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起兵反明, 真的是因为所谓“七大恨”吗?

努尔哈赤起兵的所谓“七大恨”，当然是服从于政治，为了满足其私人政治目的而已，无需多加讨论。

那么，从努尔哈赤起兵前看起，明朝对女真人到底如何？女真是否到了无法生存，不反不行的地步了？小院之观是：当然不是。

清史第一人孟森说过：“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作为近代清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孟森当然有其依据。

一、体现在给前来归附的女真人民政策上，从明初起，大明即对女真贫苦百姓有很大吸引力，毕竟辽东苦寒之地，产出比之中原不可同日而语，女真民族落后的生活方式与汉人富足的农耕生活也相差颇大，这种背景下，自然有女真人络绎不绝归附明朝。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就定下了对归附民族的优待政策，即是“优待安置，供给赏赐”，包括而不仅限于女真。女真人、蒙古人在朝中为官的也比比皆是，对此小院前面有文章专门讲述过。

二、来去自由，这点即使在现在也很难得。对于治下的汉人，若要出境，必须要持政府文书，否则即是重罪。但对于女真、鞑靼等少数民族归附者，却是自由来去，不加限制，体现了明朝的大度。

三、减轻赋税。对于归附女真人的税赋，可以说是轻到令人发指，免税免役屡见不鲜，比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辽东巡按肖淳条陈所载：“建州毛怜等卫夷人降附，安置安乐、自在二州者，名曰达官……至于自在、安乐二州达官，初谓其犬羊就柙，犷悍犹存，故不差不粮，亦不委任以事。”

四、设立互市。设立互市，只使明朝小程度地减少边境骚乱的发生，却极大解决了南下归附者的日常生活需要，隆庆六年七月辛丑“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自内地”，而且还有避免天灾损失的作用。

五、加官进爵，并且官职可以世袭。比如永乐十三年十月壬辰：“吉里河卫女直牙失答奏，愿居辽东东宁卫，命为指挥佥事。”景泰二年九月戊戌：“海西亦马剌卫故野人指挥佥事阿兰哈子写称哥来归，命袭指挥佥事，于辽东自在州安置支俸。”

具体到努尔哈赤家族来看，从永乐十年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带领部下从原所建州卫分家开始，朱棣就为其设建州左卫于风州，家族世袭建州左卫首领一职，从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世代受到明朝优待。

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最后死于明军攻破古勒城后的战斗，明朝觉得是误杀，努尔哈赤不能接受，觉得死得太冤有阴谋，这也可以理解。

不管是误杀还是冤杀，人家毕竟死了爷爷和爸爸，明朝也觉得不好意思，给予了安抚，“乃归二祖丧，与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 自此岁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

站在明朝的角度，不管是误杀还是屈杀，从官方角度讲，给予这么多赏赐已算到位。毕竟人死不能复生，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比如著名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即使一家四兄弟都在战斗中阵亡，政府能做的也只有多给一些抚恤金并对家属加以照顾。

毕竟当时建州女真在名义上还是大明的臣属，历代跟从明军出征的女真战士为数不少，伤亡不可避免，父子两代阵亡的也并非没有，不是只有努尔哈赤死爷爷死爸爸。

蒙古人都帖木儿，归附明朝后汉名吴允诚，其二子都督吴克勤、恭顺伯吴克忠兄弟都在土木之变中断后而殁于阵中，孙子吴瑾又在数年后的曹钦谋反中率几名亲兵阻挡曹钦叛军，力战而亡，如人人都像努尔哈赤，吴氏子孙岂不是早就应该兴兵造反。早一点多来几个努尔哈赤，恐怕建州女真早已被彻底剿灭不复存在。

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这是家仇，说难听一点，祖父和父亲身死的直接原因还是他外公王杲造反才导致的，王杲攻破抚顺、辽阳、沈阳，烧杀掳掠，诱杀明朝将领，挑起战争，同一部落的首领不能阻止，最后身死，说是咎由自取也不为过，但他起兵时却将之作为七大恨，让人可笑，说他豺狼之心，早有反意倒是真的，所谓七大恨只是借口而已。

同样是清史泰斗孟森所说：

“（清）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即清肇祖）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董仓，求避入辽边，明允之。其人既久居边内，久之乃占为己地，明让之，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至今日始大发明，而以余发明最多，可云前无古人者也。” （孟森《清史讲义》）

从中可以看出，从猛哥帖木儿开始，建州女真遭到兀狄哈人和朝鲜人的进攻，向他们提供保护的是明朝。他们的生活土地、经济物资、政治待遇，全是拜明朝所赐。

“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在明朝的庇护下，得到繁衍、发展、坐大，最后变成了附骨之蛆。这真是一出农夫与蛇的活剧，孔子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明朝的历史证明了，过度的恩惠乃至忍让，不能够换来安宁也换不来感激，反倒是可能激起了他们得寸进尺，肆意反噬的野心。

或许正如李世民所说：夷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

有意思的是，清朝一统天下后，不管是对蒙古的黄教减丁政策、对准噶尔部落的铁血镇压乃至之后数次回乱的无情清剿，都与明朝对女真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知这是否是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