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幸福到想自杀,如今,瑞典却惹上了大麻烦
好了,爱沙尼亚的话题,我过几天慢慢说,今天,继续聊瑞典。
我陪几个瑞典朋友在北京闲逛时,他们告诉我,瑞典每年有2000多人自杀。有报道称,瑞典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研究表明,瑞典人自杀的原因之一是当地阴冷加极昼、极夜的气候让人抑郁;原因之二则是生活太过稳定。生下来就不愁吃穿,不用上班、干活,于是他们就会问,那上帝要我干什么,因为想不通,所以就自杀了。
因为生活太美好而自杀,虽然听起来不可信,但瑞典的高福利的确让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瑞典人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护,像生活在蜜罐里一样。
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点也不夸张。比如说,新生婴儿的父亲有权9个月不上班,婴儿的母亲也同样领全薪在家看孩子。孩子16周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周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深造可获得学习津贴;病人所享受的病假补助,其数额视病假长短而定,相当于工资的75%~100%;医疗费用和经医生之手的药品开支,大部分由国家负担。
失业对瑞典年轻人来说也不是啥可怕的事情。我到瑞典游玩时,和一位瑞典小伙子聊了一路,他没有工作,靠每个月1.3万克朗的救济金为生。尽管不愁吃喝,可也不能天天无所事事啊,于是乎,他跑到一所大学念书去了——既然大学免费,何乐而不为?
瑞典克朗和人民币比价大约可以按照一比一计算,也就是说,失业者的工资超过北京、上海的普通白领。相比而言,瑞典的物价不高,1.3万克朗可以保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且可以做到营养充足。
我在瑞典游玩时,对这个环境优美、生活富足、社会文明的国家印象颇深,一位长期在瑞典居住的朋友笑着说,看,和谐社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来后,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瑞典人到底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我问这几位来北京游玩的瑞典商人,我们中国人担心的是医疗、住房和教育,你们瑞典人福利健全,到底担心什么?
40多岁的凯尼斯笑着说,我们当然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也不担心找不到住所,但是,你知道,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衣食无忧之后,人有更高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首先是生理的需求,也就是俗称的吃喝拉撒睡以及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对瑞典人来说尊重和自我实现最为重要。
凯尼斯告诉我,如果你到瑞典做个调查,问大家担心什么,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担心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这些全球性的课题,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瑞典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捐赠大户。听到这些,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然而,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过于优厚的福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副作用近年来日渐凸显。
首先,老年人增加,劳动力减少,国家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福利系统。
自1936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瑞典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使瑞典深受其害,金融危机、高失业率更暴露了原有福利体系的缺陷。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
公共部门出现许多问题,于是政府推出改革措施,目的是削减和控制社会保障费用的支付。采取的手段一是减少国家支付的补贴数额,二是增加一些福利项目中个人应付部分的额度。
改革让瑞典人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按照瑞典人的概念,根本不需要存款,因为政府支付的退休金足以保证老有所养。改革后,养老金由企业和雇员各支付一半。
具体而言,每人工资的18.5%留作退休附加金部分,而且其中的2.5%将作为“储备保险金”存入自己的账户,个人可决定投资方向。
平均算下来,退休人员可以拿到1.3万克朗左右的退休金,靠这些钱可以维持生活,但肯定住不起大房子,不能自由自在地消费,于是,好多瑞典年轻人开始攒钱防老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当“月光族”。
其次,瑞典失业者待遇优厚,懒汉也能过日子,这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生气,也缺乏斗志。
尽管瑞典人素质高,比较诚实,多数人还是老老实实工作,不想偷奸耍滑,可还是有人利用这套制度谋取私利。比如说,有人领着失业保险,打份不用交税的零工,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显然,这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于是,2006年的瑞典大选中,社会民主党打出改革的旗号,宣布让每个人都工作,当时这个倡议得到了多数瑞典人的支持,该党从而上台。可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减少或取消失业救济金,自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他们不断地搞些示威或者抗议,让政府有所顾忌。除此之外,就业市场不景气,有些人想工作而不得其职也是严峻的现实。
福山有本书叫《历史的终结》,根据他的理论,高福利、低失业率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人类可以享受的最好生活,历史发展至此已是最高阶段。根据他的说法,瑞典模式的确是世界的楷模,然而,900万诚实、聪明的国民生活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度这个现实不可复制,这种模式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效仿的;而瑞典自身,也在高福利后不堪重负,遭遇困难后开始调整,这也是西欧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同样课题。
历史,当然并没有终结,因为,难民来了。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瑞典发生的事情:
8月13日晚,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多地共约100余辆汽车被蓄意破坏或烧毁,纵火的黑衣青年们还向警察投掷石块等攻击性物品。
更重要的是,类似的蓄意纵火案件在瑞典竟早已屡见不鲜。瑞典民事应急机构数据显示,2017年,瑞典国内共有1457辆汽车被蓄意纵火烧毁;2016年,被烧毁汽车的数量多达1641辆。
现场目击者称,有8到10名组织严密的蒙面青年用棒球棒敲碎车窗玻璃,然后向汽车内泼洒汽油。
2016年,瑞典警方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划出了55个“生人勿进”街区,不建议本国公民和游客随意进入。
这些区域暴力犯罪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街区,团伙强奸、街头枪击、抢劫杀人......潜藏着巨大危险。
到2018年,“生人勿进”街区已经增长到了61个。
瑞典官方数据显示,仅2015年一年,该国就通过官方渠道接收了16.3万名难民,境内难民总数上升到24万。
要知道,瑞典总人口仅仅900万而已。除此之外,还有约4万名难民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瑞典。
数量庞大的难民,加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于是,右翼抬头。
当地时间9月9日,瑞典议会大选结果出炉,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异军突起,得票率排名第三,收获史上最佳表现。随着难民问题持续发酵,瑞典这一欧洲长期以来最为稳定和富裕的国家之一,也不可避免地“向右转”。
是否接受难民,确实是个政治、经济、道德、法治、社会的综合问题。爱沙尼亚冷,难民也不爱来。但即便如此,爱沙尼亚朝野也是辩论此事。我的导游王小一说,当年爱沙尼亚被俄罗斯占领时,有10万人通过瑞典,去了其他各国。当年有人帮助了我们,我们能关上大门,不帮别人吗?
瑞典确实这方面堪称模范,当年,他们接纳了10万波斯尼亚难民,后来这些人给瑞典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都是人,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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