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像与独像：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

作者

闫岩，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邹文雪，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

引言

随着和平时期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发达的手段来抵抗天灾、避免战争和应对大规模传染病，人为事故成为造成意外死伤的最常见原因。这类意外性的死亡在大多数公众的视野之外，需要藉由大众媒体获得事故的信息。大众媒体对死亡的记录和展现，极大地影响了一个人物、一些事件、一段时光在集体记忆中的历史影像。媒介经常通过选择性地叙写某些逝者“已然完成的生命史而让社会公众对于生命、死亡、价值以及意义等形成符合社会期望的认知和态度”（黄顺铭，刘娜，2016：135）。

事故中这些逝去生命的媒介形象在中国历史中几经变迁。闫岩、邹文雪（2017）的一项研究显示，建国以来，新华社报道中我国特大事故受难者的形象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阶级斗争工具化、六七十年代的空白化、八十年代的自然化、九十年代的庸常化和新世纪以来的人性化与他者化等数个阶段，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对事故受难者的不同形塑。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七年，事故报道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景观。在这个最近的时代里，事故中的受难者是何种面貌？尤其是，主流话语如何向公众传播事故中的不幸者？这种形象塑造又能够形成怎样的传播效果？

本研究以新华社核发稿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受难者“人格化——去人格化”的分析框架，分析官方通讯社对事故不幸者的形象建构，以及这种形象构建策略所反映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特征。

二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华社对2000-2016年间所有官方记录的特别重大事故的报道。

事故选择：根据国务院2007年通过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包括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本文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官网的事故查询功能，界定了2000-2016年间死亡人数大于等于30人的全部事件，共获得全样本129条。

年份抽样：研究选取了2000年至今作为研究时段。2000年是千禧年，本身就是一个常用的时间起始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转折年，与其相伴的是各类事故进入高发时段。自2000年开始，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和报道都呈现出新局面。

数据搜集：研究者在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中键入各个事故的关键词（主要是时间、地点和事故类型，如“6·1”“东方之星”“翻沉”）获得相关文章，而后通过人工筛选提取与事故直接相关的报道。凡将事故作为背景信息、讨论对象或话题原由的报道和评论均予记为“相关报道”，不计入研究范围。研究共获得报道文章1840篇，累计1081484字。

由于报道类型与叙事手段密切相关，研究以Chouliaraki（2006）对灾难事件的三个分类为依据，将所有1840篇报道按历险式描述类（adventure news）、紧急式代入类（emergency news）和狂欢式认同类（ecstatic news）进一步细分，各个类别的文章数量分别为1682篇，150篇和8篇。为研究方便，将后两类合并为一个大类，命名为代入认同类。

概念框架：本文以灾难传播中的“人格化——去人格化”概念为基础框架。这一组概念尚无专门且系统的理论表述，而是散见于Moeller、Chouliaraki、Hoijer等一系列社会学家的论文和著作之中。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关注天灾和人祸的媒体报道，并持批判性的文化分析立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以Entaman等为代表的文化批判学者倾向于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宏观视角来剖析事故报道，而Moeller等学者则具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学取向，通常结合传播效果的媒介心理学机制，剖析大众媒体如何通过迎合和利用基本的人类认知心理，调整灾祸新闻报道视角，从而俘获受众的理性和情感，最终驯化民众和巩固秩序。他们的一系列论述涉及事故报道中的“理想受难者形象”（the ideal victim），“无辜者的层级”（hierarchy of the innocent），“去个人化”（impersonalization），“同情疲惫”（compassion fatigue）等一系列概念 ，并且共同指向“同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ity）这一主题。但目前为止，这些概念尚未构成统合性的理论，亦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操作化测量手段。

本文试图将这一类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生发的概念，归纳为“人格化——去人格化”这一维度，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对文本的深入阅读和反复比较，揭示新闻文本中受难者形象构建如何遵从和反映了这一维度，并发掘这种形象构建的话语功能和修辞意图。

三

独像：可辨识受害者效应

尽管每一起特大事故都涉及到众多的死伤者，以及更多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受难者都会被报道。事故和灾害报道中的“理想受难者” （Hoijer，2004；Hanusch，2010）有着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只有一些具有固定特征的人才会被选中，成为事故中代表性的不幸者，成为一篇事故通讯中某个段落的主角。绝大多数的死者都只能是集体背景中的一员。事故报道的受难者因此呈现出一种既个体又集体、既独像又群像、既细节生动又整体模糊的景观。

大规模的死亡令人震撼，但唯有具体的悲剧才使人记住。大众媒体为寻求传播效果，在事故报道中不断寻找和大肆渲染那些更戏剧化的、悲惨的、出乎意料的故事。

（一） 无辜者层级

每个受难者都有自己的悲剧，但不是所有的悲剧都会引发同情（compassion）。同情是一种对他者的苦难感同身受的能力。人们往往愿意美化人类这一物种的崇高性，将同情心视为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秉性。但学界的一部分传统却倾向于认为，同情是一种混合了理性和感性的反应。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Nussbaum（2001）将同情心的产生表述为三个条件，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感知临近性（perceived proximity）和感知无辜性（perceived innocent）。那些更悲惨的人、与观者更相似的人、更无辜的人，更容易引发同情。

Moeller（2002）发现，在同样的感知严重性和感知临近性的前提下，更无辜者更令人同情，因此更容易被选中作为报道对象。而 “无辜”的程度是有等级的：最洁净无暇、无辜而受难的是婴儿，其次是儿童、孕妇、少女、老妪、成年女性、少年，老年男性，最后才是成年男性。盖因父权体制通常认为男性是拥有力量者，是行动者和庇护者。在灾难面前无力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或家人的男性，不符合父权制度下的性别期待，因此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

媒体的饥荒影像常常聚焦于瘦骨嶙峋的儿童或痛失爱子的母亲。但实际上，尽管老人和儿童是饥荒中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他们在日常环境中也同样如此；少年和成年人才是饥荒中死亡率上升最高的群体，是饥饿的最大受害者（Moller，1999：103-104），但在大众媒体中，他们却是鲜觅行踪的数字基数。

（二）英雄的不幸

成年男性也不总是缺席的。如果他们做出符合父权话语的举动，比如拯救弱者、抵抗灾难、乃至反抗命运的自救，都会因了其对既有秩序的顺从和夯实而得到浓墨重彩的赞扬。

这些被挑选出来的“英雄”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功绩平平，但并不妨碍他们在巨大动荡中凸显出来的英雄特质。哪怕他们本人一再表述，救助亲人或自救不过是出于“本能”，但生物性的本能在灾难审美中往往被抛弃或被忽略，社会化的意志和品质和意识形态性的家国叙事则被强调和褒扬。后者才是能够被效仿的，只要看看巡回英模报告团的演讲稿，便知道英雄的传播价值在于能够被学习和追随。

如果一个事故中实在没有拯救他人或自我救赎的英雄，一些“成功人士”也会勉强充当这类角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过人之处”被放大，成为他在一众不幸者中“超出侪辈”之证据。即便他在事故中也束手蒙难，同面目平庸的一众受难者相比，他因为“卓越”之被毁灭而显得尤为悲壮。尽管事故公平地收割了生命，但事故报道还是例循了既有的权力秩序。受难者要么做出遵循父权话语规定的动作，而得以为自身加冕；要么凭借其在日常秩序中的等级，成为失序世界中的被加冕者。

（三） 可替换的受难者

可见，事故报道中那些能够被“个体化”的受难者往往是媒体选择的结果。他们要么符合理想受难者的标准，要么符合英雄受难的文学母题。他们往往具有相似的脸谱。如果是理想受难者，他需要弱小且身家清白、需要与观者相似、需要蒙受不幸，如此方能获得同情。如果是英雄受难，他需要反抗命运而最终走向命运。

除了那些少数能够上升为典型符号的“幸运的不幸者”（the lucky unfortunateness），如小伊伊，绝大多数受难者的故事只不过是新闻报道中必须存在的人道主义主题的脚注。他们被选中、被展示，而后被迅速遗忘。合上报纸以后，我们不但很难说出任何一个不幸者的名字，甚至很难记住某个遇难者的特定故事。媒体中呈现的受难者通常被允许表述事实，讲述个人故事，却几乎没有空间来发表关于事件起因、制度环境和个体困境的任何评论（Moeller，2002：108）。他们从自己所处的时空中被剥离出来，成为面目相似、功能一致的角色符号。每一个个体都是灾难叙事这座宏大建筑里可以被随时替换的机械模块。一个矿难的不幸者和一场火灾的不幸者有着相似的故事，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报道中、不同的事故中自由组合。

当遮掩掉表述时间和语境的状语之后，所有的不幸都是相似的。受难者形象和故事的高度同质化造成了“可替换受害者效应”（the replaceable victim effect）。在这种叙述话语之下，个体故事不是为了呈现“人”的特殊性，而是为了呈现“事” 的普遍性。

四

群像：“去个体化”与情感叙事的抑制

Chouliaraki（2006）指出，新闻媒体通过对悲剧的选择性报道来避免过分的消耗受众的同情心，令其产生“同情疲惫” （compassion fatigue）。

同情疲惫通常发生在两类事件中，一是高度重复的类似事件，如非洲的饥荒和战争、东南亚的地震和洪水；一类是与观看者相关度低的、不足以达到刺激阈值的事件，如厄瓜多尔的一场沉船，巴拉圭的一次矿难（Moller，1999：12）。

产生了同情疲惫的公众会抛弃媒体。为了避免被抛弃，媒体并不会讲述所有平平无奇的故事来耗费公众有限的同情心。新闻记者一方面精心挑选“理想的受难者”来引发同情，另一方面则将绝大多数不幸者打入背景。他们往往或者以集合面貌出现（aggregation），成为死亡数字中的一个，或者以集体属性出现（identity attribute），以其社会身份（如矿工、船员、旅游的老人、刚买房的中产）剥夺其私人身份（Chouliaraki，2006：105）。学者Trková （2015：37）将媒体报道中的这种策略命名为“去个体化（impersonalization）”，指将报道对象当成无生命的物体，态度冷漠且忽视，并且刻意保持距离。这种报道风格使得受众和受害者之间很难建立一种“反射性识别关系（a relationship of reflexive identification）” （Chouliaraki，2006：157），进而抑制同情的产生。

去个体化就是这样一种保护性措施。它包含两类操作方式：一是内容上，受难者群体是否发声。这种发声不单纯体现为是否使用引语，而是指该群体的意见能否得到直接彰显。二是语言上，是否以集体湮灭个体。这种湮灭包括数字化的属性（numerical attributes）和集体化的指代（collective references）两种手段（Chouliaraki，2006：88-89）。

（一）引语：在场者与感恩者

引语通常被认为是个人表达的手段，用于呈现引用对象的“人格瞬间” （human moment）。Spivak（1988）在论述殖民话语时曾经指出，“讲话” （talk）与 “发声”（voice）并不等价。发声是指受难的他者（suffering others）能够使观看者注意自身的不幸境况并且对此感同身受的能力。因为悲惨境地一旦被公之于众，便对观看者产生了道德的压力，促使他们产生行动，进而改变发声者的境遇。相反，仅仅是“讲话”，却无法将自己所在群体的境遇公之于众，那说话者则在事实上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新闻报道中对受难者的引语是经过把关人选择后的结果。新闻引语的把关和加工通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截取的直接引语并不是受害者的表述重点；二是使用的间接引语并没有完全反映受害者的本意。媒介对受害者话语的引用方式传达的是媒体的立场，影响了受害者群体的身份建构（Marshall & Pienaar，2008）。在新华社的所有直接和间接引语中，表达者通常扮演了两种角色：亲历的在场者和朴素的感恩者。

亲历的在场者身份往往用来描述事件发生的情境，以回忆的方式补充因为记者缺席而无法掌握的事实。这类引语通常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事故发生时的情境和叙述人的主观体验，涉及事实、感受和推测，往往裹挟着悲伤、无助或勇气，却很少传达劫后余生的受难者群体的困厄、愤怒或质疑。由此，事件的当事者被物化为 “上帝的摄像机”，剥夺了其参与者的身份而成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

能够清楚描述事实、传达感受，从而明确自己的在场者身份的幸存者并不多。同这种“情景重现”功能的在场者相比，更多的受难者却表现出对在场者身份的回避与“失忆”，通常以“只听到轰的一声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就躺在医院里了”“当时的情况，我都记不起来了”来回避在场者的身份。即便事故带来的记忆创伤确实存在，这种失忆也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所有的幸存者身上。不同事件的大量报道中，此类回避或缺位现象的重复出现反映了一个事实：不是事故造就了遍在的失忆者，而是媒体允许了在场者的缺席。在事故报道中，在场者能否发声并不必要，因为这个群体的声音并非不可或缺，亦非不可替代。在场者所重现的个体经历也不必要，因为事故报道的核心并非真相重现，而是救灾济难和抚慰人心。

同缺席的在场者相比，朴素的感恩者身份则无可替代。那些被选中的“理想受难者”同时也是“理性受难者”。在媒体报道中，他们鲜少体现出绝望、悲痛、无助等人类情感，而多传达对历劫幸存的感恩和对政府援救的感恩。

这类朴素的感恩者并非受难群体的代言人，而是既有秩序的称颂者。在媒体截取或呈现的引语中，感恩者是“自然”伟力的匍匐者和社会权力的赞美人。“亲历的在场者”身份将受难者中立化，“朴素的感恩者”身份则将这一群体主流化。这一类受难者形象并没有“发声”出群体的困厄，其“讲话”也就成为主流媒体遴选后的赞美诗。

（二）数字化的呈现

被选中的“理想受难者”是同质化的符号，讲述可替代的故事。绝大多数不能被选中的人则充当事故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背景。但数字化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无法精确感受数字本身，而只能感受数字的差别。这一现象便是Neumann（1977）提出的“准官能统计”（quasi-statistical sense）。当然，灾难的数字化呈现绝不仅仅是根据心理学而制定的传播策略。数字化是一种去人格化的叙事，包含了将事故本身技术化和中立化的努力。

1.二元化的比例：多与少

相对于绝对数值，人们更擅于感受比例（Jenni & Loewenstein，1997）。人对比例的感知是二元化的：大多数与少数。再精确计量的数字也终会被划归入这两类。在人的准官能统计中，55%和92%都意味着“大多数”，12%和48%都意味着少数。人们很少能遇到绝对的对半平均（half-half）。在感知上，大脑更喜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二元分类，因为宰制性的二元分类意味着大脑的认知只需要记住一方。这种认知更省力，更符合最少耗费法则（the least effort principle）。大多数的反面便是少数。但这种记忆的简化版本是，人们更容易只记住大多数，而忽略少数。

2.竞价式的比较：大与小

生命无价，但生命的卖点有价。死亡人数是衡量事故严重程度的指标。死人更多的灾难更值得报道（Yan，2015）。事故新闻价值的评估仿佛一场“斗地主”的纸牌游戏，死亡人数好比牌面的点数，“特大事故”压过“重大事故”，对应着更高的危机响应等级，更全面的媒体报道，更热烈的民众关注。倘若同期多起同质事故发生，先前事故的严重程度便是后发事故的“新闻门槛”。事故被迫以死亡人数竞争有限的谈资。死亡人数更少的事故成了基数和垫脚石。先前的事故甚至提高了 “哪些灾难值得报道”的门槛。同期或类似的事故倘若不更加悲惨，则既难以获取媒体的青睐，亦难以刷新大众的感知。

在对受众注意力和同情心的争夺中，死亡人数是各个灾难的议价筹码。死人更多的灾难在新闻议程上“压倒”更少的灾难，“一个人的死亡压过另外一个人的死亡……这毫无意义”，报道了波斯尼亚大屠杀的《纽约客》专栏作家David Rieff （1996）在《屠宰场：波斯尼亚屠杀与西方的败溃》一书中写道，“在道德层面上，（这种比较）使得那些‘仅仅’死掉了5000人的灾难成了那些死掉数万人的灾难的‘敌人’”。

3.排序：年终盘点和事故榜单

同娱乐新闻“榜中榜”一样，事故和灾难也总是有年终或世纪盘点。“本世纪最悲惨的自然灾害”“建国后十大矿难”“最成功的世纪救援”……死亡不但被数字化，而且被排序和品评。那些得以“上榜”的事故在回顾和盘点中完全隐去了个体悲剧，成为由一连串数字和宏大词汇连缀而成的“榜单”。个体的死亡以累积的数字成为“冲榜”的砝码，如果不能足够重大，也便不能被铭记。

为了凸显事故的严重性，媒体往往人为划定“入选时段”，制造出“第一” 和“最高”的头衔，以此提升事故的新闻价值。事故报道中很容易出现“任意” 的断代性划分。

（三）集体化指代

1.集合化的指代词

与具体的个人故事或点评式的人物速写相比，受难者更常见的情况是被划归为 “他们”。

媒体一方面通过构建“他们”，以受难者的群体身份压盖个体身份；另一方面则通过“我们”和“他们”的分野，将观看者和被看者孤立为两个世界：此岸与彼岸。安全世界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和灾难世界作为受难者的 “他们”并不平等。 “看”与“被看”的关系是既有经济、政治等权力关系的重复和强化。

事故的他者化将事故隔离为现实世界之外的异常世界。无论事故本身如何残酷或离奇，都无法动摇现实世界的安全秩序。以异世之动荡反衬现世之安稳。他者的不幸只会令“我们”更加珍惜和团结。于是，几乎所有的事故报道都会指向观看者本身，譬如“我们不可战胜”，譬如“珍惜眼前人”。这类口号不是弥合了分野，而是强化了差异。因为这类口号旨在凝聚的不是受难者和观看者，而是安全世界中的观看者本身。通过构建同质化的、苦难的“他者”，新闻铸造了同质化的、 “安全”的“我们”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2.集体化的身份词

与人称代词相伴的是身份代词，如“青年”“老人”“家属”“群众”。这是与刻板化相伴的一种表述形式，以一种群体的属性和特征压盖和代表群体中所有个体的特征。个体因而丧失了独立性，成为某种共享集体特征的身份符号。

集合化的指代词（“他们”）只是将不幸者“他者化”，尚留有一定的空间允许这些“他者”生发出特定的形貌；集体化的属性身份代词则剥除了指代对象的独立性。指代对象拥有的唯一属性是其集合的身份属性，唯一的作用在于传达身份词所规定的内容。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份代词的主要作用是充当数词的主语，为事故做全景式的白描。在这类仿佛上帝之眼的扫视中，个体消泯为背景，甚至不存在对个体的单独描述。

身份代词的集体属性是去语境化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中的固定的通用符号。灾难事故中身份代词使用一定程度上将事故的悲剧性隔离开来。如果去掉一篇事故报道中有关受难者的部分而只关注那些以身份代词表述的语句便会发现，通用身份代词隔离掉了灾难的氛围，而营造出一种普遍的日常气息。由此，身份代词通过弱化对暴力和死亡的刻画有效地对受众进行情感隔离。当媒介将个体从感知受害者的痛苦中隔离开来时，与该悲惨情景有关的联系就被阻断了，灾难所带来的恐惧与焦虑在一定程度上被一并过滤掉了。

与此同时，身份代词的使用奇异地构建出一种“熟悉的陌生人”的场景。事故报道一方面试图将此岸与彼岸切割开，营造出一种“遥远的苦难者”（the distant suffering）形象，从而构筑出属于“我们”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将报道对象过于异域化（alienization），导致观看者无法感同身受，进而无法达到收视率和社会动员的要求。

一方面，新闻报道大篇幅地呈现事故的异常性，描述遥远而具体的死亡、痛苦、悲伤，使观看者和被看者保持距离；一方面则在陌生的场景中植入熟悉的通用身份（如妻子、父兄、男儿、老人）或事物（如手机、旅游大巴），以日常的身份符号连接起观看者和受难者，引发共情。在这样的叙述中，受难者个体故事的 “反常”与其身份属性的“正常”并置，保持距离和打破距离的努力共存。这就是Chouliaraki（2005：40）所谓的“距离的悖论”（the paradox of distance）。

五

新闻规律：操纵还是驱动

本文以西方灾难传播中因循“人格化—去人格化”维度的一系列概念为框架，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的新华社报道加以分析。研究呼应了一个学界共识：新闻建构了精心选择的“拟态环境”。事故报道形成了一套向大众传播意外性死亡的 “模板”。从“人格化——去人格化”这个维度上来说，事故不幸者的独像和群像并存。一部分“理想的受难者”被反复选中。他们需要无辜受难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或需要英雄蒙难来满足人们的审美欲；但这些林林总总的独像又是高度同质化的，个体故事的价值在于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元素，而非发声出个人或群体的困厄。大部分的受难者则以群像呈现，充当亲历的在场者和朴素的感恩者两类角色；他们被数字化，从而被对立、比较、排序；他们被集体化，以集体指代词和集体身份词完成他者化和熟悉的陌生化等一系列叙事。

这一系列事故报道规范是意识形态形塑和传播效果驱动的双重结果。一方面，人类在认知和情感机制方面拥有相似性。同情心的产生与感知无辜性高度相关，因此只有特定的理想人群无辜受难，才能达到更高的情感唤起效果；数字等抽象信息的传达和记忆相对困难，只有对立、比较和排序才能强化注意力的分配和延缓记忆程度的衰退；因为同情疲惫的不可避免和抑制机制的自我触发，媒体只能一再提高报道的严重性和戏剧性，来与人类不可违逆的认知机制竞争。新闻生产者和新闻接收者受限于同样的人类生物性认知规律。前者理性地利用了后者的理性认知机制和感性唤起规律。

另一方面，信息的阐释有赖于一个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对英雄的赞美和对懦夫的谴责，在场者被允许的缺席和感恩者不可或缺的存在，身份指代词对此岸和彼岸的隔离，以及身份属性词营造的熟悉的陌生化的叙事场景，都指向人们久被培养的审美观、认同感、群己边界之划分，政体权责之界定。新闻生产者和新闻接收者同处于一个被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前者是被建构的产物，又是建构的再生产者。

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闻文本任何的选中和舍弃，都是混合了人类的生物性规律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产物。究竟是新闻操纵了受众感知，还是受众需求驱动了新闻生产，本文无意于进一步讨论，以避免陷入一场发生学意义上的浩大迷思。这一讨论也无益于帮助人们去控制，当他们面对这些精心呈现的不幸者之时，所不由自主地生发的怜悯心或焕发的崇高感。只是在这一切的生理性或教化性的反应之后，人们须当了然这一场场遥远的悲剧远胜媒体所呈现的吉光片羽，悲剧中的死亡和伤痛所呼唤的，也远非感动、哀悼和祈福。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自身，如何避免满足于被轻易唤起的眼泪和愤怒，而放弃理性的思索和追问。人们仍旧需要努力领悟，怎样才能“穿越历史的帷帐，看到文本之中的本质意义。”（伽达默尔，1987）如此，方能使更多的不幸者免于被选择、被叙述和被遗忘的轨迹，免于湮灭于认知死角和文化盲区的命运。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

本期执编 / 杨木

封面及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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