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国际哲学院院士陈波：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2018年8月20日，第24届世界哲学家大会在中国北京闭幕。有评论认为，此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哲学界已经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也在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值此契机，国际哲学学院（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IIP）也于当月15-17日召开院士大会，北京大学教授陈波以高票（50票中的43票）成功当选国际哲学学院院士。
陈波教授主要研究逻辑学和分析哲学。长年以来，他一直主张，中国的人文社科学界应该摆脱封闭狭隘的氛围，主动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学术生态中来。对此，他也身体力行，自2007年以来，在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期刊上发表或即将发表英文论文20篇；从2011年开始，他先后7次举办“逻辑和哲学”系列国际研讨会，涉及主题分别是：弗雷格、克里普克、蒯因、威廉姆森、悖论、真理和亨迪卡。陈波教授还应邀担任多家哲学和逻辑学国际期刊的编委或审稿人，与国际哲学界有广泛接触和密切交往。
国际哲学学院于1937年成立于法国巴黎，是国际哲学界最高学术组织和资深荣誉团体，其宗旨是：在哲学精神的指引下，将全世界哲学领域的精英和有识之士聚集起来，为提升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该组织章程规定，正式院士名额不能超过115人。在本次院士会议之前，有经选举产生的来自多个国家的正式院士66名、荣誉院士39人，其中包括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此前代表中国有正式院士杜维明、杨国荣以及荣誉院士邱仁宗。
近期，陈波教授接受了我们的专访，畅谈中国的哲学乃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如何走向世界这样一个受到广为关注的话题。在采访中，他对时下学界的一些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一再强调，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必须面向哲学问题，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

北京大学教授陈波以高票当选国际哲学学院（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IIP）院士。
问（采访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李晽、刘靖贤）：祝贺您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听说当选过程颇费周折？
陈波：谢谢。当选过程确实颇费周折，不太容易。2016年我就被推荐为IIP院士候选人，并被选举委员会认定为两位“强候选人”之一。那一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会，那里恐怖活动盛行，爆炸不断，很多人不去开会，碰巧我的四位推荐人都没有去开会，投票当天我正在赫尔辛基与我的两位推荐人一起开Jaakko Hintikka纪念研讨会。按IIP章程规定，必须至少有一位推荐人到场，向与会院士介绍候选人，回答大家的疑问等。那一年我因此未被作为正式候选人列入大会议程。去年我也是候选人，但候选人有十多位，投票时我缺4票未能当选。今年我获得强力支持，50票中获得43票，属于高票当选。有IIP院士告诉我，我获得的票数比另两位来自芬兰和丹麦的候选人所获得的总票数还多。
我之所以能够当选，自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我这些年来发表了近20篇英文论文，总体评价还不错，有多位推荐人给予高度肯定；通过先后4年出国访学以及这些年主办国际学术会议，累计了不少国际人脉，其中不少是重量级学者，获得他们中一些人的强力支持；三是我代表中国，假如我是欧美哲学家，以我所做的这点工作及其所达到的水准，大概没有多大戏，但IIP院士的特点是：首先是学术水准，其次是国家代表性，缺一不可。IIP 院士不能都是来自某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属于天上掉馅饼，不在人生规划中，也规划不来。以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作为IPP院士以后有推荐权和投票权，每位候选人至少要有一位本国推荐人。按IIP章程规定，IIP院士总数不能超过115人。还有近40个候选名额，并且随着老一代院士陆续退出（院士资格是终身的，但年纪太多的成员会改任荣誉院士），要不断增补新的成员。IIP每年在不同国家开一次会议，每次三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举新院士。我会注意推荐合适的中国候选人。我不喜欢花里胡哨、装腔作势、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的人。我将秉承三个基本标准：学术水准，为人正派，以及学术组织能力。
问：国内目前倡导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话语体系”和赢得“国际话语权”，您有什么评论？
陈波：我曾撰文指出，独特话语体系的建构，国际话语权的获得，必须基于对相关学理性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特别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原创性研究，基于对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从这种原创性研究中抽绎出新的关键性概念和范畴，基于这些概念和范畴去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由此派生出新的言语表达方式，等等。但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哲学界的现状而言，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学者都把精力投向了对先贤、文本、传统的研究，投向了校勘、翻译、阅读、理解、诠释和传播，很少有学者去深入系统地研究相关的哲学学理问题，也很少有学者去严肃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由此做出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哲学理论建构。长此以往，中国哲学界很难获得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哪怕我们把此类口号喊得震天响，因为我们在哲学上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去提供、去言说。我认为，为了获得国际话语权，为了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必须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把研究重点从人物研究和文本诠释转移到对哲学学理和当代社会现实的原创性研究上。
问：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还有待提升，您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
陈波：当中国学者真想谈一点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常常喜欢就一些大题目说大话和空话，很多时候是随便说说，当不得真。中文主流期刊充斥着大而无当的选题，如“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按国外学术期刊的标准，这样大的题目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能hold得住和谈得清楚的，更直接地说，它们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篇学术论文的题目。这样大的题目在一篇文章中当然只能抽象地谈、泛泛地谈，并且谈谈也就算了，不能细究。而学术发展的路径常常是：围绕一个具体的题目，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长期地思考研究，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去谈，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谈，一直把它谈成一个系统、严格、周密、明晰甚至可操作的理论，当然也是一个可以供批判性检视的理论。
由于很多中国学者的创新当不得真，所以中国学界也流行着对号称创新的鄙薄，常常贬称之为“伪创新”：对那些号称提出了某种新观点、新理论的学者不予理睬，既不批评，更不赞扬，将他们彻底边缘化，任其自生自灭……
问：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如何做哲学，一直存在着 “接着说”与“照着说”、“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的争论，把“哲学等同于哲学史”这样的观点依然在学界广泛流行。您认为，应当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
陈波：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出现；哲学研究的原则是自由的探讨与严肃的批判；哲学研究的方法是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
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整个中国哲学界在当代现实和当代学术面前集体失语，变成了一言不发的哑巴。这样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说得严重一点，是中国哲学界的集体失职和渎职，有损中国哲学家共同体的尊严，必须改变。
问：就我们所知，您从2007年开始撰写英文论文并向国际哲学期刊投稿，是什么动机让您在50岁时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
陈波：2007年，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那年我50岁，留给我的学术时间还有，但已经不是太多了。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在那里，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感：国内哲学界把哲学做成了学问，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考辨、整理、解说、诠释，以及撰写各种带有教科书性质的著述上；而至少相当多的牛津哲学家却在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或者对旧问题提出新的解答，做出新的论证，发展出各种带尝试性的新理论。有一位牛津哲学家对我的告诫是：say something different（说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在谈到另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时，他的评价是：nothing original（没有原创的东西）。这两句话对我有相当大的震撼力，刻骨铭心。鉴于我的牛津经验以及长期以来的关切和思考，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哲学家，至少是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去做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提出一些带有原创性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
当时，我在牛津的联系人是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但已经是誉满天下的哲学家了，他是牛津大学逻辑学讲座教授，当选十多个国家或国际科学院院士。我当时就想，我们一心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研究别人的哲学；当我们在介绍、研究他们的哲学的时候，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又在发展新的哲学理论，难道我们的学生又去介绍、研究他们的学生的哲学？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头？！
问：据我们所知，威廉姆森是克里普克的粉丝，您却批克里普克批得很厉害。我们不少中国学者在面对功成名就的人物往往会投鼠忌器，您倒是不太理会这些，敢于说“不”。
陈波：在牛津的时候，我反复思考，假如我的后半生真想做一点像模像样的事情，从哪里做起？克里普克（Saul Kripke）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创始人和直接指称理论的奠基人，但我觉得，关于他的哲学我有系统的话要说，我有系统的不同意见要发表。于是，我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写成了一个大的研究计划，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威廉姆森，也发给苏珊·哈克（Susan Haack），要他们判断一下我拟议中工作的前途，并给我如实的回答。威廉姆森本人是一位克里普克粉丝，他认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完善，因而他认为我计划中的工作没有前途。与我类似，苏珊·哈克也对克里普克的工作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因此认为我的工作有前途，至少值得一试。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我的思想及其论证还没有写出来，谁也没有办法预先宣布它的死刑。我只能用我的脑袋去思考，即使我错了，也希望能够弄明白我错在哪里，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再说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我先写了一篇讨论荀子的语言哲学的英文论文，在Blackwell出版的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发表。这是我在国际A&HCI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我反驳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荀子的“约定俗成”学说。从那以后，我写出了多篇英文论文，经过多次的退稿、修改、再投稿的如同炼狱般的过程，有时候一篇英文论文从写完到发表可能历经5-6年时间。我顽强不屈，死缠烂打，10年来居然发表了近20篇A&HCI期刊论文，这在中国哲学学者中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我是国内土鳖博士，50岁才开始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再次说明了如下道理：不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功到自然成。
问：在走向国际化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分享给中国哲学学者？
陈波：在这些年的英文写作和投稿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个人体验，以及来自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帮助。在很多时候，国际期刊即使退稿，匿名审稿人也会写出很长很仔细的评阅意见，我反复研读和思考这些意见，然后修改。正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如何按国际学术标准去做学问，我把它们归纳为如下5条：（1）在一个学术传统中说话；（2）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话；（3）针对具体论题说一些自己的话；（4）对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系统的论证；（5）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的回应。
除了撰写论文之外，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除了书斋中的勤奋工作，学者还应当走出书斋，参与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把自己的成果与同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探讨。我自己在这些年就主办了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主题分别涉及：弗雷格、蒯因、克里普克、威廉姆森、亨迪卡、悖论、真理等。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做哲学，我们要参与到国际哲学共同体中，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
问：不仅仅是普通读者，乃至一部分哲学系的学生也未必会从事哲学的专业研究。您认为，对于普通人而言，学习哲学有哪些积极意义？学习哲学与成就美好人生有怎样的联系？
陈波：我认为，哲学教育的目标和使命是：帮助学生掌握哲学知识，具备哲学素养。具备哲学素养是指，能够对他人和自己的言行做批判性反思，能够很好地思考、写作和说话，能够有效地与人交流和对话，变得智慧、聪颖、理性、开明、豁达，等等。如果这样来解释，具备哲学素养将非常有助于学生将来获得事业的成功，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借此方式，哲学教育显然能够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从哲学教育中获得的教益，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概括，我喜欢哲学教授奥迪（R.Audi）所做的如下概括：
一般性的解决问题能力。学习哲学，可以通过一种独特的途径，增强人们解决问题的本领。它有助于人们分析概念、定义、论证及问题。它有助于人们组织观念和议题、处理价值难题、从大量信息中汲取精华。它有助于区分不同观点之间的细微差别，并能发现对立观点之间的共同立场。它还有助于人们把各种各样的观点或视角综合为统一整体。
交流技巧。哲学特别有助于人们发展表达与交流上的能力。它提供了有关自我表达的一些基本工具，譬如，通过精心构造的、有系统的论证以表达思想的技巧；这些工具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或者使用得并不广泛。它有助于人们表达自己观点的独特性，有助于人们解释棘手的问题，有助于人们在写作和说话中消除含混与模糊。
说服能力。哲学训练人们构造清晰的陈述、健全的论证以及切题的实例。因此，它有助于人们形成说服方面的能力。我们可以学会建构和守卫自己的观点，欣赏存在竞争关系的那些立场，并有说服力地表明为何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优于其他人。这些本领不仅可以通过哲学上的阅读和写作来发展，而且可以通过教室内外的哲学对话来培养，后者是完整的哲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写作技巧。许多的哲学课程都教授学生如何去写作，而且平常布置的许多哲学文本都是无与伦比的文学短篇。哲学通过对困难的文本进行考察而教会人们进行解释型写作，通过强调要公正对待不同的立场而教会人们进行比较型写作，通过发展学生确立自己观点的能力而教会人们进行论证型写作，通过用具体实例——它们是哲学概括必须系于其上的锚——详细描绘而教会人们进行描述型写作。于是，结构与技术会在哲学写作中受到强调。原创性也会受到鼓励，因而学生通常都希望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
显然，所有这些能力和技巧正是博雅教育旨在达到的目标：培养人们具有相应的能力和气质，以期能够通过理性探讨在事实、理论、行动等问题上尽量达成一致。显然，这些能力和技巧具有可迁移性，它们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任何行业。
用英国哲学家黑尔（R.M.Hare）的话来说，除了做职业哲学家外，除了哲学专业之外，主修哲学的学生也适合去做商人、政治家、教育者、牧师、律师、记者、公务员，几乎可以说囊括了哲学家之外的任何行当。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望达到他们职业的最高级别。这就是说，从哲学教育中获得的那些哲学上的能力、技巧和气质，非常有助于主修哲学的学生拥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和有价值的人生。这是对于哲学教育的最好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