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老人洞”探秘(完整版)

转眼又是很多年，到了2018夏，近日，他们几位开始对郧西县的一处崖墓进行正规的考古发掘，特找出旧作原文存在这里。以求教各位方家，同时也希望获得线索，便于后续考察。

一、匪夷所思的弃老传说与神秘消亡的古方国

二、如果确实存在过这种将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饿死的习俗，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三、从汉水到长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四、汉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发现

（一）、匪夷所思的弃老传说与神秘消亡的古方国

“上古的时候，人一过六十，就要被送到这种洞子里，只给三天的粮食。”

“然后哪？”

“然后，就等着活活饿死……”

岸边高崖上出现的几排奇怪洞穴，再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2003年我们漂流汉江，行至陕西和湖北交界处的柳树湾，十堰电视台生活频道总监庹明生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传说。

庹明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家就在此地不远处，小时候经常在这种洞里玩耍，他说：“这不是我编故事逗你们玩，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传的。”从漂流船上远远望去，十多个方形石洞分三层垂直分布在离江面十几米山崖上，有单个的，也有两、三个连成一排的。这种石洞，从汉江源头漂下来，一路上我们零零散散也见到过不少，但这里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像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吸引着我们。

停船靠岸，我们穿着救生衣攀爬。手脚并用爬到洞口，艰难地一个个察看。都不大，约半人高，深一、二米的样子。很遗憾，除了能看出这些石洞均属人工开凿外，一无所获。棺材、骨骸、随葬品之类的历史遗痕，统统没有。大多数洞，完全是空的，除了底部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浅浅淤泥，没有任何东西。有些洞口堆砌着石块，整齐而严密，也只能看到半洞淤泥而已。谁也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文物，不敢轻举妄动，记者和队员们察看半天，只有悻悻离开。

下到岸边，不经意间，脚边却突然踢出一片人的头盖骨残骸，不知道是崖上石洞掉下来的还是上游冲下来的，搞得人心里怪怪的，气氛有点压抑。

继续往下，这样的石洞更多了。不远处江边就是湖北郧西县夹河镇，镇口东头的公路边，临江的一面陡崖上，就赫然高耸着一排这样的“老人洞”。也是洞口不大，仅能容成人弯腰进入。洞内也不大，勉强能放一口棺材的样子。洞口在公路以上十多米处，洞下一排标语“生娃子去医院大人小孩都安全”，公路往下到江面，也有十多米。从江上看起来就很高耸了，这让我没来由地想起前些年徒步长江时在四川和三峡见过的悬棺，疑心二者相关。

随队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李道权在当时有这样的报道：“在10月8日陕西白河至湖北郧西段的漂流中，我们不断发现这样的石洞，粗粗算下来至少近50处……1994年湖北省十堰市曾对汉江段十堰境内做过专门的文物普查工作，据参与普查的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十堰市博物馆馆长胡文魁介绍，当时在羊尾镇、夹河一带也曾发现过类似的石洞，而且是“密集、成排的”。由于各种原因，胡文魁只能简单的将这些石洞称之为“方形孔洞”。……胡文魁告诉记者，石洞在当地广为流传着的说法是“老人洞”或者是“自死窑”,胡认为这只是流落在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胡文魁解释说，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确定的伦理道德及孝道角度出发，将年满60岁的老人送往悬崖上开凿的石洞让其自生自灭不符合伦理纲常。……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副教授罗二虎告诉记者，其实民间传说是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文学再加工的过程，而“老人洞”的传说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的。在漫长的封建历史进程中，弃老的习俗在一些民族或者地区是存在的。“老人洞的说法是可能存在的”。

“汉漂”之后，我们继续调查这神秘的“老人洞”，以满足好奇心。实地走访发现，在湖北十堰境内主要分布在汉江两岸及众多支流沿线。郧西、郧县、丹江口等地。成片的有郧县城附近、郧县五峰乡、郧西羊尾镇、郧西上津镇等地，甚至，在闹市区的人民公园的山上也有。道教圣地武当山周围也有不少。官山镇附近有不少，盐池河镇也有十几处，距离集镇一华里的叶家垭有，6公里大岭坡村两河口也有。形制大小都差不多，均位于险要的悬崖，选择整块巨大的岩石雕凿而成，也都是空无一物，只留下那个传说。

其实在这一带，说起这些奇怪的石洞，当地人并不陌生，一般称作“老人洞”，也叫“寄死窑”、“自死窑”、“跑匪洞”、“巴人洞”等等，多年来，其传说在民间由来已久，版本也很多。“老人洞”边，随便找个本地人打听，都是张口就来，所述大同小异，只是细节略有不同。

“爹，你下来，大大（爹的姊妹）来了，没得菜。”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修屋顶，儿子喊他下来，把爹杀了当菜招待客人。在当地学者张华鹏、张富清先生的著作《武当早期文明》中，甚至有比“老人洞”更离奇的传说。然而，找来能够找到的当地的各种地方志和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这种“老人洞”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翔实记载。这种老人洞，也大都没有被当作文物管理，倒是引起了一些民俗研究者的注意。

据了解，1980年一楠先生搜集整理了张湾区长坪村全廷秀讲述的有关故事，收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十堰市民间故事集》。之后，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十堰市举办民间文学骨干培训班，喜爱民间文学的一楠同志向协会主席、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转述了这个《斗鼠记》的故事：

大意是说古代郧县这一带的“麇国”里，凡是上了60岁的老人，都要按老规矩送进“自死窑”让他们冻饿而死。有个叫杨三的农民，偷偷把老父亲藏在家里，恰好这时外国送来一只像黄牛那么大的“犀鼠”，全国上下无人能识别和制服这一怪兽，陷入惊恐不安之中。杨三将此事告知老父亲，老人家教他用一只13斤半的猫斗败了犀鼠。国王从这件事认识到智慧丰富的老人是个宝，从此就废除了将老人送进“自死窑”的古老习俗。

当时，十堰市几个民间文学爱好者还爬上山，钻进白浪乡一个这样的“自死窑”，拍了照片给他看。当时，刘教授就很奇怪：这究竟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传说？类似的传说，他搜集到的印度、印尼、日本、朝鲜以及国内多个民族大同小异的类似文本有20多篇，最著名的是出自印度佛经的《弃老国缘》，说古时印度有一个弃老国，“有老人者，皆远驱弃”，后来发生了老人为国解难题的事才废除弃老习俗。这样看来，它可能就是从佛经中脱胎而来的虚构故事。可在鄂西北，竟有实物留存？

后来，刘教授去武当山下官山镇的吕家河民歌村进行考察，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主任屈崇丽、当地著名的民间文艺家李征康先生等陪同下，考察了这里的几十个“寄死窑”。刘教授研究后认为：从这一带有几十个这样的“寄死窑”，以及人们对相关传说家喻户晓来看，过去这里流行过将老人送进“寄死窑”的习俗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了。

当地学者对这种匪夷所思的传说所述事实的存在，持肯定态度的不少。郧阳师专副校长潘世东教授认为：“事实上，“‘寄死窑’风俗的形成和延续，不仅反映了汉水流域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进化程度，并突出而鲜明的折射出汉水流域人们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和观念。可以说，‘寄死窑’习俗不是野蛮落后，也不是恶俗、不孝，它所昭示的是一种最古老、最朴素的死亡观，同时也是一种最自然、最理性、最世俗、最崇高的死亡观，它所反映出的是汉水文化在生命哲学上的深层底蕴。”

附记：这是n多年前的一篇旧作，自2003年漂流汉江发现此物，折腾了好几年。某种程度上，是与十堰博物馆祝恒富、刘志军、黄旭初等先生，共同完成的。那几年，一起跑了不少现场，但是，写作时，仍是谜。

转眼又是很多年，近日，他们几位开始对郧西县的一处崖墓进行正规的考古发掘，特找出旧文存在这里。

（二）、如果确实存在过这种将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饿死的习俗，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湖北十堰目前一般认为是一个“汽车拖来的城市”，1969年因为国家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而从一个小山沟成长为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在没有城市之前，似乎就是一个偏远的蛮荒之地，其城市定位和形象被长期歪曲和误解，文化价值被有意无意遗忘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鄂西北地区特别是汉江沿线，长久以来就是南北交流的重要孔道。这里面除了现代的误会更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宋代以后，中央政治经济中心由关中逐渐移于东南，秦巴山区亦骤然失去自秦汉以来的繁荣。南宋以后，干戈纷扰，百姓流徙，社会日趋凋敝，接着又是元末的兵灾，又有明初的山禁，于是秦巴山区除川道以外竟半成荒芜。衰落一直持续到清乾隆年间川、湘、鄂、豫、闽的大量移民进入才慢慢得以恢复。

鄂西北、陕东南、豫西南接合部的这一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河流之间的汉江中上游，地处中国腹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江河淮汉”，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汇区，孕育了古韵悠长的汉文化，历史遗存丰富。自然地理上，是紧邻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分水岭，从文化区划上讲，又是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两大地域文化的接壤地带，是我国古代文化最为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秦汉以前的十堰区域，不仅存在文献可考的几个古代方国，近几年，还不断有小方国随着考古发现浮出水面。这些方国的规模，也似乎都不亚于曾出土了编钟的著名曾候乙的那个国家。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十堰境内在建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淹没区不断被发现文物，其价值已被证明远超三峡。专家认为，作为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两大区域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区的遗存对于研究中华文化交流的方式、文化变迁的原因、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乃至各文化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供职的《十堰晚报》发出有关报道后，引起了一些读者和网友的关注，提出了一些新的线索和有趣观点。

对汉水文化研究多年的十堰市图书馆赵朝君先生认为：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古代某个时期，人们获得食物的能力有限，为了种族的繁衍，存在这种习俗是可能性是有的。他说，不仅在汉水流域有这样的传说，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样的传说也不罕见。在很久远的某个时期，人们的生死观可能与现在不同。在那些古代先民的意识中，死亡并非现在人们认为的是生命的完全消失，生生死死不过是人生存在的不同形式而已，真有这样的习俗，也并非不可思议。

网友“论坛灵魂”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我看了几篇日本小说，其中有一篇被拍成过电影，叫《木酋（左木右酋）山节小考》，还有《桑孩》，讲的是日本类似的风俗……凡此种种讲的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及其低下的环境里，人类为了保持延续，不惜以牺牲人伦来支持有生力量发展，来换取社会进步，现在看起来虽然觉得残酷，但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是有进步意义的……那个猫捉老鼠的传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丰富了，人们不需要再以遗弃老人来保证对有生力量的食物分配供给，这个传说，恰好为“自死”这种“遗老”风俗的中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台阶”。

另有观点以网友“敬亭山”为代表，他说：我认为更可能是叫“祭祀窑”，而不是“寄死窑”，后者是前者在口传中的音误和低文化者的想当然。他认为，十堰一直是偏僻山区，民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把“祭祀窑”误为“寄死窑”是很正常的。比如，有很多山上有“明堂”，有时候我们说什么东西“有名堂”时，不识字的以为我们说“明堂”，他们很纳闷。比如，我们十堰说女孩子叫“女娃子”（nvazi），实际上是三个字音的连读，但是不识字的以为是两个音，他们认为有nva这个字。再比如，浙江余姚有王阳明得来的地名阳明山、阳明医院，但是不识字的以为是“养命山”、“养命医院”。古代汉江流域有不少古国，这些古国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祭祀方式。宗教本来就有很多石窟文化。所以在山壁上凿石窟，用来从事某种祭祀活动，估计是准确的。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王一军教授是训诂学的专家，他说：“祭祀窑”传成“寄死窑”、“自死窑”之类，在训诂学上是能解释通的。音同音近的字，可以相互借用，相沿已久，古今一理，就像我们今天的人写了别字还不自觉一样。王教授说，古人书写时以音表意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蚤”指“跳蚤”，古文献中“蚤”又作为“早”、“爪”的借字。《史记·项羽本纪》中“旦曰不可不蚤来谢项王”，就是以“蚤”代“爪”。文人尚且如此，民间自不待言。湖北襄阳县以前有一个叫“荒集”的地方，现在则称为“黄集”；武当山原有一山古称“天门山”，现在却有人叫“天明山”，另有一处名叫“古诗岭”的地方，现在有的出版物上就称为“故事岭”等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样的话，一种可能就是：十堰本地历史上并未存在过这种将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饿死的习俗，而“祭祀窑”演变成“寄死窑”，只是一些外来传说和当地祭祀习俗结合后附会的一种产物。

网友“紫贝壳”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他认为“老人洞”的研究没有把“崇巫与鬼神的民风”考虑进去，是解释“老人洞”现象不清的主要原因。远古人们文明低下，崇拜和信仰是控制部落群众精神意识、行为举止的重要手段。否定这一点，用“人老了，为了不连累子女，就跑到洞里去自生自灭”是根本解释不清楚的。

据潘世东教授总结，在当地，对“老人洞”习俗确实存在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详细说来主要有以下这几种：

死亡地说。因为在所有的“寄死窑”中都没有发现尸骨遗迹，因而可以大胆推断，“寄死窑”主要是老人提早结束生命的死亡地，并不是丧葬地。等到老人死亡之后，再重新举行丧葬仪式。所以人们把这种窑洞称为“自死”、“借死”、“待死”、“寄死”。

远古遗存说。“寄死窑”习俗应产生于远古时代。汉水流域中游“寄死窑”分布的地方，均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地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地。这一带，确实存在庸、麇、绞、疆、彭等方国和部族。那么，“寄死窑”习俗最早兴起应该在春秋时期以前。人类最早的生存地，也是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古老民俗最早形成的区域。

生存法则说。十堰市政协文教卫委员会主任袁绍北先生认为，“寄死窑”是在远古严酷的环境里生物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体现。恶劣的地理自然条件下，当灾害使得作物减产、猎物稀缺、实物总量锐减，不能保证每个个体存活的时候，一些衰老病残的个体就因自然选择而被淘汰，因生存斗争而被排除于供养之外，甚至成为被吃的对象。恩格斯在考察研究欧洲一些民族发展史时，就曾指出：“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

灾年不得已说。袁绍北先生认为，“寄死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过悠久的流传或断续的复活。当人们在生存因食物的短缺而受到严重威胁，哀鸿遍野，饿殍枕藉的时候，原始的非人道的“寄死窑”习俗又常常在特定的地方、特定人户中重新复活。

野葬遗留物说。华中师大刘守华教授指出，人类的丧葬习俗形形色色，有土葬、火葬、树葬、天葬、水葬、悬葬，甚至还有食葬——部落族群一起，将死者割而食之，还有粪葬——将夭折的小孩埋进猪圈，沤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将老人放进“寄死窑”让他们活活冻饿而死，还从未见诸记载，可能就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古印度的弃老国将老人“驱弃于野”的野葬习俗的遗留物。

不管怎样，那么，如果真的存在过这样的习俗，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种神秘的“老人洞”、“寄死窑”，究竟是何人、在什么年代所留？

刘守华教授当时同西河村党支部书记胡世勇讨论此事。胡世勇说，他听老人讲这是唐朝以前的事。唐朝武则天当女皇帝，曾经把卢陵王流放在房县，这里属于古房县的范围。当地唱薅草锣鼓的歌班子，至今仍叫“唐将班子”，据说就是从卢陵王那时遗留下来的称呼。

那么，这一习俗上限到什么时侯呢？在当地口头传说中提到过“麇国”，这个古方国春秋战国时代确实在鄂西北存在过，《左传文公十一年》：“春，楚子伐麇。”那么？是否这一带从春秋战国时起就流行“弃老”习俗，直到唐代卢陵王来后进行经济文化开发，才移风易俗，将“弃老”转变为“敬老”的呢？刘守华教授认为：查阅中华史籍，从未见有人提到将老人送进这样的“寄死窑”让他们活活冻饿而死再行安葬的记述。就中国总的情况而论，周朝就有了敬老并厚葬老人的习俗。姜子牙80岁当宰相，民间至今传为佳话。春秋战国时期，老人的智慧谋略在众多诸侯国争霸争雄的激烈争斗中大放异彩。到汉代，官家给年满70岁的老人赠送“鸠杖”以示祝贺，敬老习俗完全确立。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上，竟然还流行过如此野蛮落后的“自死”或“寄死”习俗，很难使人相信。

那么，也许，这“老人洞”年代，比周朝还久远？

周武王伐纣时，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庸、蜀、羌、髦、微、陆、彭、濮等。《左传》有春秋战国时期“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等记载，表明百濮与庸、糜的关系密切。庸、糜已被现有资料证实就是曾存在于我们十堰和陕西安康一带的汉水流域的古方国。研究证明，这些古代方国并非是单一民族占据某个地区，同一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情况在当时是普遍的，濮人曾生活在十堰地区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

目前的研究已经基本肯定，古巴人和古濮人等神秘消失的古民族都曾在“老人洞”密集分布的汉江中游这一带繁衍生息。顾颉刚先生认为“自楚营濮，濮人当散处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濮人殷商时期曾以安康、十堰一带为基地，向江汉平原发展，春秋时期受阻于迅速壮大起来的荆楚。

关于古巴族，西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邓廷良教授是研究华夏文明起源的权威，著有《巴史考》。他对我说：古代巴人属于氐系之龙蛇团族，源出陇右沿东西汉水东南迁。从母系角度论，巴为夏的支亲，而其男系的祖先太伏羲氏本身，也是西方蛇龙团族与东方鸟系结合的后裔。所以，巴人虽有部分东夷系血统，但主族源仍属西方氐系之裔。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研究员认为：巴族有东西二源，是东方濮越人部落与西方氐羌人部落的融合。文献记载和不断增多的考古发现表明：早期巴人可能正是沿着汉水上游与嘉陵江上游的大巴山、巫山不断推进，在春秋中期以后至三峡地区，于春秋、战国之际到达清江流域。也就是说，至少在殷周之际或更早，巴人就已经在汉水流域聚居生息。巴人的国家曾“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这个故事的最初讲述着庹明生，他这个常常被误认为是毛主席的席或者印度的度的奇怪姓氏，就有人研究认为是源自于古巴人。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巴人最初的领地就在汉水中上游。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老人洞”是否和神秘消失的巴人、濮人等古代民族有关，是否和其他地方的悬棺等崖葬习俗有关呢？或者说“老人洞”是否就是巴人、濮人们顺汉水而下迁居时所留？在进一步推断，悬棺和崖穴墓是否有着不可分割的亲密联系？

我们沿汉江上行继续调查，发现类似的方形孔洞在陕西安康、白河、平利县等地均有分布。安康市的资料说，据不完全统计，除去修路等施工所毁，尚有232座。同十堰一样，除了传说，要想知道更多，就再也没有更详细资料了。继续往上，在陕西汉中，这种“老人洞”比较少，资料罕见。

我们多见的最奇特的一个“老人洞”是在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双河口乡火镰煸。这是在一座小山顶上的整块巨石间开凿的一个孤零零的崖墓，也是罕见的有题刻的一处，时间据考证是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题记文字为：“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造，李思本记。

金州旬阳县大阳分（）谷里胡平里，李母本为仪凤生，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死，年五八，儿子敬造石人横室一所，葬大吉区安康县界，府永用不替。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李思本年年大富贵，后世留名，千年不朽。”

在我们漂流汉江的第二年，新华社的电讯说：陕西省商洛市考古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考察研究，在商洛丹江、乾佑河等流域发现了3000多座崖墓，并初步揭开了这些崖墓的神秘面纱。目前最新数字是，在商洛共发现崖墓点680处、崖墓4220座。

这使我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沿着汉水，我们展开了进一步的追寻。

（三）、从汉水到长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事情进行到这里，思路一是循着这些崖葬的分布，看能否与古民族的迁徙历史相合；另一个就是在年代先后中寻找线索。然而，这些古老的东西，能被确认年代的是在不多。而关于古代个民族的历史，基本也是一本糊涂账，越看越觉得是一头雾水。

沿汉江而下，荆山南部的远安县、当阳市境内，汉江支流沮河两岸近几年发现了大量“石窟”、“岩屋”。我们去了一看，与“老人洞”非常类似。也是大都凿在水边的危崖峭壁上，有的单家独户，有的比邻而居。所不同的是，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成一字形并列，也有分成两层、三层，甚至五层并列的。

著名的百宝寨岩屋群，就在当阳市区19公里的青龙湖畔，据称整个核心景区内发现岩屋3000多座。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里的岩屋从外看是单独一间一间的，里面却像是一座复式楼群。目前，当地一般认为，绝大多数“岩屋”是一种古民居。因为里边至今可见依山石凿成的灶、架木为床的桩孔、储粮的大柜以及供屋门转动的上下枢孔等等。有人说，据一位八十岁老人讲，其外婆在清咸丰年间亲眼见过为躲白莲教而开凿岩屋的情形。这也和已经发现的一块竣工石碑所记载的“咸丰四年”相符。但“岩屋”看起来并不都是一个时代所建，更大量的岩屋始建于何时？却找不到任何证据，大都无法考证。

在民间传说中，有说是王莽时期绿林军起义的屯兵洞，还有说是关羽走麦城时代所留下……我们注意到，这里也有和十堰地区几乎一模一样的“自死窑”传说：远古时候，人到六十岁都被送到岩屋中饿死，故名之为“自死窑”。

去往百宝寨的路上，我们注意到两座空空“岩屋”旁，还并排存在着的整齐人工方框，及象密封完好还未打开的的墓门，也像是竖立过石碑的痕迹。

继续往下向南就是三峡，这一带，悬棺、崖葬、崖墓很是丰富。据武汉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原恩施博物馆馆长）邓辉先生研究考证：目前，三峡地区的宜昌、秭归、巴东、奉节、巫溪，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利川、恩施、建始、咸丰、来凤，湘西的保靖、龙山、永顺、慈利，贵州铜仁地区的松桃、岑巩，重庆黔江地区的黔江、彭水、秀山等土家族分布地区，悬棺痕迹、自然岩磴、人工洞室墓、自然洞穴、裂隙放置棺木等“崖葬”均有分布。

其中，三峡地区是整个土家族地区，或者统称为“五溪”地区崖葬墓的发端起始期，时间在战国——西汉阶段。其中类似于汉江“老人洞”的，人工凿成洞室的崖葬，在不同的区域，洞室的形状、大小、深浅、放置葬具的方式也各有特点，但总体上比较接近。这批崖葬的年代，从发现的一些遗物推测，整体上可能仍然是唐宋历史时期，而以宋代为主。

进入四川，崖墓的分布范围很广，东起巫山、巫溪，西至汉源、昭觉，北抵广元，南达云南、贵州，除甘孜州和攀枝花外，19条江河流域、70余县市均有分布，这是我国崖墓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地区。其中岷江中游地区和涪江中游是四川崖墓的两大中心区域，其中尤其成都以下至乐山市境内的岷江中游地区为甚，崖墓总数不下2万座，有些地方一山即达数百座，几乎整山皆洞，密如蜂房。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则数彭山江口、乐山市中区两地。

关于“崖墓”，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是在古埃及。从公元前2000年的中王国时期兴起，延续千年至新王国时期。在亚洲，除了我国，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都有崖墓发现，与中国崖墓形制结构相似之处甚多。

世界各民族崖墓的众多相似之处，使很多学者认为其中具有文化的同一性，相互之间有文化上的传播和影响。有人认为东亚的崖墓或许就源于古埃及。法国学者色伽兰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曾说：“凿崖为墓之法，一如埃及、西亚、波斯之利用地势之法……必可断定其发源于极西，而不发源于中国，吾人今日敢自信也。”但纵观各国崖墓，相同点仅在于凿崖为横穴室墓葬，布局、雕刻、藏具、随葬品等等实在相去万里，以上说法，难免显得牵强。

我国最早的崖墓，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认为是河南永城的西汉景帝时期梁孝王墓。崖墓分布最广的是四川乐山、彭山地区。至于四川崖墓的起源，有人认为是大一统的西汉帝国时期汉民族带进四川的；也有人认为与僰族文化有关，1934年的《乐山县志》就称之为“蛮洞”、“獠洞”，认为是“僚人所凿也”；还有人认为“与蜀人不无关系”，是巴蜀民族自秦汉以后缓慢吸收汉文化，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使用的墓葬，其经历的时代与崖墓出现、发展的时代正大体吻合。

四川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唐长寿所长告诉我：“乐山彭山地区最早的崖墓是彭山县江口高家沟崖墓，年代大约是王莽时期至东汉初年。有明确的年代题刻的是乐山肖坝的“永平元年（公元58年）”崖墓。其后，蜀汉、两晋，仍在开凿，到南北朝的时期，却已经难得一见了。到了宋代，大诗人陆佑在这里做官，曾在城郊发掘了一座汉墓，已经不知道这是崖墓，当作神仙洞府，认认真真写了一篇《藏丹洞记》。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把崖墓当作少数民族以及的传说，白崖山宋人的碑刻就把白崖山崖墓称为“羌洞”，认为是“羌人”的石室。明、清、的地方志多称之为“僚洞”，民间则称之为“蛮洞子”、“蛮王洞”等等。

为什么乐山的崖墓就这样消失了。因何兴起？因何而亡？为什么似乎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至今众说纷纭。”

唐所长说， 1928年，郭沫若在其传记文学《我的童年》中就两次提到家乡的乐山崖墓，并在1963年由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首次引用乐山崖墓的资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在人们视乐山大佛为乐山文物之最时，郭沫若却说乐山崖墓“才有搞头”。

四川彭山县的江口崖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境内有5000多座汉代崖墓。博物馆设在第951号汉崖墓内，占地3100多平方米，分雕塑、文物、崖墓群现场陈列3个部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天下第一吻”的秘戏图石刻雕像。上面一男一女全身裸体并坐相拥抱，1941 年出土于该县江口镇梅花村第550 号崖墓附第三层门楣上，通高49 厘米，宽43 厘米。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与历史正统观念完全相悖。郭沫若先生观后，称之为“天下第一吻”。那么，建造这座崖墓的，一定是个率性浪漫的民族。

与汉江“老人洞”完全不同，乐山、彭山的崖墓都很巨大，一般都有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墓道长的有十几甚至二十米，有些豪华的，道旁还铺排水管，墓门刻饰玉檐、斗拱、双阙、花卉；墓室设前室后寝、左右厢房、厅堂、内室、厨房、壁橱等等。

而与之距离不远的宜宾悬棺，则盛行在明代。

宜宾珙县洛表镇的麻塘坝是悬棺最为集中的地方，被称作“僰人故里”，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春天，刚一到，就运气极好地巧遇洛表中学黄华良老师。

黄华良是土生土长的洛表人，按他的话说，是看着悬棺长大的。不断听到游客抱怨说：“不来悬棺遗憾终生，来了悬棺终生遗憾”，这些悬棺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他觉得自己作为僰人故里的一员，有责任对僰文化进行研究和宣传。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资料收集和研究，并随时担任业余解说员，给游客们介绍相关知识，尽量使他们不再产生遗憾的感觉。

据黄华良先生研究，僰人消失在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元年（1573年明朝廷对之的第十二次对僰人进剿。在张居正的主导下，一名叫做刘显的大将具体执行。自三月领兵以来，攻破僰人城寨60余个，擒僰人名将36人，俘斩僰人4600多人（赴火、跳岩死亡及因战争间接死亡者，未计入），招降5600多人，拓地400余里，获诸葛铜鼓93面。《平蛮碑记》载：“冬十月，取次就擒都蛮，至是尽灭。”由于上级要求刘显采取斩尽杀绝政策，到冬十月，僰人“至是尽灭”。一些侥幸逃脱的僰人，只得隐姓埋名，不敢承认自己是僰人，僰人下落从此便成一个谜。

黄华良先生认为：翻开珙县的历史，自汉至明，上下1700余年，在此生活过的民族有僰人（汉代以前）、僚人（南北朝以后）、都掌人（明代）。从已查明的悬棺年代，其下限为明代中期。因此，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悬棺族属应从明代或明代以前在此生存的民族中去找。有人说是僚人的、有人说是都掌人的、有人说是僰人的，可谓众说纷纭。

僰人与百越、葛僚、僚、仡佬、都掌蛮是同一族源 百越人在古代被称作濮人，居住在吴越之地，后来因越国强大，统一了众多的濮人部属，被称为百越，或将其原始称呼相连仍叫濮越，据民俗学家研究，濮人和僰人同属一个民族，濮和僰在发音上可疑读bo、bu、po、pu，因而在语源上是一致的，历史也认为僰就是濮人。大致可以说濮、僰是同一个族源的民族。到汉以后，有关濮的记载就少一些。在文献中或被称为葛僚、僚、仡佬，明朝时被称为都掌蛮。

继续向南，悬棺等崖墓葬习俗仍有分布，2005年我们在贵阳附近的高坡既看到了洞葬也看到的悬棺。继续望南到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地区也有洞葬。

但类似于“老人洞”的“方型孔洞”，却很罕见。

仔细检索资料，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零星分布这人工开凿崖墓葬。我所听到的最耸动的一个是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北面军都山山崖上发现的规模庞大、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洞室，有专家考证为“神秘古崖居”，认为主人是一种身高只有一米多点的小矮人。原因可能里面发现了锅灶、排水管等遗迹。

其实，类似的锅灶、排水管等遗迹遗迹在四川崖墓、“商洛崖墓”中也有发现。

沿着312国道行进在汉江支流丹水岸边，我才发现，原来两边“老人洞”还真不少。以前多次途经过这里，还骑自行车走过一趟，但心不在焉，竟没有一点印象。快到著名作家贾平凹故乡丹凤县棣花镇时，赫然看见远处的山崖顶部就有好几排。

商州市区南郊的一座山边崖墓，当地人将一大片蜂巢状的“老人洞”已经开发成了旅游点。与汉江干流相同的是，大小、性质均相差无几。不同的是，这里的崖墓，土质很像四川乐山彭山一带，很多的里面也能看到锅灶、排水管等遗迹。

商洛市考古队队长王昌富对我说：“商洛崖墓”更像是房子，类似于悬棺，但又不是悬棺。几乎都是在竖立的崖面上垂直九十度角凿刻的，开凿难度相当大。猜不出到底先人是通过什么手段在悬崖峭壁上凿出这些洞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从中国目前崖墓分布的现状看，商洛的崖墓遗存无疑是中国西北边缘崖墓遗存最集中和数量最多的，其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探索。

陕西“商洛崖墓”考古科研项目，现在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商洛地区第一个获国家立项的考古科研项目，被列为陕西２００５年度的五大考古发现之一。

关于商洛崖墓，我们找到的一段史料很有意思（《巴蜀移民史》（谭红主编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2006 01）：“两汉时期，不仅有不少中原移民迁徙入蜀，而且也有部分巴蜀土著迁入中原。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不断从巴蜀之地调拨人力物力资源，从巴蜀之地补充兵源，以支持对项羽的战争。据史籍记载，刘邦曾在巴地招募賨民七姓参与平定三秦的战争。当刘邦平定三秦之后，賨cong人不愿随刘邦出关远征，要求返回巴地。刘邦为了表彰这批出征的賨cong民，决定免除参战的賨cong（上宗下贝）民罗、朴、昝、鄂、度、文、龚七姓不供租赋。不过，賨cong人七姓并非全部回到了巴地，其中部分仍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后便留在了关中，成为了移民。《隋书·地理志》： “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商洛，即今陕西东南商县、商南一带。《太平御览》卷141商州风俗：“汉高祖发自巴蜀以克三秦，遂迁巴中渠帅七姓于商洛之间，至今犹存。”金州风俗：“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巴中渠帅七姓居商洛，其俗至今犹多猎山伐木。” 汉高祖迁賨民之事是在汉初，距宋代已有千余年时间，但迁于商洛之地的賨民，至此时犹能保持巴地之风俗习惯。由此可见，当初迁徙之时，賨民数量一定不小，且迁入之后，当聚族而居，不如此，则早就为当地之汉族融合了，不可能保持巴地风俗达千年之久。”
与此同时，这本《巴蜀移民史》还有这样的分析：在秦统治巴蜀的100多年的时间里，秦入川移民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秦地的普通居民，一类是秦灭六国之时迁移的六国豪强、贵族或普通居民，还有一类是秦的各种罪犯。《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这一政策对于脱下军装便是农民的士卒来说，免除其终身交纳赋税，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些随之入蜀汉的汉王朝士兵，一定有在巴蜀地区定居的，成了移居巴蜀的移民。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僰道县……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记》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

汉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地处四川盆地南部，原为僰人居住之地，自秦统一巴蜀之后，便有中原人民不断迁入该地区。到了汉代，该地汉人迁入者更多了，以至于将当地的僰人也“斥徙之”，南迁到了今云南等地。正因为僰地迁入了大量的汉人，汉高后六年（前）182才得以在此重新筑城。20世纪，还在于僰道相邻不远的高县等地，出土有汉代的钱范等物。也证明僰道及附近地区，从秦至汉，不断有中原移民迁入。

崖穴墓一般是在岩石上开凿出能放进棺木或者尸体的大洞，而悬棺是开凿小洞直接把棺木悬于高空？这两者是否存在某种演进关系？是不是与不同地域岩石的坚硬程度以及气候、森林植被以及风俗的演变等有关？商洛的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和西南地区的悬棺基本相同的，利用不规则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隙中加设木杠，或在洞口的岩面上凿出圆孔楔入木桩来搁置棺木的“悬棺”，也许正好证明了这一点。类似情况，在汉江流域的其他地区，近年也有零星发现。

从悬棺的安置方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六种形式：第一种是木桩架壑式，即棺木一头放入人工或天然的孔穴中，一头用木桩支撑；第二种是天然洞穴式，即对天然洞穴稍加修整，将棺木放置其中；第三种是人工开凿横穴式，即人工凿穴，大小宽窄以放入棺材大小为限；第四种为悬崖木桩式，即凿孔打入木桩，然后置棺其上；第五种为崖礅式，在岩石突出部位之上放置棺木；第六种为崖沿式，由岩石形成的天然平台，将棺木置于其上。从这点上讲，在汉江发现的石洞很接近悬棺葬棺木的安置方式中的第三种。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以汉江流经的鄂西北十堰为线，以北，商洛崖墓据报道考察者发现的年代标志有汉代的东西，其中在商南富水发现有“元凤元年”（公元前８０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５７年）等模印纪年的年号砖；往南，重庆和四川境内的崖墓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年代一般也被认为是从两汉起始。

而十堰地区的崖墓据我们的粗浅所见而言，一般都是空墓，墓室的雕凿痕迹要粗陋和简单很多，也罕有发现文物的记载，从其风化情况等一些基本条件可以判断，可能要早于商洛地区，最起码要早于工艺要精美很多的巴蜀崖墓。

从现存“老人洞”遗迹的直观印象来看，汉江干流的要更早一些。这，不由不让人联想到古民族的迁徙。

不管是巴人还是濮人或者别的古民族，值得注意的是，从遗存“老人洞”的汉江，到发现的“石窟”的荆山南部远安、当阳沮河，恰好有一条传统上的古道相连，是古人从鄂西北进入荆南的要道，而从沮河到三峡，距离很近，也没有什么地理上的障碍。

结合以上情况，翻阅一些资料后不由不让人联想：这种崖墓葬习俗是不是沿着汉江及其支流，随着民族的迁徙沿着支流传入商洛，扩散到巴蜀的？

值得注意的是，商洛地区的“自死窑”在当地有些就干脆被称为“巴人洞”。而关于巴人的族源，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起源于鄂西长阳县清江上的武落种离山，后越三峡，进入川东和汉江流域。而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巴发源于汉江流域上游，后沿汉江迁徙到三峡、川东，这种观点，随着在汉江流域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而一次次被提出。

这不由让人联想到“老人洞”与“悬棺”是否有关联？目前，汉江流域发现的崖穴墓，一般是在岩石上开凿出能放进棺木或者尸体的大洞，而悬棺是开凿小洞直接把棺木悬于高空。这两者是否存在某种演进关系？是不是与不同地域岩石的坚硬程度以及气候、森林植被以及风俗的演变等有关？商洛的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和西南地区的悬棺基本相同的，利用不规则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隙中加设木杠，或在洞口的岩面上凿出圆孔楔入木桩来搁置棺木的“悬棺”，也许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巴人悬棺，目前一般认为起源于5000年前，这恰好是氐羌、巴氐、夏羌分化时代。巴人从氐人中分化出去，从汉江、嘉陵江上游地区进入长江流域，由相对干燥少雨缺水的地区进入了潮湿、多水、阴雨连绵的地区，气候、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他们形成了不同于氐羌和华夏的独特文化，在此过程中，“老人洞”演变为“悬棺”是可能性一种。

巴人祖居高原的时候，终日阳光明媚视野广阔，南下来到长江汉水两岸，巴山深处，这里群山峻岭，山大沟深，阴雨连绵，基于怀念和渴望故乡的阳光灿烂的深层心理，产生人死了要安葬的越高越好的习俗，是符合情理的。越高处离太阳越近，还能登高远望，或许能看见北高原的故乡。

悬棺在20世纪40年代始被史学界发现，集中地在四川宜宾一带，学术界倾向于为“僰人”所留。关于“僰人”族属，一般也正是归结到“濮越”、“百濮”。悬棺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据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中国悬棺葬的地理分布几乎全部集中在南方，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台湾等11省市境内河流两岸的峡谷之中，离我们最近的是三峡悬棺，近年发现有战国兵器以及西汉的殉葬品。

而关于悬棺，目前考古界至今也是没有统一意见。流行的观点认为可能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武夷山等地，考古证据表明为武夷山悬棺为三千多年前的东西。引人关注的是，悬棺葬的棺材一般都是船形，而引人联想的是，蜀人的船棺葬，近些年在汉江源头附近的四川广元大量发现。巴蜀同源，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据统计，史籍记载的我国古代民族有160余个之多，而实际存在过的民族肯定不止此数。考察这一地区的古民族史，对之进行一场有趣的历史通俗剧式的猜象与追寻，故纸堆里找来找去，也不超过这几个字：“濮、僚、巴、僰、蛮”。

一般认为，“僰人”之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被称为“西方之戎”，属氐羌族系。后来又有“西僰”、“氐僰”、“羌僰”等称谓。目前一般认为，僰人最早活动于今川南核电东北一带，今宜宾市可能是僰人早期活动中心。僰人以农耕经济为主，是西南各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民族，先秦时期就建立过“僰侯国”。秦汉之际，中央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地区，在僰人聚居地区开辟道路、设置郡县、派驻军队和移民，并大肆掠卖“僰僮”，迫使僰人大量南迁。

关于僚、濮，目前学术界认为东汉以后，西南及岭南西部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僚类。这个族称一直使用到清代。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僚人是西南及岭南地区百越各支系的后裔。他们与今天的壮侗语诸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僚人因分布地区不同或风俗习惯不同、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如广西地区有俚僚（即俚人）、乌武僚（乌浒人），云南一带有鸩僚，贵州四川一带有守宫僚、南平僚、葛僚、仡僚、侗僚等。西南地区的百越后裔除被称为“僚”外，一些地区还被称为“濮”。如贵州的夜郎后人被称为“夷濮”，句町王后来史书中也被称为濮王，滇西南有闽越濮、闽濮，滇东北有木濮等。在西南地区，可以说凡有僚分布的地区也几乎都有濮。

汉中博物馆研究员刘长源老先生考证说，《左传·昭公七年》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古王臣公，功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晨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这是早期史料中关于“僚”的最早记载。至少说明，远在奴隶社会，“僚”和“仆（濮）”这两个最底层的阶级或者阶层是存在的。从后世的史料中得知，僚族无君长统领，无名姓、居深山川洞，常被买卖为奴，历经数千年，让保留原始特点。就连称谓也保留了数千年，发人深思。

关于僚，《魏书·獠传》卷101“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又东径西乐城（今汉中勉县东南）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诸葛亮筑以防遏。……又东径魏兴郡(今安康)广城县，县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盐井，食之令人瘿疾。”均说明，僚曾生息于汉江流域。

濮人殷商时期曾在汉江流域生活，曾以安康、十堰一带为基地，向江汉平原发展，春秋时期受阻于迅速壮大起来的荆楚。这段历史至今头绪纷杂，难以理清，故有“百濮”之说。

很多古方国、部族诸如巴、蜀、庸、濮、僚等，早期都曾在汉水上游活动，由于历史的演变，不得不顺流而下，以及中游甚而达于长江流域。

恩施州博物馆朱世学先生认为：在唐人张鷟《朝野佥载》里有这样的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宴饮，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生不复祀祭。”所谓“五溪蛮”《水经注·沅水》(卷三十七)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五溪蛮地包括湘西和湖北、重庆、贵州交界的广大山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先民与原来地处江汉流域的濮人有关。

“濮”在“商之正南”（《逸周书·朝献》）；西周时，濮为“周之南土”（《左传·昭公九年》）；春秋时，“濮在楚西南”（《史记·楚世家》；《尚书·牧誓》卷十一则明言：“濮在江汉之间。”据朱世学先生考证，这种说法可信。西周末年，由于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早期濮人便逐步向西南地区迁徙，西则进入长江上游、巴蜀之境，因之，杨雄《蜀都赋》云“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向南，则进入五溪一带。

巴最早也生活在江汉流域，并与濮的关系十分密切。“巴濮的上层统治部族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人民，原来都是江汉平原上农业社会的成员，他们本来就是一家，后来由于统治部族的不同，才把他们分裂为巴、濮两族。”（徐中舒《巴蜀文化论丛》）“战国时代因为楚国的强大，巴、濮两组不得不经由大巴山与清江入蜀、入黔。（邓少琴《巴史新探》）”从而散布于鄂西、川东及湘西黔东一带。

汉晋至唐，西南地区的濮人改称成“僚”，而不再称“濮”。西晋张华《博物志》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荆州极西南界”即包括今鄂西南地区及湘西、川东南即黔东北等地，这些地区有相当数量的濮人之后裔，大致从东汉以后逐步改称僚或者鸠僚。

所谓“僰人悬棺”，据有关专家考证，“僰人”即“僚人”，均为“濮人”后裔。

还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从汉江源头自上而下，“老人洞”在整个汉中地区很少发现，进入安康市境内，始有零星分布，其中心区和密集区正是可能为“百濮”和“巴人”聚居的十堰、安康一带。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历史遗存的线索？

关于“悬棺”，近年来，在汉江流域也有发现。据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鹏介绍，汉中镇巴、西乡、佛坪等地都发现有悬棺。《安康日报》2001年也曾报道说，汉江上游安康石泉县铜钱县银桥乡也曾发现一处悬棺。2004年，在陕西镇坪白家乡七坪村也发现了悬棺，据镇坪县文管所邹卫鹏所长介绍，该悬棺是他们在9月底进行田野勘察中意外发现的，经文物专家认定是僰人悬棺。

悬棺葬的年代与族属有着密切关系。关于悬棺的族属，考古界至今也是没有统一意见。流行的观点认为可能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武夷山等地，考古证据表明为武夷山悬棺为三千多年前的东西。

引人关注的是，悬棺葬的棺材一般都是船形，而引人联想的是，蜀人的船棺葬，近些年在汉江源头附近的四川广元大量发现。巴蜀同源，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四、汉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发现

（四）汉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发现

一次计划外的考古发掘，使十堰地区传说已久的“老人洞”、“寄死窑”，跃身成为“文物”，神秘面纱初露。多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曾预言：如果能破解这些文化遗迹之谜，或许是研究我国乃至亚洲敬老习俗确立和丧葬习俗演进课题的一把重要钥匙。

这是十堰的一个意外收获。继三峡之后，在云集丹江口库区“大会战”的来自全国各地考古界的精兵强将中，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教授等抵达他们负责的郧县青曲一处东周遗址现场时，发现原定的项目并不理想，倒是旁边众多传说中的“老人洞”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经过多方协调，报经上级批准，他们开始了调查发掘。

“出土的文物，证明确实是墓葬。有些洞里还能看到一些残存的人骨，大部分都已风化成灰……毕竟1500多年了。”2007年，郧县文物局长周兴明日前给记者回放考古现场照片时，仍有些兴奋：“收获不小，价值很大，这一批崖墓的年代，初步确定为隋唐时期。”

1月12日这天，他们就在李家湾发现ABCD四个地点有崖墓存在，确认崖墓34座。ABCD四地点沿江岸依次往上游排开，墓口均朝向汉江，大致朝南。这四处崖墓，专家认为：总的来看，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远，形制大多是比较接近，可能属于同一时期，或相差不远，大部分带象征性墓道的崖墓和刚发掘的后房口崖墓群较为接近，横向墓室的则有所不同，B地点M10内壁凿的形制，和流湾崖墓群有一定相似的地方。这三处崖墓群直线距离也不远，均分布在汉江北岸。后房口崖墓及流湾崖墓根据出土物可定为唐中期，那么李家湾崖墓群的年代估计也大致属于同一时期。

在此之前，这种“崖墓”一直被老百姓称作传说中的“寄死窑”，并未当作文物对待。周兴明局长说，整个郧县估计有数百座崖墓，他们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郧县的出土文物表明这里所谓“老人洞”，实际上就是隋唐时期的崖墓，但郧阳博物馆副馆长黄旭初认为，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老人洞”的传说荒诞不经，没有意义。他介绍说，前些年，武汉大学曾对郧西的一座类似崖墓进行发掘，结果就表明是战国时代的遗迹。他说，在这次发掘的基础上，他们将对整个十堰乃至汉江流域的崖墓进行进一步研究，应该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郧县青曲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汉江流域的“老人洞”至少一部分为其实不过就是隋唐时期的“崖墓”。

时间到了2008年11月，又一次新的考古发现，使这种“老人洞”更显得扑朔迷离。

为配合南水北调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研究考古所经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在汉江淹没区下郧县五峰乡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段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21座秦汉墓葬皆为带墓道的洞室墓，在这批洞室墓中，4座岩洞墓，其余是土洞。

这种土洞墓与岩洞墓混杂在一起的场面，使郧阳博物馆副馆长黄旭初感到奇怪：

这批秦汉洞室墓，形制众多，结构复杂，分布在二级台地的山坡上。墓葬总长一般在7到10米。在这批洞室墓中，土洞墓所凿的墓室主体是土质的山体，发掘时其洞室全都塌陷，洞室顶部的结构已不太清楚。岩洞墓所凿的墓室的主体都是麻面石的山体，均为直接在山上先凿成竖井式墓道，再在墓道一侧横向凿出墓室。其墓顶距现地表一般深约1.53－3.76米，发掘时大多保存了当时所构筑的原貌。所有墓葬分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墓道部分都是在台地的平台上先挖出长方形的明道至山壁，在山壁处向内凿出长方形的墓室。墓道最长的可达7.4米，深度达1.14—2.4米，墓道底部可分为向内斜坡、向外斜坡和平底三种。墓室皆凿为长方形劵顶，长度一般在2.8—3.46、宽0.8—2.14洞室高1.02—2.14米。少数墓室见有铺底砖，墓室内或置单棺或置双棺。人骨大多已朽，从残痕看，多为仰身直肢葬。墓门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完整的岩洞墓门凿成劵顶形，在墓门处的两壁和底部都凿有宽约20、深约10厘米的凹槽，从残存的痕迹分析，除有用木板封门外，还有用卵石加泥土垒筑封门的，个别洞室墓则用砖封门。所有洞室墓都出有随葬品，共出300余件。其中，最多的一座墓葬（M48）共出29件。质地主要有陶、铜、铁、铅锡、漆木等。器类主要有鼎、罐、壶、锺、釜、灶、耳杯和铜钱等。所有器物尽管有残破，但都可修复和复原。根据器物的形制，初步可断定这批墓葬的年代的跨度可始自秦末一直至东汉晚期。

这是是近来在郧县发掘最多的一个墓地。过去，尽管在郧县的韩家洲、刘家院，也有发现，由于土洞墓的墓室全都塌陷，但对其墓室结构一直都不太清楚，人们大多讳而不谈。郧县乔家院岩洞墓发掘后，基本上保存了当时原貌，可复原这一区域秦汉洞室墓包括土洞墓的形制和构筑方法。同时，对深入探讨流行这一葬俗的族属及分布区域都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墓葬都未被盗掘，都出有各类不同质地的随葬品，尤其是一些新器种的发现，对建立这一区域的秦汉年代学序列大有裨益。

“目前，只能推测是某个氏族的遗俗。五峰的崖墓和洞室墓，洞室墓最早在西汉，崖墓还是在东汉。土洞墓和岩洞墓交织在一起，据随葬器物来看，有些就同属一个时代。

我个人还是认为土洞墓从形制和器物看还是有秦人的风俗，毕竟五峰离秦近。可能往往还有战争的关系呀，

可不可以猜想？这是秦人统治这里后，秦人的土洞墓室形制和本土的崖墓形制的一种融合？或者妥协的产物？

一个部落占领了另一地，他所占领区也有被同化的过程。

我个人认为在时代上他肯定是有个延续的，至少我们这次发现的崖墓就延续着土洞墓的形制。

在这些岩洞墓的下方，更靠近汉江的水边就有三座真正意义上的崖墓，已经只剩下洞了。另外，在据这批墓葬不远的肖家河村（大概2公里）也有四座空荡荡的“老人洞”。

汉江崖墓究竟是来自四川方向的习俗向北演进的产物还是本来就是一个中心传播者？究竟是从东南沿海一带逆江而上传来，还是沿汉江而下传播四方？

汉江“老人洞”仍伫立在茫茫苍苍的秦岭巴山间，象一个个巨大的问号。

一、匪夷所思的弃老传说与神秘消亡的古方国

二、如果确实存在过这种将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饿死的习俗，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三、从汉水到长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四、汉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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