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民众愚昧到何种程度？少女被玷污时还想着效忠天皇！

如今，或许有一部分日本民众认识到了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但如果将这些罪责全部归咎于军国主义，并以此来为二战时的日本百姓开脱，这样的想法就太过幼稚了。日军名将山下奉文曾在死刑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恳请祖国提高妇女的教养，培养好的母亲……请告诉祖国，我只有这个遗愿。”

事实上，母性是人性中最为纯真与柔和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社会道德的标尺，而二战时的日本女性是如何表现的呢？有名名叫东史郎的日本青年，在收到日军征召后便向母亲道别。母亲当即送给他一把匕首，并告诉他：“这次出征千金难买，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捉住，你就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也没关系。”这样的母性教育出怎样的日本年轻人呢？东史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母亲的话让我大为振奋，我感觉母亲特别伟大，我心中坚定地发誓，要欣然赴死效忠天皇！”

塞班岛战役时，日军眼看败局已定，强迫岛上居民全部自杀。有不愿主动自杀的人，日军就搬来机枪架在悬崖边上，逼迫民众跳崖。有不到200名女学生特意被留到最后，遭到千余日本兵“享用”。而日军对这一行为的解释颇为无耻：这些女学生并非被玷污了，而是献身给了天皇最英勇的战士，实际上也是为天皇效忠了。美军看到山崖下衣不蔽体的女学生时，恐怕根本不敢想象其中有一部分人临死前竟然还在憧憬“效忠天皇”，甚至是感到荣幸。

二战中这样的案例发生在日本，简直是数不胜数。有对新婚夫妇，丈夫在度蜜月时说了句想一直这样，不想上战场，妻子听后次日就自杀了，留下遗嘱要求他到战场上为天皇效忠。然而，二战中的日本女性绝非只有靠这些方式体现自己的存在感，虽然日军中并没有正式的女兵编制，但却有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加入了这场战争。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二战日本女兵的重要作用，就是“安慰”日军男兵。其实，这只是她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并且并非所有的女兵都有这样的“机会”的。首先，当女性应征入伍后，日军会根据每个人的硬件条件将其归类。相貌一般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在军中只能做一些运输、收发电报甚至是终结伤员生命之类的杂活；有些姿色、能力却比较普通的会被选来“献身”给天皇的战士；有相貌又有能力的则是重点培育对象，她们经过严苛的训练后，会被调到各种组织中去，著名的如“女子挺身队”、“姬百合”等。

常言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日本女兵便是如此，女子挺身队组建的初衷，是训练一支战斗力可观的女兵部队（后来变了质……）。她们在军营中接受的训练强度不亚于男兵的平均标准，另外比较无耻的是，女兵在走上战场前，必须要亲手杀害一名中国人以“试胆”。姬百合受到的训练则更加严苛，她们通常要担负情报工作，甚至在补给线被敌军切断时还需靠人力为前线运送物资。在冲绳战役中，就有一队执行任务的姬百合遭到美军攻击，在美军喷火坦克的“招待”下，这队女兵当场被烧成焦尸，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即便是战争临近尾声，这些疯狂的女子沦为工具的生涯仍未结束。塞班岛战役后，日本本土的战略防御体系开始全面崩溃。口口声声要讲战争进行到底、甚至要“一亿玉碎”的日军高层，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想方设法给自己留后路了。为了保证日本皇室成员和贵族女性在美军登陆后不受到欺辱，高层给出了一切可以提供的条件，这其中就包括送给美军一支特殊部队。

此时，无论是普通日本女兵部队、姬百合还是女子挺身队，都已彻底沦为政治家们的玩物，日军高层根据美军的审美，特意从数以万计的女兵中挑选出外貌最出众的一小批女兵。她们没有受到系统训练，只分配一把步枪就被推上战场。这支女子部队不出意外地被美军整体俘获，她们接下来所面对的，比塞班岛上那些女学生遭受过的事情好不到哪儿去。这些女兵发现逃跑无望，大多后来选择自杀。这与美军登陆日本后，那些主动投怀送抱的日本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现代社会的女性来说，相貌与能力出色，本应是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有利条件。然而纵观二战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军中的女兵，条件出色的最终下场大多悲惨，反倒是那些外貌平平又没有突出能力的女兵，即便是双手沾满鲜血，战争结束后也很快被遣散，她们的罪行很快就被遗忘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从这样本末倒置的情况来看，我们便可窥知在军国主义的洗脑下，二战时的日本民众，已经扭曲到了何种可怕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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