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越《新宋》座谈会：历史题材的网络小说还吃香吗？

历史是可以改变的么？

因不可知的原因，公元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系大学生石越站在了一千年前的土地上，这个时候是北宋的熙宁二年。这是中华文明造极的盛世，但盛世中的北宋已经将一只脚迈入了深渊——百年来政治与军事的积弊，异族铁骑侵略的威胁……那些曾在历史中闪过耀眼光芒的星宿们：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已经开始了他们激烈的交锋与碰撞……偶然的机遇，是否会最终改变历史原来的进程呢？

以上这段故事来自于网络小说《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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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是网络小说作家阿越从2004年其开始创作的一部历史幻想小说。这部小说从2004年开始动笔，描述了一个当代的历史系大学生石越回到北宋，利用千年的知识积累，欲对北宋王朝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故事。

经过十年的等待，阿越终于把故事的大结局了写出来。就在刚刚结束的南方文学周上，阿越带着他的大结局版《新宋》跟广州读者见面，并以《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漫谈》为题，探讨了历史小说和历史电视剧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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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说中，历史题材还吃香吗？

据了解，历史小说在网络小说初创的阶段，其影响力与玄幻仙侠鼎足而立。但这些年来，其地位却急剧下降。

“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最近一本严肃而又传播度高的历史小说是什么？我的记忆是《张居正》，那是2002年的事了。”阿越感叹。他表示，虽然穿越小说大行其道，但历史在其中只是可怜的背景；那么多网络小说平台，甚至找不出一个“大神”级的写手。《新宋》也是一部历史小说，与其他历史小说相比，《新宋》这本书的细节比较真实。“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基本把关于宋朝的生活、风俗、政治制度等资料翻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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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对历史小说的复苏充满信心。”阿越认为，小说是作者个人创作的产物，有更宽松的创作环境，只要吸引足够多的人投入这个类型创作，总会有精品出现。“譬如《军师联盟》在口碑上的成功，加上政策风气的提倡，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大量偏严肃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阿越说，“据我所知，一些公司和文学网站，已经提前开始布局，将偏严肃的历史题材作品当成一个战略方向。”

就在最近，《新宋》还以2000万元售出了其影视版权，阿越的名字迅速在影视圈走红。之后，这部网络大IP改编成影视剧是否成功再次吸引观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撰文】李慧朋

【编辑】宋金绪

【策划】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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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因为不可知的原因，历史系大学生石越意外回到了一千年前--北宋的熙宁二年。

这是中华文明的盛世，但帝国那空前繁荣背后却潜伏着重重危机--百年来政治与军事的积弊，异族铁骑侵略的威胁……政治家王安石正在主导着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变法，新、旧党争日趋激烈，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正为捍卫他们的理想而斗争，但这样的局面却因为石越的到来而发生微妙的改变。

千年时光累积的智慧经验最终与千年前的古老文明发生碰撞。石越决定让历史另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建大学、办报纸、炼钢铁、造火器……石越在这个时代播下了文化启蒙与工业革命的种子。

历史步入了十字路口……

作者简介

阿越，所谓８０代人。自幼及长，可称“优生”；生平所好，无非历史、科幻、奇幻以及诗词兵法类。皆非经世之长，不过屠龙之技。然则走火入魔，已非一日，终于弃工科本行，改学历史。生于世间二十五年，一无所悟，惟得“我行我素”四字，或可供诸君解颐。

精华书评

基石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宏伟、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像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在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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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历史与现实世界

韩松（《瞭望东方周刊》执行总编）

历　史

最近这些年来，普通中国人对架空历史小说不再陌生了。笔者曾经评点过的《天意》，便是这样的一种文字。而在《天意》之前，有更加著名的《寻秦记》，写二十世纪的一名中国特种兵回到秦代，改变那时候的历史。这样的叙事逻辑，与《新宋》是一致的。其实，要说到更早，还可以举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姜云生的《长平血》，同样写秦代，对著名的长平之战作出全新的解释。而实际上许多知名的中国幻想小说家，都有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刘慈欣的《西洋》，重构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说三宝太监建立了“日不落中华帝国”。甚至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这方面的作品，比如有个叫徐青山的人，写中国人回到史前时代，与原始人一起就火吃鹿肉。

这一类小说，在西方又称作“颠覆历史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菲利普·迪克的《高城堡里的男人》。在这部作品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法西斯的胜利告终，美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仅在萨克拉门托保留着傀儡政府。后来，有人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易经》，发现在另一个世界里，日本人才是战败者，但这也无济于事了。总之，由于意识到另一个时空存在的可能，作家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部有名的电影叫《回到未来》，讲儿子回到出生之前，帮助父母相爱，从而才有了自己。我们还可以提到日本的《负数和零》，主人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回到了三十年代的日本，带去了后世的技术和发明，最后，他甚至与自己的女儿结婚了。在艺术上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从叙事方式上，与西方不同，尤其是对三十年代的日本京都等城市风情的描写，不知为什么，会使我想到《新宋》中十一世纪的开封。

其实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架空历史并不仅仅意指过去。因为历史实在可以分成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对于“现在”这一部分的描写，由许多所谓的主流小说家承担了。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所有的小说都是幻想性质的。那么，未来这一部分，则是通常被称作“科幻小说作家”的人群在做它，比如，海因莱因笔下的未来美国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是未来的美国版《新宋》。我比较喜欢的斯坦利·鲁滨逊的《蛮荒海岸》，也属于这类作品，作家想像了美国在一场氢弹战争中毁灭，日本成为战胜国的情形。日本兵乘坐巡逻艇，封锁了美国西海岸，禁止战败的美国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电、印刷术、降落伞、人类登月等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个别好奇的美国人，躲过日本人的盘查，偷偷溜出封锁圈，来到了外部世界，最远到了西伯利亚，探寻美国为什么亡国。这个人回来后，写成了《一个美国人环绕世界一周》的手抄本，写出了一个封闭落后国家的公民面对世界先进发达文明时的震惊心情。当然，这是一本禁书。

总之，这就是《新宋》的一个大背景，架空历史不是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只是西方的许多作品写得比较悲观厌世，是反乌托邦的，不像《新宋》，是把世界往乌托邦的方面推。《新宋》的一个特点是省略了主人公回到过去的方式，也没有提及时间机器一类东西，但这并不会对它的架空性产生不良影响。总之，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历史系学生来到宋代，与王安石、苏轼等名人见面，并成为神宗皇帝的宠臣，改变了那时的中国，这也够刺激的了。另外，它是一部鸿篇巨制，仅其第一卷《十字》，就有五十多万字。这种规模，应该说是不多的。它首发在网络上，形成了很大的反响，预期出版之后，也会引发良好的市场效应。

而对于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来说，尤其在中国，这类小说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我在对《天意》的评点中，说到了一个历史被“覆盖”了的问题。由于大量的架空历史小说的出现（而且它们对历史细节常常处理得很真实，使读者真的沉湎于其中了），我们不再去看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了。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者也可以说是并非幻觉一般的实感：真正的“中国史”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时会使人想起商周断代。那么，这断出来的，本身也是修饰过的历史吧？这就是幻想类或者架空类小说（也许这会迟早替代“古老”的科幻概念）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的一种原因。这类小说给人的感觉与传统的神话不同，它很假，但又使人觉得惟有它才是真的。

所以，历史走到了现在，也是没有统一答案的，比如，《新宋》中的主人公石越其实也看不清历史的前进方向。但这正好给现实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也留下了疑问：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多元，并且可以任人来修改，那么，我们应该忠于哪一段历史？忠于本应发生，或者实际上已经发生，但是被覆盖了的那一段历史；还是现在进行着的、被修饰过的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是一种颠覆性的想法。但人们如今有权利提出怀疑。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甚至对于改变历史的人，也不只有一种可能。归根到底，他无法决定自己在重构了的历史中的命运。

看过《新宋》，会得出两种结论：这是作者自信和自由的一种表现，也可能是他不自信和不自由的一种表现——所以才要通过回到过去，改变历史，来获得一种随心所欲，来恢复自信，或者，让自己的不确定感确定下来。这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吗？是对现实的逃避吗？无论怎样，这种方式是吸引人的。这一类小说的创作者们，因此颇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外来人，他们像石越一样，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观念和技术。

那么，进一步看，这种架空历史的态度，与以前的人们为了某个目的，对历史进行重新的解释和评定，是一样的吗？比如，关于宋朝，人们曾经因为对《水浒》这部“架空历史”的小说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而促成了现实的许多变化。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石越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到了现在，人们对《水浒》又有了新的兴趣，借它来阐释现代人际关系和官场哲学，甚至阐释企业管理学。所以，历史一旦被架空起来，它既可以是非常政治化的，也可以是非常商业化的。

但从直观上来把握，《新宋》仍然有着不同。我的感觉，它应该是一种更具个人化的对历史的解释。如作者所说，创作《新宋》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想法，因为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有一道宋代史的题目没有做出来，一直对专业课有相当自负的自己，心中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打算全面了解宋代的历史；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个架空的故事，一边写这个故事，一边让自己去翻翻书，这样就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对宋代历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这样的理由，“轻松的状态”，与《新宋》涉及的中国命运的沉重命题一对照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玩笑了。但正是这样的玩笑，让人觉得历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好像是电子游戏里面，我们对待历史，必然要有这样的“轻松状态”吧，早先由宏大叙事系统统一设定的历史，现在很容易就被个人重新设定了，成为了一个精致的玩具。或者可以说，历史，不再是属于史官和历史本身，而是属于不同的玩家了。换在二十年前，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做，《新宋》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想，这可能是《新宋》的特殊价值的一个方面吧。《新宋》的讨论区也印证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有许多质疑小说的帖子，给我的感觉是，它们并非是对错之争，而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在每一个大脑中裂成了碎片，而这是合理的。总之，这样一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终于也是被默许的了。作者说：“所以在修改版中，仍然会有意淫的成分。”我想，这种意淫，才是价值所在，也是《新宋》这类小说让人觉得恐怖的地方。

细　节

《新宋》的作者说，通过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作为架空历史小说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首先是历史小说。我想精确性也好，真实性也好，都是很关键的。作者必须做出的巨大努力，便是处处做小心的考证，尽量处理好每一个细节。比如，在这部作品中，石越来到古代，带去了制作座钟这样一种技术，那么，关于座钟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价格，都要写得很清楚，是不能一笔带过的。作者还为此作了一个注： “关于座钟的价格，我考虑了一下，最后定为三百贯。北宋的三百贯，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俸禄（不包括奖金、福利、津贴），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俸禄（不包括他七顷以上职田的收入），这个时代，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对于俸禄收入丰厚的官员来说，并不算是奢侈。著名的沈括所买的梦溪园圃，花了三十万钱，也就是三百贯。苏轼和程颐都有以数百贯买田的记录，苏轼大约是十顷左右，若是良田，约四五顷；而程颐是买了二十余顷无主荒田。虽然数百贯具体是几百贯不详，但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当时大宋的物价。另外，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三十贯左右，一个座钟相当于十匹马。所以，三百贯虽然不算高，一般的士大夫都买得起，但是也绝对不算低，穷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三百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另外，此处这个二千七百万贯的数据，则是大概的市场估计，当时全国一年岁入岁出，都是三千多万贯，若谓一年可以有二千多万贯的奢侈品收入，那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作者也十分负责任地向读者作了交待： “周邠：小说中人物，十分之七八，虽是小人物，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周令之事，有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诗为证。当时仁和令为徐畴，小说中以李敦敏为知县，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不暇细考。故不再写徐畴。同样，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一时无法证实，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

好一个“史册确有其人”！这样的考证，在《新宋》中，比比皆是，从官制到礼仪，从庙堂到勾栏，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因此，若要架空起来，则必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原则，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小说的作者认真学习。这就引出一个推论：《新宋》是很“硬”的。在本质上，它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全频带阻塞干扰》是一类的。随便说一下，关于硬科幻与软科幻之争的问题，可能是无意义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幻，到底算硬科幻还是软科幻？《新宋》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答案。甚至，它为科幻与奇幻之争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系。不管怎么说，在当今的幻想类作品中，技术细节的欠缺，的确已成为很大的制约问题。一些作者主观臆造出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没有现实合理性的支撑，读起来就不那么爽了。真实性是阅读审美的需要。我想，《新宋》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的这种硬度吧。

但，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呢？如果是，那么，我们进行简单的纯硬伤层面的讨论，便足够了。如此一来，又很无趣了。我个人认为，最可怕的一种情况，便是读者纠缠于硬伤，而作者也沉湎于此。《新宋》是否有过度技术化的趋向呢？有时候是有的。作者在还原事实方面的执拗，使我想到了那些一味求硬的硬科幻作家们。《新宋》的作者有时也会不自觉地犯错误，然后，又十分惭愧地警醒过来，惴惴不安地告诉读者：桑充国言“现在是六月”，兹改为“现在是夏季”，行文一时图快意，失于考虑，望谅。

因此，作者处处给人的感觉，仿佛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历史知识的缺陷，怕在这方面被人笑话。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无论怎样，《新宋》走出了硬伤困境，它是一部充斥着才情的小说。从它的主题和叙事上看，不管作者怎样关注技术，小说文本自身却会极其自然地偏离技术，朝着更微妙和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作者说，他并不是想赋予架空历史小说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是沉重的主题。然而，《新宋》一旦产生了出来，就由不得作者了。它本身仍然被赋予了许多东西，那都是超出技术的，而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更感兴趣的，也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

当然，从我个人阅读的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书中有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使读者更多地与熙宁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鲜活的一切。但书中的一些细节，还稍显平面，而不能立体起来。还有一些细节，是为着某个情节而服务，而不是为着它们自身的存在逻辑。

小　说

《科幻世界》的编辑在嘱我写这篇评论时，对我说，看《新宋》时，要看新版，而不要看旧版，旧版是不能看的。后来我看了后，感到的确是这样的。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觉，就是小说味道浓了，从第一句话起就浓了。

如旧版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而新版是这样开头的：时间倒溯五个月。熙宁二年十月，如果用公元纪年的话，是一零六九年，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有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茫茫大雪给古老的开封城裹上了银装，来往于这大宋国都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一尺多深的雪中艰难跋涉。号称“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汴京，那曾经人来人往的官道上，马车也已经无法通行了。因为这严酷的天气，便是连那汴河之上，也缺少了以往的热闹与喧嚣。

后者无疑是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开头。这种东西，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是非常要紧的。它也即是语言的问题。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读者有兴味读下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在读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我相信，即便是宋史的专家，要读完五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语言的趣味，当然也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作者对文言文的娴熟使用，对古典诗词的驾轻就熟。而如果都用现代语言呢？有的地方，这样用了，比如：“二人由散打变成摔跤，由摔跤变成柔道，两人最后竟然是扭作一团，全无体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这种比方，穿插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也不失新奇。但如果都是这样，恐怕感觉上也是不太好的了。总体来讲，在语言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我一直认为，写架空历史小说，古代汉语的底子要打得好才行，作者一定要让人物说那个时代才能说的话。另外一点，作者也确实是研究了古代的社会和人生，使得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来的。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说的基础。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新版中，主要人物也都开始有血有肉了起来。看得出来，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刻画他们。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的目的是展示命运。那么由此可以看到，《新宋》的作者把很大的兴趣集中地放在了这个方面。

我读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石越，感到了一种忧郁，感到了一个人独处陌生世界的恐惧。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他为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世而哭泣，并为未来而担忧。不过，他又满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而又有一些聪明或者狡黠。他会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从中周旋。同时，他又很仗义和坚定。但他并不因为来自现代，就什么都高明，什么都超人一等，有一些东西，他要听潘照临这样的谋士的意见，甚至连蔡京出的主意，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作者传递给了读者这样的感受，就是比较成功的。因此他写石越，是写得比较真实可信的，没有拔高他。总之，最关键的是，石越首先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是满脑子都想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安石，这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作者写他的“拗”，也是很着力的，用了不少的具体细节，写出了一个矛盾旋涡中的名臣。其实我很喜欢书中对人物的描写，每个人都不同，比如，石越第一次见王安石，作者这样写道：“石越转头打量这个质问自己的人，见他五十多岁，头发微白，从帽子下看来略显凌乱，身着紫袍玉带，腰佩金鱼袋，目光炯炯，透着精明强干，而细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块不太显眼的油渍。”连油渍都写到了，把王安石写得很活。

写宋神宗赵顼又是别样的感觉。“石越又谢了恩，这才起身，偷眼打量着年轻的皇帝：二十多岁的赵顼脸色略显苍白，双目深陷，整个人显得很清瘦，只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英气勃勃。”

有一段写赵顼孩子性格。在这段文字中，他是宽容的，狐疑的一面少了些。

皇帝才二十多岁，因此，这方面，作者注意写出他的特点。石越在与神宗谈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时，提起了有关王雱的一段传闻。随后作者写到皇帝的反应：“噢，有什么传闻？”皇帝好奇地问道，这时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终也是个年轻人。石越就说：“听说王雱小的时候，有个客人把一只鹿和一只獐关在笼子里送给王丞相，恰好王雱也在旁边，客人因问道，哪一只是鹿哪一只是獐……”“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对这些小故事显然很有兴趣。“王雱回答，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石越笑道。“哈哈……这个王雱，倒真有几分聪明才情。”皇帝见他回答得如此狡狯，不禁开怀大笑。因此，这样的描写，是作者很聪明的地方。

对吕惠卿则是另一种描写，写到了他的老奸巨滑。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吕对石越的那种故作姿态的依依不舍，连石越自己也暗骂，却又不能不佩服吕惠卿这种拿得起放得下、装什么像什么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余师生东行，吕惠卿亲自骑马在岸边送出十里，待这些师生船只走远后，又派人快马沿岸追上，赠上三十多把雨伞，道南方多雨，恐众人未备，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着几分关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学生回校后，纷纷都说吕惠卿爱惜人才，不愧了‘贤人’之称。”

还有对于蔡京，作者更不吝啬笔墨：身着宋朝低级官员服饰——绿色官袍的蔡京走进客厅，给石越见过礼后，又和司马梦求等人一一见礼完毕，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见他身躯修长，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身绿袍并不太新，却是洗得极干净，往那里一坐，倒真是个美男子。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因见他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长此来，必有教我之事。”蔡京连忙抱拳说道：“不敢。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想向大人讨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闻天下，必然能谋善断，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谀词，却也颇觉顺耳。读者在《十字》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奸相的蔡京。蔡后来成为了石党的一员。

尤其要说到《新宋》中几个女性，都写得个性分明，跃然纸上。桑梓儿、楚云儿、王昉、柔嘉县主，总之，使读者看着顿生怜情爱意，大概，也免不了对被如此多的可爱而又可怜的美女包围起来的石越心生妒嫉吧。

我注意到，在旧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则是用第三人称“石越”了，那么，作者是考虑到结构问题了。作为长篇小说，《新宋》采取的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从不同人的角度，从不同的场景，来还原历史的全貌，有时候写石越，有时候写王安石，有时候写赵顼。对于鸿篇巨制来讲，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对于幻想小说的创作者来讲，是有启示的。作者除了要创造一个奇特的、好看的、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之外，还一定要研究人物，研究生活，研究语言，研究结构。不管怎样，一定要记住，这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论文。

但是，若要苛刻一些讲，《新宋》还没有达到伟大的文学境界，比起我们读过的许多中外著名的历史小说来，它还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爽落，那么的传神，那么的充满生活的原汁原味（应该说，作者对宋代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的，有时候，人物也没有完全地融入其中，这方面，可以拿同样是“架空历史”的《金瓶梅》作一下对比），作者没有进一步去丰满笔下的人物，人物有时候就成为了推进对话和展示理念的工具，这时候，人物有着为历史事件的进展而穿帮之嫌。作者对于契丹人的刻画，我也不是很满意。一些在我看来本该浓墨重彩的人物，不知为什么，也没有作大力的描绘，比如，沈括，他就比较苍白。因为只看了第一卷《十字》，所以，命运大跌宕感也还是没有。或许在随后的几卷中，才会递次展开来——是我多虑了。望作者早日写完后两卷——《权柄》和《燕云》。

不管怎样，作为《新宋》这样一部作品，似乎已经可以让人叹为观止了。就它所涉足的领域而言，已经达到了“创世”的神效（上帝干了七天活，创造了人类和现实世界，而小说家干第八天的活，创造上帝没能创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还透露出了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信息。

现　实

在对《天意》的评点中，我曾谈到，让我感兴趣的是，当代人为什么会迷恋一种虚拟的历史呢？一种解释是，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太长，而对它的诠释又不令人满意，因此总是试图修改吧？于是在电视和电影中，产生了戏说一类东西。

但是，《新宋》更为核心的方面，似乎并不是对过去的历史不满意而进行的重新解释。当然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当下”的某些思考的映射吧？正是这种思考，在不少年轻作者写作的幻想小说中却处于缺位的状况，使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来——它们有着华丽的包装，却没有灵魂。

读《新宋》时，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作者没有选择他本人熟悉的西汉史？作者给出的理由是研究生考试时有关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但一道题没有答上来，就有这么严重么？就有必要去弄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么？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宋史本身产生拷问。严复曾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则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总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国的一个关节点。甚至可以说，一旦我们改变了宋朝，就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的未来。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宋朝是亲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个“遭遇”的中国历史朝代，或者说，这一代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感性认识，最初其实来源于“文革”后期的“批水浒”（《水浒全传》的扉页上还印有毛主席语录。记得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已经能够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了）。随后是沉湎于“说岳”的连环画。小时候看到的，必然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只是个人与历史的一种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其实是当代思想与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这这样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单为研究宋史，直接还原一个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好了，用不着弄一个现代人来掺合。而作者也没有选取另一种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侠元素，把它娱乐化，把它变成戏说。作者恐怕不能违背自己内心的命运呼唤。

那么，为什么选取熙宁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宁变法，据说甚至得到过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评价。而熙宁变法至今没有定论，成为了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我想，它对历史系学生产生的诱惑力，那真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诞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写的了。是历史决定了现实，是时代决定了小说。而这个时代当然不是指的宋代。

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积弱积贫。很凑巧的，这也是中国近代以降的主题。我注意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大部分幻想小说的主题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也就是探讨怎么才能使中国强大。1905年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的结尾，写了主人公在上海办了十万人的大学，让中国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这与《新宋》中的白水潭书院简直是同出一辙。而这与西方的娱乐和冒险主题不太相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个问题，指出把西方科幻小说引进中国的，都是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茅盾等人。生长于改革开放转型期的《新宋》作者，怕也不可能挣脱这样的情结，真正“轻松”下来吧。《新宋》必然产生于此时代。对于改革或者革命的思考，必然梦魇般死死地缠绕着这几代中国人。一旦走出了“文革”的灾难，许多知识分子就一边批判着历史，一边沉湎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的未来幻想之中。石越是他们的精神外化，《新宋》是他们的理想寄托。

那么，《新宋》是怎么解决宋代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命题的呢？石越与现今的人一样，选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应该是作者的政治立场了。这让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创造一个天堂般的“新宋”，这是情势所必然。至于他是否有着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着要使中国避免几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则在小说中看不到明显的表述，因为体现在石越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的强烈，不过一些读者还是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吧，他们希望石越更愤青一些。

具体来说，石越给宋朝带去了几种文明：

一是科技文明。比如，棉纺织技术，作者设定这个情节，因为想到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依赖的物质工具（珍妮纺织机）。再比如，印刷术，很有意思的是，毕昇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作者其实想的是“古腾堡的群星”，那是摧毁封建制度的一张王牌（但至少在《十字》中，给人的印象，印刷术却是用来完善封建专制制度的东西）。还有军事技术，包括更易携带的、威力更大的火药的发明，以及原始手榴弹的制作，但这就能弥补王安石改革中薄弱的强军环节吗？再就是高炉和平炉炼钢技术，寓意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但是，技术是如何拓展人们的观念的呢？这一点，作品没有展开。另外可以看到，石越作为一位文科学生，在技术方面隐隐地有着不自信的一面。他对于熙宁七年将要发生的旱灾和蝗灾，只能用先皇托梦来向人们解读，而无法用技术进行包装，比如引入科学的预测体系，来向那时的人们说明。石越在这方面的迟疑，是在他写《三代之治》时所不曾有过的。读者至少期望着，能看到阿西莫夫在《日暮》中的天文学示警一类的描写吧？不过，作者仍然在小说中引入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就是给宋代注入的不仅是更好的技术，而且还有科学！这的确要让人热泪盈眶了。

二是商业文明。作者给宋朝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制度。或许宋朝接受这个也比较容易一些吧，记得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已在大谈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以交子的出现作为注释。何况，王安石的变法，更主要是经济改革。要使这项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革除其弊端，石越必然要引入新的经济制度。比如，钱庄（银行）的设立。石越向神宗进言：“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由朝廷颁布诏书，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钱庄，农民可以向钱庄用某产为抵押借青苗钱，立字为据，利息限为二分，钱庄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动常平仓，免征收执行之劳，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润可得，亦乐于去做，百姓则不受强征之苦。此三面皆有利之事……地方官府没有政绩的压力，由坐庄放债的债主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在钱庄和百姓发生纠纷时从中裁断，百姓也不至于上告无门。”在这番话里，石越似乎想说：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是企业，而“有限责任政府”是很关键的。这样一来，便使唐甘南这样的私营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唐甘南是石越重要的赞助人与合伙人，在大宋棉纺工业、印刷工业等历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还写到了取消茶、盐的政府专卖制度，将配额出售给商人。还有在农村中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财务审计、统计报表这些现代经济的东西，也始于石越。不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方面，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石越似乎没有太多的建树。神宗时代的一切经济奇迹，主要还是人治的结果。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三是政治文明。这方面，既有新观念的提出，也有实际的变革。石越称，今世若欲求大治，则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设计出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来。他还提出了办报的主张，最后由桑充国实现，而且办的不止一家报纸，这仿佛一个民智落后的时代，开了言论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过，小说又使其受到制约，让石越提出订立了报律，这是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吧，但好像还不是依法治国的开端。再比如兴办学校，白水潭书院已有现今大学城的气势，学生人数竟达到两万人。而且，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是新党与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后面，隐藏着唤醒人民的冲动。至于百年翻译的举措，则是向西方开放了。

所有这些的后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民主了。正是在这里，显出了石越的超越和局促。在熙宁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述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落脚点在于，士绅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维护乡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和皇上联为一体，帮助皇上监督官员；而皇上则可以得天下民心，而无须加俸，无须置官，无须变法，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这便是贯穿整个《新宋》的主题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于此，而局限性也在于此。他的改革，必须要得到神宗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很庆幸，他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时代，不但有赵顼，有王安石，有司马光，还有苏轼。在那个随便因为一句话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这些人应该算是难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够推动起来。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呢？石越可以改变一切，但改变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没有去尝试改变这个。甚至，他似乎是迷恋着明君，担心着失宠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专制的迹象，石越根本不想来一场“熙宁革命”。因此，在整部书中，虽然有一些民间人物出场，但是，历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数几位权臣的历史。这是《新宋》主题与实际之间的巨大悖论。那么，这是否反映了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精英的某种矛盾而迷离的心态呢？但我们却不能称之为虚伪或者软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显得表面化，比如，它给人一种简单移植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详的二十一世纪政治词汇。我们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倡导着“亲民”与“求是” ，他提出了“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谓“民先富而后国自富”，或者说“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还劝神宗“切切以人为本”。皇帝当时甚至没有听懂，还反问了一句：“以人为本？”或许，读者期望中的石越，应该更复杂一些吧，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么，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会阅历，大概还是有关系的吧。说到底，这是一部书斋小说，与一些现实类的政治小说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这里削弱了。若要说《新宋》的缺失，则是正在此中。它消减了历史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剧性，缺乏一个古老民族的苍凉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　来

由于有了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石越，宋朝将会怎样发展？“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中国以后会怎样？还会有蒙古帝国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演变？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十一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时产生着这样的期待。

我读此书的时候，在看到作者写到辽国上下翻译并学习石越的《三代之治》等书，我于是设想辽国会否由此强于宋朝，最终，辽国会否实现中国的大一统？但这可能是刘慈欣这样的人才会去这样写的吧。

对于未来，其实石越本人也很无奈。他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比如，他并不知道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许还在于，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着。如作者说，“不要过分地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地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在作者看来，白水潭书院的历史任务，也仅仅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这样了。

我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时期，如果石越不得不与秦桧共事——或者是在史弥远的手下，则处理起来的难度或许更大一些吧？或者我们这样设想，石越不是从二十一世纪初出发，而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发呢？甚至，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发呢？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而不是石越，这个人更有野心，他干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这样的君子，在现实中其实不是很少的吗？或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推翻神宗的现代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那个一人说了算的时代。但作者都没有这么选择，他只是站在他个人的窗口前，去看待那段历史。

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确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称看透了现实，看破了红尘，但小说这种文字，却还能为这个似乎不再有悬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不透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也为我们的后世，保有了更多的幻想的可能。这就足以使文学继续生存下去了。因此，小说就是小说，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把《新宋》想成了一个迷宫。它其实是文人的一场智力游戏，谁都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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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历史小说的新尝试--评《新宋》

苏湛

一个现代的小人物，由于种种离奇的原因的回到古代，摇身一变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这本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题材，既有马克·吐温的《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金玉在前，又有《寻XX》拔了此类题材中文作品的头筹。原以为这样一部作品不会再给人带来什么惊喜了，却没想到读过三四章之后，竟然手不能释卷，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了。

如果把三部作品做一个对比，会发现，《新宋》在气质上也许更接近于《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它不是要在与正史不相矛盾的前提下为自己的虚构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而是要在时间之河的某个分叉点上将历史引向另一条路径，去创造另一部历史。因此准确地说，只有《新宋》和《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架空历史小说。

而从立意上看，这三者间的差别也是泾渭分明的。类似于《寻XX》这种题材的作品一不留神，常常就写成了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环境里如何向上爬，如何金子女子一屋子的故事，因此纵有江淹梦笔，写来写去也写不尽一个“小”字。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的《龙狼传》。而《新宋》和《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所讲的却是一个人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的故事，笔触的核心在于历史，在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立意无疑要高远的多，而同时它还有一个十分功利的好处：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命运远比某个野心家的个人命运更容易牵动读者的心。

而《新宋》与《亚瑟王圆桌上的康涅狄格佬》的区别则在于两位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马克·吐温的主人公是个典型的美国佬，野心勃勃，跃跃欲试，迷信科学和武力，妄图凭借科学和技术使古代世界实现社会发展上的大跃进。而这一传统作为一种经典套路，后来又被几乎所有类似题材的作品所沿用，包括前边提到的《寻XX》。

而《新宋》中石越的性格中则充满了中国文人特有的矛盾与无奈：时而有患得患失的优柔，时而又表现出赴汤蹈火的果决，时而是委曲求全的苟且，时而又是疾恶如仇的书生意气。他最初流落到宋朝时，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只有一片惘然，正所谓“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即使在宋朝立足已稳，他唯一的奢望也只是谋个生路，就此在宋朝碌碌而终。然而在亲眼见到了这个民族精英阶层的消沉与堕落之后，他终于无法忍受，在连他自己都对成功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毅然踏上了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征程。

另一方面，尽管《新宋》的作者也不能免俗的让石越为宋朝带去了“《物理初步》”和“《算数初步》”……但总的来说，石越借以影响历史的并不是某一项或几项科学技术和知识，而是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这种构思在此类题材的作品中绝对是一个创举，显示出了作者对历史的更为深刻的认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决不是有限的某几项知识和技术，而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相比之下，他带给宋朝人的技术和知识只不过是这些哲学理念的副产品罢了--即便是这些副产品，准确地说也不是石越直接带给他们的，而是他们沿着石越指引的方向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这在一次体现了这部作品对此类题材传统的个人英雄式布局的超越--“在他看来，播下火种比自己做官，前者更加重要。”

由是观之，可以断定，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个真正懂得历史的人。这一点殊为难得，因为在中外其他知名的幻想小说作者中，真能称得起懂得历史学的，也只有田中芳树而已。而在我看来，这部书最大的优点和所有优点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首先，正因为作者懂得历史，因此使部虚构的历史的每个字缝中却都透出一个“真”字来，而最能体现这个“真”字的就是人物塑造的真实性。《新宋》自主角石越以下，目前出场的主要人物达几十个，其中既有史籍上确有其人者，也有完全有作者虚构的，每个人都有鲜明、丰富而深刻的性格。而这其中又以石越和桑充国两个人塑造的最为成功，不但写出了人物多层次的性格，而且还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人物间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微妙变化。在此方面，无论老牌名著《康涅狄格佬》，还是半新不旧的畅销书《寻XX》都是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这无疑要归功于作者对历朝史传的熟悉。人物也许是杜撰的，但他的性格，他的经历却可以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依据。正如《银河英雄传说》中处处闪动着亚里山大、奥古斯都，乃至希特勒的影子，在《新宋》中，作者也有意无意间暴露了曾国藩和其他历史人物、事件对自己的启发。这些杜撰人物与为人们所熟悉的真实历史人物们同列朝班，甚至让人有些真假莫辨了。当然，这不是说作者对真实历史人物处理得不好。正相反，作者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处理甚至更好，因为与由作者创造可以由他们的造物主任意摆布的虚构人物相比，要揣摸这些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灵魂们在这个新世界中的行为方式是更加困难的，也非得如作者般对这些人物的事迹和性格有着深刻的理解不可。

其次，以往的架空历史小说，往往习惯于把故事的逻辑基础建立在某一场战争结果的改变上。从《蒙古的残阳》到著名的《高城堡里的人》，莫不都是这个路数，甚至大刘的《西洋》，也是建立在郑和继续西进，荡平欧洲各国的基础上的。靠打赢某一场战争来改变历史，这大概也是普通人提到架空历史小说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的吧。过去笔者也常常幻想，若要改变宋朝的命运，那恐怕该从赵光义躲在牛车里抱头鼠窜的那次幽州之战开始吧。然而现在，《新宋》偏偏就反其道而行之，硬是兵不血刃地实现了乾坤扭转日月逆行。可你读过以后却又不得不心悦诚服：真正的历史，怕正是如此罢！此等见识，如果不是一个对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是绝对不会有的。

当然，在这部作品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年轻：现代人通过时间旅行去漫游古代这种带有明显RPG风格的情节一看便知是年轻作者所喜欢的，但如果作者足够老辣，恐怕就不会选择这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久矣的逻辑起点了，像刘慈欣的《西洋》那样直接拿历史开刀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不过瑕不掩瑜，作者出色的讲故事能力早已使这个小小瑕疵造成的负面影响荡然无存。历史中的人物们如何在这块历史的舞台上博弈，这是所有历史小说能够吸引人的根本原因，而《新宋》的作者恰恰把住了这些元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作一部成功的架空历史小说，我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但也许，所有成功的架空历史小说都应该首先称为一部成功--或者至少是合格的历史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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