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地位如何？

在1993年的由英国广播公司发起的瑞思系列演讲中，著名学者萨义德几乎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流亡的命题。“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萨义德开门见山的如是说。在他看来，流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远离自己的家园，多年居无定所，更重要是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在描述二十世纪的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流亡的时候，萨义德反复提到了一个人，一个令人生畏却又极具魅力的人物，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的人物，一个把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的人物：阿多诺。萨义德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并称他为“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如果说当时在萨义德的演讲中我们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用一种崇拜的目光盲目的接受这种神圣的论断的话，那么在洛伦茨·耶格尔所著的《阿多诺：一部政治的传记》中，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个对阿多诺高度的评价转化为由阿多诺一生的经历所书写而成的现实情境。阿多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具有高贵的意大利人的血统。它们的家族显赫，人才辈出，热衷交际，喜欢音乐——这最后一点对阿多诺的影响深远，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他以后的哲学学习和流亡生涯。事实上，小时候的阿多诺除了对音乐诗歌感兴趣外似乎还看不到他身上的哲学气质。

但是好景不长，当德国在一战中输掉战争的时候，年轻的阿多诺目睹了随后的德国的一系列政治变动，随后开始思考革命和哲学的存在意义。“阿多诺，这位哲学家就像他的所有在战后开始上大学的同时代年轻人一样，遇上的是极浓的政治气氛。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下，人们寻找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洛伦茨在书中是这样描述阿多诺在青年时期如何向学习哲学转变的。因为战争和革命，社会从秩序到混乱，探讨如何才能恢复秩序成了阿多诺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一点看，当后来的阿多诺投身社会科学研究所，即后来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时候，他的内心同样抱着的是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决心去认同这些的。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哲学基本就可以划分为两个派别：一种哲学派别是把宇宙和秩序作为对象进行冥思玄想；另外一种则是把现实的事件和历史作为对象的进行思考的。如果非要探究阿多诺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投怀送抱的原因的话，归根结底的可以看作阿多诺是被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家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的所深深折服的。

可以说阿多诺一生的流亡情境都是和法兰克福学派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24年的6月22日，但是直到1931年由阿多诺一生的挚友霍克海默接手后，才转向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的社会哲学研究的。他们吸纳了众多领域内的学者，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美学家等等，这也就是说，他们将把目光投向所有与文化相关的领域，投向法律、中产阶级社会、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面的研究。正是这种与现实经验为依据的转向把法兰克福学派推向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史的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同样是这样的转向也把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以及他的同事们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并最终不得不在法西斯上台后走向流亡美国的道路。

萨义德在谈到流亡的时候，曾经说流亡既是一个真实情境，同时也是一个隐喻情境。对阿多诺来说，意识到流亡的真实情境，则是在1933年的夏天，他不但丢掉了工作而且遭到了警察的搜查。而后他的隐喻情境则也随之显现出来，他无法进行他以前的政治和哲学研究，只能通过写音乐评论等这样的与政治无关的方式来缓解他的思考。当这种流亡的真实情境和隐喻情境最终合而为一的时刻，也是他1938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和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事们汇合的时候。正是在美国的那些岁月永远为他盖上了流亡者的印记。他厌恶美国的通俗文化，生活方式上保持低调，对美国的那种哲学方式也十分的冷淡，甚至美国的那种风景都能惹怒他，因为总让他想起他的家乡秀美的风景。这种与美国环境的格格不入不仅时刻提醒他的现实是一个流亡者，而且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隐喻情境中的形而上的流亡者：一个永恒的流亡者。

在美国流亡期间，阿多诺写下了他的“伟大杰作”（萨义德语）《道德的最低限度》。在这本伟大的书中，阿多诺也提到了知识分子的流亡：“严格来说，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的传统居所已经变得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利益的陈腐的契约为代价。”因此无论回到家乡德国还是居住在外国知识分子都需要面对这种无时无刻不处于流亡的情境，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写作的时候，流亡则更为重要，“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了居住之地”。对于一个永恒的流亡者者而言，流亡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模式，即使不能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备一种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离开集体走向边缘，在边缘处远距离的观照和思考中心才可能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警醒的态度，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伟大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