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老人洞”探秘三、从汉水到长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一、匪夷所思的弃老传说与神秘消亡的古方国

汉江“老人洞”探秘一、匪夷所思的弃老传说与神秘消亡的古方国

二、如果确实存在过这种将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饿死的习俗，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汉江“老人洞”探秘二、如果确实存在过这种将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饿死的习俗，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三、从汉水到长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四、汉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发现

三、从汉水到长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事情进行到这里，思路一是循着这些崖葬的分布，看能否与古民族的迁徙历史相合；另一个就是在年代先后中寻找线索。然而，这些古老的东西，能被确认年代的是在不多。而关于古代个民族的历史，基本也是一本糊涂账，越看越觉得是一头雾水。

沿汉江而下，荆山南部的远安县、当阳市境内，汉江支流沮河两岸近几年发现了大量“石窟”、“岩屋”。我们去了一看，与“老人洞”非常类似。也是大都凿在水边的危崖峭壁上，有的单家独户，有的比邻而居。所不同的是，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成一字形并列，也有分成两层、三层，甚至五层并列的。

著名的百宝寨岩屋群，就在当阳市区19公里的青龙湖畔，据称整个核心景区内发现岩屋3000多座。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里的岩屋从外看是单独一间一间的，里面却像是一座复式楼群。目前，当地一般认为，绝大多数“岩屋”是一种古民居。因为里边至今可见依山石凿成的灶、架木为床的桩孔、储粮的大柜以及供屋门转动的上下枢孔等等。有人说，据一位八十岁老人讲，其外婆在清咸丰年间亲眼见过为躲白莲教而开凿岩屋的情形。这也和已经发现的一块竣工石碑所记载的“咸丰四年”相符。但“岩屋”看起来并不都是一个时代所建，更大量的岩屋始建于何时？却找不到任何证据，大都无法考证。

在民间传说中，有说是王莽时期绿林军起义的屯兵洞，还有说是关羽走麦城时代所留下……我们注意到，这里也有和十堰地区几乎一模一样的“自死窑”传说：远古时候，人到六十岁都被送到岩屋中饿死，故名之为“自死窑”。

去往百宝寨的路上，我们注意到两座空空“岩屋”旁，还并排存在着的整齐人工方框，及象密封完好还未打开的的墓门，也像是竖立过石碑的痕迹。

继续往下向南就是三峡，这一带，悬棺、崖葬、崖墓很是丰富。据武汉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原恩施博物馆馆长）邓辉先生研究考证：目前，三峡地区的宜昌、秭归、巴东、奉节、巫溪，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利川、恩施、建始、咸丰、来凤，湘西的保靖、龙山、永顺、慈利，贵州铜仁地区的松桃、岑巩，重庆黔江地区的黔江、彭水、秀山等土家族分布地区，悬棺痕迹、自然岩磴、人工洞室墓、自然洞穴、裂隙放置棺木等“崖葬”均有分布。

其中，三峡地区是整个土家族地区，或者统称为“五溪”地区崖葬墓的发端起始期，时间在战国——西汉阶段。其中类似于汉江“老人洞”的，人工凿成洞室的崖葬，在不同的区域，洞室的形状、大小、深浅、放置葬具的方式也各有特点，但总体上比较接近。这批崖葬的年代，从发现的一些遗物推测，整体上可能仍然是唐宋历史时期，而以宋代为主。

进入四川，崖墓的分布范围很广，东起巫山、巫溪，西至汉源、昭觉，北抵广元，南达云南、贵州，除甘孜州和攀枝花外，19条江河流域、70余县市均有分布，这是我国崖墓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地区。其中岷江中游地区和涪江中游是四川崖墓的两大中心区域，其中尤其成都以下至乐山市境内的岷江中游地区为甚，崖墓总数不下2万座，有些地方一山即达数百座，几乎整山皆洞，密如蜂房。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则数彭山江口、乐山市中区两地。

关于“崖墓”，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是在古埃及。从公元前2000年的中王国时期兴起，延续千年至新王国时期。在亚洲，除了我国，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都有崖墓发现，与中国崖墓形制结构相似之处甚多。

世界各民族崖墓的众多相似之处，使很多学者认为其中具有文化的同一性，相互之间有文化上的传播和影响。有人认为东亚的崖墓或许就源于古埃及。法国学者色伽兰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曾说：“凿崖为墓之法，一如埃及、西亚、波斯之利用地势之法……必可断定其发源于极西，而不发源于中国，吾人今日敢自信也。”但纵观各国崖墓，相同点仅在于凿崖为横穴室墓葬，布局、雕刻、藏具、随葬品等等实在相去万里，以上说法，难免显得牵强。

我国最早的崖墓，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认为是河南永城的西汉景帝时期梁孝王墓。崖墓分布最广的是四川乐山、彭山地区。至于四川崖墓的起源，有人认为是大一统的西汉帝国时期汉民族带进四川的；也有人认为与僰族文化有关，1934年的《乐山县志》就称之为“蛮洞”、“獠洞”，认为是“僚人所凿也”；还有人认为“与蜀人不无关系”，是巴蜀民族自秦汉以后缓慢吸收汉文化，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使用的墓葬，其经历的时代与崖墓出现、发展的时代正大体吻合。

四川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唐长寿所长告诉我：“乐山彭山地区最早的崖墓是彭山县江口高家沟崖墓，年代大约是王莽时期至东汉初年。有明确的年代题刻的是乐山肖坝的“永平元年（公元58年）”崖墓。其后，蜀汉、两晋，仍在开凿，到南北朝的时期，却已经难得一见了。到了宋代，大诗人陆佑在这里做官，曾在城郊发掘了一座汉墓，已经不知道这是崖墓，当作神仙洞府，认认真真写了一篇《藏丹洞记》。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把崖墓当作少数民族以及的传说，白崖山宋人的碑刻就把白崖山崖墓称为“羌洞”，认为是“羌人”的石室。明、清、的地方志多称之为“僚洞”，民间则称之为“蛮洞子”、“蛮王洞”等等。

为什么乐山的崖墓就这样消失了。因何兴起？因何而亡？为什么似乎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至今众说纷纭。”

唐所长说， 1928年，郭沫若在其传记文学《我的童年》中就两次提到家乡的乐山崖墓，并在1963年由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首次引用乐山崖墓的资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在人们视乐山大佛为乐山文物之最时，郭沫若却说乐山崖墓“才有搞头”。

四川彭山县的江口崖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境内有5000多座汉代崖墓。博物馆设在第951号汉崖墓内，占地3100多平方米，分雕塑、文物、崖墓群现场陈列3个部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天下第一吻”的秘戏图石刻雕像。上面一男一女全身裸体并坐相拥抱，1941 年出土于该县江口镇梅花村第550 号崖墓附第三层门楣上，通高49 厘米，宽43 厘米。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与历史正统观念完全相悖。郭沫若先生观后，称之为“天下第一吻”。那么，建造这座崖墓的，一定是个率性浪漫的民族。

与汉江“老人洞”完全不同，乐山、彭山的崖墓都很巨大，一般都有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墓道长的有十几甚至二十米，有些豪华的，道旁还铺排水管，墓门刻饰玉檐、斗拱、双阙、花卉；墓室设前室后寝、左右厢房、厅堂、内室、厨房、壁橱等等。

而与之距离不远的宜宾悬棺，则盛行在明代。

宜宾珙县洛表镇的麻塘坝是悬棺最为集中的地方，被称作“僰人故里”，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春天，刚一到，就运气极好地巧遇洛表中学黄华良老师。

黄华良是土生土长的洛表人，按他的话说，是看着悬棺长大的。不断听到游客抱怨说：“不来悬棺遗憾终生，来了悬棺终生遗憾”，这些悬棺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他觉得自己作为僰人故里的一员，有责任对僰文化进行研究和宣传。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资料收集和研究，并随时担任业余解说员，给游客们介绍相关知识，尽量使他们不再产生遗憾的感觉。

据黄华良先生研究，僰人消失在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元年（1573年明朝廷对之的第十二次对僰人进剿。在张居正的主导下，一名叫做刘显的大将具体执行。自三月领兵以来，攻破僰人城寨60余个，擒僰人名将36人，俘斩僰人4600多人（赴火、跳岩死亡及因战争间接死亡者，未计入），招降5600多人，拓地400余里，获诸葛铜鼓93面。《平蛮碑记》载：“冬十月，取次就擒都蛮，至是尽灭。”由于上级要求刘显采取斩尽杀绝政策，到冬十月，僰人“至是尽灭”。一些侥幸逃脱的僰人，只得隐姓埋名，不敢承认自己是僰人，僰人下落从此便成一个谜。

黄华良先生认为：翻开珙县的历史，自汉至明，上下1700余年，在此生活过的民族有僰人（汉代以前）、僚人（南北朝以后）、都掌人（明代）。从已查明的悬棺年代，其下限为明代中期。因此，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悬棺族属应从明代或明代以前在此生存的民族中去找。有人说是僚人的、有人说是都掌人的、有人说是僰人的，可谓众说纷纭。

僰人与百越、葛僚、僚、仡佬、都掌蛮是同一族源 百越人在古代被称作濮人，居住在吴越之地，后来因越国强大，统一了众多的濮人部属，被称为百越，或将其原始称呼相连仍叫濮越，据民俗学家研究，濮人和僰人同属一个民族，濮和僰在发音上可疑读bo、bu、po、pu，因而在语源上是一致的，历史也认为僰就是濮人。大致可以说濮、僰是同一个族源的民族。到汉以后，有关濮的记载就少一些。在文献中或被称为葛僚、僚、仡佬，明朝时被称为都掌蛮。

继续向南，悬棺等崖墓葬习俗仍有分布，2005年我们在贵阳附近的高坡既看到了洞葬也看到的悬棺。继续望南到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地区也有洞葬。

但类似于“老人洞”的“方型孔洞”，却很罕见。

仔细检索资料，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零星分布这人工开凿崖墓葬。我所听到的最耸动的一个是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北面军都山山崖上发现的规模庞大、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洞室，有专家考证为“神秘古崖居”，认为主人是一种身高只有一米多点的小矮人。原因可能里面发现了锅灶、排水管等遗迹。

其实，类似的锅灶、排水管等遗迹遗迹在四川崖墓、“商洛崖墓”中也有发现。

沿着312国道行进在汉江支流丹水岸边，我才发现，原来两边“老人洞”还真不少。以前多次途经过这里，还骑自行车走过一趟，但心不在焉，竟没有一点印象。快到著名作家贾平凹故乡丹凤县棣花镇时，赫然看见远处的山崖顶部就有好几排。

商州市区南郊的一座山边崖墓，当地人将一大片蜂巢状的“老人洞”已经开发成了旅游点。与汉江干流相同的是，大小、性质均相差无几。不同的是，这里的崖墓，土质很像四川乐山彭山一带，很多的里面也能看到锅灶、排水管等遗迹。

商洛市考古队队长王昌富对我说：“商洛崖墓”更像是房子，类似于悬棺，但又不是悬棺。几乎都是在竖立的崖面上垂直九十度角凿刻的，开凿难度相当大。猜不出到底先人是通过什么手段在悬崖峭壁上凿出这些洞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从中国目前崖墓分布的现状看，商洛的崖墓遗存无疑是中国西北边缘崖墓遗存最集中和数量最多的，其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探索。

陕西“商洛崖墓”考古科研项目，现在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商洛地区第一个获国家立项的考古科研项目，被列为陕西２００５年度的五大考古发现之一。

关于商洛崖墓，我们找到的一段史料很有意思（《巴蜀移民史》（谭红主编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2006 01）：“两汉时期，不仅有不少中原移民迁徙入蜀，而且也有部分巴蜀土著迁入中原。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不断从巴蜀之地调拨人力物力资源，从巴蜀之地补充兵源，以支持对项羽的战争。据史籍记载，刘邦曾在巴地招募賨民七姓参与平定三秦的战争。当刘邦平定三秦之后，賨cong人不愿随刘邦出关远征，要求返回巴地。刘邦为了表彰这批出征的賨cong民，决定免除参战的賨cong（上宗下贝）民罗、朴、昝、鄂、度、文、龚七姓不供租赋。不过，賨cong人七姓并非全部回到了巴地，其中部分仍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后便留在了关中，成为了移民。《隋书·地理志》： “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商洛，即今陕西东南商县、商南一带。《太平御览》卷141商州风俗：“汉高祖发自巴蜀以克三秦，遂迁巴中渠帅七姓于商洛之间，至今犹存。”金州风俗：“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巴中渠帅七姓居商洛，其俗至今犹多猎山伐木。” 汉高祖迁賨民之事是在汉初，距宋代已有千余年时间，但迁于商洛之地的賨民，至此时犹能保持巴地之风俗习惯。由此可见，当初迁徙之时，賨民数量一定不小，且迁入之后，当聚族而居，不如此，则早就为当地之汉族融合了，不可能保持巴地风俗达千年之久。”
与此同时，这本《巴蜀移民史》还有这样的分析：在秦统治巴蜀的100多年的时间里，秦入川移民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秦地的普通居民，一类是秦灭六国之时迁移的六国豪强、贵族或普通居民，还有一类是秦的各种罪犯。《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这一政策对于脱下军装便是农民的士卒来说，免除其终身交纳赋税，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些随之入蜀汉的汉王朝士兵，一定有在巴蜀地区定居的，成了移居巴蜀的移民。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僰道县……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记》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

汉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地处四川盆地南部，原为僰人居住之地，自秦统一巴蜀之后，便有中原人民不断迁入该地区。到了汉代，该地汉人迁入者更多了，以至于将当地的僰人也“斥徙之”，南迁到了今云南等地。正因为僰地迁入了大量的汉人，汉高后六年（前）182才得以在此重新筑城。20世纪，还在于僰道相邻不远的高县等地，出土有汉代的钱范等物。也证明僰道及附近地区，从秦至汉，不断有中原移民迁入。

崖穴墓一般是在岩石上开凿出能放进棺木或者尸体的大洞，而悬棺是开凿小洞直接把棺木悬于高空？这两者是否存在某种演进关系？是不是与不同地域岩石的坚硬程度以及气候、森林植被以及风俗的演变等有关？商洛的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和西南地区的悬棺基本相同的，利用不规则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隙中加设木杠，或在洞口的岩面上凿出圆孔楔入木桩来搁置棺木的“悬棺”，也许正好证明了这一点。类似情况，在汉江流域的其他地区，近年也有零星发现。

从悬棺的安置方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六种形式：第一种是木桩架壑式，即棺木一头放入人工或天然的孔穴中，一头用木桩支撑；第二种是天然洞穴式，即对天然洞穴稍加修整，将棺木放置其中；第三种是人工开凿横穴式，即人工凿穴，大小宽窄以放入棺材大小为限；第四种为悬崖木桩式，即凿孔打入木桩，然后置棺其上；第五种为崖礅式，在岩石突出部位之上放置棺木；第六种为崖沿式，由岩石形成的天然平台，将棺木置于其上。从这点上讲，在汉江发现的石洞很接近悬棺葬棺木的安置方式中的第三种。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以汉江流经的鄂西北十堰为线，以北，商洛崖墓据报道考察者发现的年代标志有汉代的东西，其中在商南富水发现有“元凤元年”（公元前８０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５７年）等模印纪年的年号砖；往南，重庆和四川境内的崖墓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年代一般也被认为是从两汉起始。

而十堰地区的崖墓据我们的粗浅所见而言，一般都是空墓，墓室的雕凿痕迹要粗陋和简单很多，也罕有发现文物的记载，从其风化情况等一些基本条件可以判断，可能要早于商洛地区，最起码要早于工艺要精美很多的巴蜀崖墓。

从现存“老人洞”遗迹的直观印象来看，汉江干流的要更早一些。这，不由不让人联想到古民族的迁徙。

不管是巴人还是濮人或者别的古民族，值得注意的是，从遗存“老人洞”的汉江，到发现的“石窟”的荆山南部远安、当阳沮河，恰好有一条传统上的古道相连，是古人从鄂西北进入荆南的要道，而从沮河到三峡，距离很近，也没有什么地理上的障碍。

结合以上情况，翻阅一些资料后不由不让人联想：这种崖墓葬习俗是不是沿着汉江及其支流，随着民族的迁徙沿着支流传入商洛，扩散到巴蜀的？

值得注意的是，商洛地区的“自死窑”在当地有些就干脆被称为“巴人洞”。而关于巴人的族源，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起源于鄂西长阳县清江上的武落种离山，后越三峡，进入川东和汉江流域。而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巴发源于汉江流域上游，后沿汉江迁徙到三峡、川东，这种观点，随着在汉江流域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而一次次被提出。

这不由让人联想到“老人洞”与“悬棺”是否有关联？目前，汉江流域发现的崖穴墓，一般是在岩石上开凿出能放进棺木或者尸体的大洞，而悬棺是开凿小洞直接把棺木悬于高空。这两者是否存在某种演进关系？是不是与不同地域岩石的坚硬程度以及气候、森林植被以及风俗的演变等有关？商洛的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和西南地区的悬棺基本相同的，利用不规则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隙中加设木杠，或在洞口的岩面上凿出圆孔楔入木桩来搁置棺木的“悬棺”，也许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巴人悬棺，目前一般认为起源于5000年前，这恰好是氐羌、巴氐、夏羌分化时代。巴人从氐人中分化出去，从汉江、嘉陵江上游地区进入长江流域，由相对干燥少雨缺水的地区进入了潮湿、多水、阴雨连绵的地区，气候、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他们形成了不同于氐羌和华夏的独特文化，在此过程中，“老人洞”演变为“悬棺”是可能性一种。

巴人祖居高原的时候，终日阳光明媚视野广阔，南下来到长江汉水两岸，巴山深处，这里群山峻岭，山大沟深，阴雨连绵，基于怀念和渴望故乡的阳光灿烂的深层心理，产生人死了要安葬的越高越好的习俗，是符合情理的。越高处离太阳越近，还能登高远望，或许能看见北高原的故乡。

悬棺在20世纪40年代始被史学界发现，集中地在四川宜宾一带，学术界倾向于为“僰人”所留。关于“僰人”族属，一般也正是归结到“濮越”、“百濮”。悬棺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据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中国悬棺葬的地理分布几乎全部集中在南方，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台湾等11省市境内河流两岸的峡谷之中，离我们最近的是三峡悬棺，近年发现有战国兵器以及西汉的殉葬品。

而关于悬棺，目前考古界至今也是没有统一意见。流行的观点认为可能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武夷山等地，考古证据表明为武夷山悬棺为三千多年前的东西。引人关注的是，悬棺葬的棺材一般都是船形，而引人联想的是，蜀人的船棺葬，近些年在汉江源头附近的四川广元大量发现。巴蜀同源，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据统计，史籍记载的我国古代民族有160余个之多，而实际存在过的民族肯定不止此数。考察这一地区的古民族史，对之进行一场有趣的历史通俗剧式的猜象与追寻，故纸堆里找来找去，也不超过这几个字：“濮、僚、巴、僰、蛮”。

一般认为，“僰人”之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被称为“西方之戎”，属氐羌族系。后来又有“西僰”、“氐僰”、“羌僰”等称谓。目前一般认为，僰人最早活动于今川南核电东北一带，今宜宾市可能是僰人早期活动中心。僰人以农耕经济为主，是西南各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民族，先秦时期就建立过“僰侯国”。秦汉之际，中央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地区，在僰人聚居地区开辟道路、设置郡县、派驻军队和移民，并大肆掠卖“僰僮”，迫使僰人大量南迁。

关于僚、濮，目前学术界认为东汉以后，西南及岭南西部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僚类。这个族称一直使用到清代。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僚人是西南及岭南地区百越各支系的后裔。他们与今天的壮侗语诸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僚人因分布地区不同或风俗习惯不同、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如广西地区有俚僚（即俚人）、乌武僚（乌浒人），云南一带有鸩僚，贵州四川一带有守宫僚、南平僚、葛僚、仡僚、侗僚等。西南地区的百越后裔除被称为“僚”外，一些地区还被称为“濮”。如贵州的夜郎后人被称为“夷濮”，句町王后来史书中也被称为濮王，滇西南有闽越濮、闽濮，滇东北有木濮等。在西南地区，可以说凡有僚分布的地区也几乎都有濮。

汉中博物馆研究员刘长源老先生考证说，《左传·昭公七年》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古王臣公，功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晨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这是早期史料中关于“僚”的最早记载。至少说明，远在奴隶社会，“僚”和“仆（濮）”这两个最底层的阶级或者阶层是存在的。从后世的史料中得知，僚族无君长统领，无名姓、居深山川洞，常被买卖为奴，历经数千年，让保留原始特点。就连称谓也保留了数千年，发人深思。

关于僚，《魏书·獠传》卷101“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又东径西乐城（今汉中勉县东南）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诸葛亮筑以防遏。……又东径魏兴郡(今安康)广城县，县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盐井，食之令人瘿疾。”均说明，僚曾生息于汉江流域。

濮人殷商时期曾在汉江流域生活，曾以安康、十堰一带为基地，向江汉平原发展，春秋时期受阻于迅速壮大起来的荆楚。这段历史至今头绪纷杂，难以理清，故有“百濮”之说。

很多古方国、部族诸如巴、蜀、庸、濮、僚等，早期都曾在汉水上游活动，由于历史的演变，不得不顺流而下，以及中游甚而达于长江流域。

恩施州博物馆朱世学先生认为：在唐人张鷟《朝野佥载》里有这样的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宴饮，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生不复祀祭。”所谓“五溪蛮”《水经注·沅水》(卷三十七)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五溪蛮地包括湘西和湖北、重庆、贵州交界的广大山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先民与原来地处江汉流域的濮人有关。

“濮”在“商之正南”（《逸周书·朝献》）；西周时，濮为“周之南土”（《左传·昭公九年》）；春秋时，“濮在楚西南”（《史记·楚世家》；《尚书·牧誓》卷十一则明言：“濮在江汉之间。”据朱世学先生考证，这种说法可信。西周末年，由于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早期濮人便逐步向西南地区迁徙，西则进入长江上游、巴蜀之境，因之，杨雄《蜀都赋》云“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向南，则进入五溪一带。

巴最早也生活在江汉流域，并与濮的关系十分密切。“巴濮的上层统治部族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人民，原来都是江汉平原上农业社会的成员，他们本来就是一家，后来由于统治部族的不同，才把他们分裂为巴、濮两族。”（徐中舒《巴蜀文化论丛》）“战国时代因为楚国的强大，巴、濮两组不得不经由大巴山与清江入蜀、入黔。（邓少琴《巴史新探》）”从而散布于鄂西、川东及湘西黔东一带。

汉晋至唐，西南地区的濮人改称成“僚”，而不再称“濮”。西晋张华《博物志》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荆州极西南界”即包括今鄂西南地区及湘西、川东南即黔东北等地，这些地区有相当数量的濮人之后裔，大致从东汉以后逐步改称僚或者鸠僚。

所谓“僰人悬棺”，据有关专家考证，“僰人”即“僚人”，均为“濮人”后裔。

还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从汉江源头自上而下，“老人洞”在整个汉中地区很少发现，进入安康市境内，始有零星分布，其中心区和密集区正是可能为“百濮”和“巴人”聚居的十堰、安康一带。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历史遗存的线索？

关于“悬棺”，近年来，在汉江流域也有发现。据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鹏介绍，汉中镇巴、西乡、佛坪等地都发现有悬棺。《安康日报》2001年也曾报道说，汉江上游安康石泉县铜钱县银桥乡也曾发现一处悬棺。2004年，在陕西镇坪白家乡七坪村也发现了悬棺，据镇坪县文管所邹卫鹏所长介绍，该悬棺是他们在9月底进行田野勘察中意外发现的，经文物专家认定是僰人悬棺。

悬棺葬的年代与族属有着密切关系。关于悬棺的族属，考古界至今也是没有统一意见。流行的观点认为可能来自东南沿海的福建武夷山等地，考古证据表明为武夷山悬棺为三千多年前的东西。

引人关注的是，悬棺葬的棺材一般都是船形，而引人联想的是，蜀人的船棺葬，近些年在汉江源头附近的四川广元大量发现。巴蜀同源，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是n多年前的一篇旧作，自2003年漂流汉江发现此物，折腾了好几年。某种程度上，是与十堰博物馆祝恒富、刘志军、黄旭初等先生，共同完成的。那几年，一起跑了不少现场，但是，写作时，仍是谜。后删节刊出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9年第03期

转眼又是很多年，到了2018夏，近日，他们几位开始对郧西县的一处崖墓进行正规的考古发掘，特找出旧作原文存在这里。以求教各位方家，同时也希望获得线索，便于后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