。卿美兄又查询了晚清11位历任驻德国大使，除了与黄遵宪、许景澄与驻日本大使重复外，其余7位都是南方人。列表如下：

刘锡鸿，广东番禺人。

李凤苞，上海崇明人。

洪钧，江苏苏州人。

杨晟，广东东莞人。

曾广铨，湖南湘乡人。

孙宝琦，浙江杭州人。

梁诚，广东番禺人。

只有荫昌、吕海寰两人是北方人，其中荫昌是满洲人，吕海寰是山东莱州人。

样本已经足够丰富，仅从驻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大使来看，南方人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北方人则是寥寥无几。相信驻其他国家的大使同样如此。

这就尴尬了，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不平衡的局面呢？卿美兄分析，应该大致有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南方科举人才更多。选拔驻外大使，不是一件小事。大使是国家的脸面，事关国家主权尊严与天朝形象。1876年时，选拔驻外大使采取保荐制，由总理衙门大臣、南北洋大臣推荐人选。经过激烈讨论，各方认为，驻外大使必须具备“志节坚定、才识通达或并能熟悉洋情边防者”、“才守兼优，识为俱卓，洞悉之员”、“为使臣者，非才德素者，胆识兼优，持大体而敦气节，达实务而谙西律者，断难胜任愉快”。总之，就是要德才兼备，懂洋务，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人才。

如何才算德才兼备呢？首先就是要科举正途出身，这就相当于学历保障。从这点来说，南方人占据很大优势，因为有清一代，南方的科举人才远远多于北方。这里边既有文化传承的原因，也有经济发达的原因。比如在传统富庶的江南地区，进士、状元的数量又居南方之冠。

至于北方就悲剧了，尤其是满洲地区，因受清廷优待，满洲多盛产纨绔子弟。血液里根本就没有读书的基因，更别提考什么进士、状元了。

另外一个原因，或许与开放程度有关。相比之下，北方更封闭，南方更开放。北方人重土安迁观念较深，思想保守，一辈子不愿意远离乡土，对海洋文化只有畏惧，更谈何出洋去外国。南方人则不同，广东珠三角一带开放最早，是对西方文明接触最久的地区。其次，东南沿海也有各种涉外贸易。另外还有上海的开埠，也让江浙地区受益于国际化。

1872年，清政府欲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招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还是广东人更愿意出洋赴美去留学。这些留美幼童中，有些人后来就成了外交家。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曾国藩、李鸿章两大集团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两人首先都是南方人，各自的集团势力非常强大，人才颇多。最直接的人才便是两人的儿子，如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两人全部得益于老爹，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均享受着良好的教育。平时学的文化，经史子集自不必说，英语都有专门老师教授。这种条件别人无法企及。

再者，1876年，清廷第一次选拔了20位驻外大使，其中有13位来自李鸿章的举荐，这13位大使全部为南方人，且以安徽与江浙人居多，安徽是李鸿章的老家，江浙是李鸿章淮军的势力范围。可见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有多强大。

驻外大使无疑都是精英，晚清精英又多出南方，这让北方人情何以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