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园地】第113期 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案

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我们只是因为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美）杰克逊

法治隽语

“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案”之所以被人们所铭记，是因为：其一，主审法官是美国法律史上赫赫有名的卡多佐大法官；其二，该案确立了判断过失侵权的新标准，即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失的依据；其三，安德鲁法官的反对意见也为案件增添了色彩。

1924年8月24日，一个炎热的周日，原告帕斯格拉芙夫人正站在纽约长岛火车站的站台上候车。当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帮一位旅客登上一列已开动的火车时，不小心碰掉了该旅客携带的一个小包裹。谁也不曾料到，报纸包裹的竟然是烟花爆竹，包裹掉在铁轨上，被开动的火车辗轧发生爆炸，造成车厢损害以及13人受伤。原告是受害人之一，爆炸的冲击力将据称有数英尺远的体重秤击倒，原告被砸伤。原告受到伤害和惊吓之后，甚至患上了严重的口吃症。包裹的所有人已不知去向，原告只好起诉长岛火车站寻求赔偿。

初审法院陪审团裁决原告获得6000美元赔偿，相当于其12年的收入，也相当于当时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年的收入，纽约上诉分院确认了该判决结果，并重申了英美传统侵权法中“公共运输者的高度注意义务”,但纽约上诉法院(纽约州最高法院)推翻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并让其承担诉讼费用。前后共有13位法官参与审判此案，其中，7位法官支持原告获赔，6位法官不支持原告获赔，而卡多佐大法官的最后一票决定了原告的命运。

在卡多佐的判决书问世之前，正像纽约上诉分院所重申的，铁路公司作为公共运输者必须对乘客尽到最高程度的注意，故此案中会判定长岛铁路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对原告构成过失。对于该案“火车站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对原告构成过失”这一争点，卡多佐大法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卡多佐指出，对原告造成损害的危险(无人能够预见报纸包裹的是烟花爆竹),任何人尽到一般注意都无法发现，原告的伤害已经超出了合理理解的范畴，被告的行为不是与原告有关的“非法行为”。即便火车站工作人员的行为存在过失，也是对包裹所有人而言，对站在远处的原告并无不当之处。因此，原告不在被告可预见的范围内，故不对其伤害承担责任。

原告不能获赔的结果，让人匪夷所思，为何年收入450美元的原告无辜受到伤害，却不能从财大气粗的铁路公司获得赔偿？虽然卡多佐的推理超出了人们先前对侵权法的理解，却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侵权法。他的至理名言——一个理性人可以感知的危险之范畴，决定其应当承担责任之范畴，一直被铭记至今，可预见性也一跃成为美国侵权法判定过失侵权的重要标准。

安德鲁法官的反对意见也获得了十足的关注。他指出，该案不能依据过失进行判定，应该依据因果关系进行判决。是否造成损害、被告行为是否是损害后果的最直接原因是判断被告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依据事实可推出的逻辑是：车站工作人员致使包裹落地——包裹爆炸——原告因爆炸致害。虽然不是爆炸本身，是被震动的体重秤砸到原告，虽然伤害发生的方式无法预见，但伤害本身确定能够预见，长岛火车站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但安德鲁法官并未指出铁路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是原告伤害的“直接原因”,反而使卡多佐大法官的意见书更有说服力。

卡多佐的判决意见书也招来了诸多批评。如法经济学代表人物波斯纳就认为，卡多佐的说辞并未实际给拒绝原告的诉求以充分理由，仅产生了修辞上的效果。侵权法学家普鲁瑟则指出，该案最大的教训是证明利用“义务”这样的法律概念来解决疑难案件是无望的。尽管该案的判决甚至卡多佐本人被严厉地批判着，但90年过去了,它仍然被引用着、争论着、研究着。法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着自己对卡多佐大法官和安德鲁法官理论的理解，有的法院追随前者，有的法院追随后者，甚至有法院仅仅将这些理论作为达成判决结果的借口。已经无人在意，原告受到伤害的真相，原告所站位置距离爆炸地点更近些，结果是否不同。这也许正是卡多佐大法官的高明之处。

卡多佐大法官肯定清楚无辜受伤并且贫困的原告之艰难处境，但他摈弃了情感之正义，追随着自己内心的法律正义，这对原告着实无情，但从侵权法的长期发展来讲，确属意义重大。而帕斯格拉芙夫人绝不会想到，自己的悲剧却成为美国法学院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她的名字被无数的法律人所诉说。这件具有传奇色彩的案件也告诉我们：侵权法从来都不是有损害即有救济，责任和救济都是有边界的，侵权法一直都在寻求合理地限制行为人的责任和受害人的救济，在损害救济与行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平衡的工具，如卡多佐大法官提到的可预见性，像有弹力的调节器，实现着扩张或限制侵权责任的功能。这也许正是卡多佐大法官想要的效果。

本案主审法官本杰明卡多佐(1870-1938)

来源：中国普法网

编辑：斗门区普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