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桐城｜百年正宗姚鼐

文|操鹏

曾国藩在其《欧阳生文集》序、《致吴敏树书》中，曾这样评价姚鼐的文章：“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固当为百年正宗”。作为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姚鼐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二十一世纪的我辈仍与当年曾公有着共识。

官宦之家 从容进退

姚鼐（1732-1815），安姬传，号梦谷，因其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他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书香人家，也是一个官宦世家。幼承家教，从小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kui（木魁）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kui（从木魁）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但他那从小即矢志“仰承先祖之盛德”的志向，激励着他要为光耀门庭而奋斗。

刘大(kui从木魁)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他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走的是科举进仕的道路。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终于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任兵部主事，旋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恩科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荐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次年夏秋间即辞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说：“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他的这种人生志向，显然跟他“仰承先祖之盛德”血脉相连。

姚鼐嘉庆二十年（1815）85岁逝世，但他却在44岁正值壮年春风得意时，毅然辞官，且婉拒当御史之职。综观其一生，仅八年的仕宦生涯，而读书、教书、著书，则是他毕生的主要活动。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嘉庆二十年（1815）逝世，近四十年间，他先后任杨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主讲，精心培养了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一大批弟子，梅、管、方、姚（刘开）世称“姚门四杰”（今有论者称为“五杰”），即自此孕育诞生，脱颖而出。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桐城家法”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继戴名世、方苞、刘大kui（从木魁)之后显赫于文坛的桐城派宗师。姚鼐一生的著作等身，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国语补注》、《老子章义》、《庄子章义》、《惜抱轩书录》、《法帖题跋》，选编《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唐人绝句诗钞》，评点《易经》、《左传》、《大戴礼》、《九经》、《扬言法言》、《汉书》、《文选》、《山谷全集》、王渔洋的《古诗选》等。

学人之路 兼长相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姚鼐、桐城派时有这样一句断语：“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这也是一个时期甚至是当今部分人，对姚鼐等桐城派作家的评价。我们认为，这部权威性的文学史，对桐城派的评价是不公正的，经不起客观实际的检验。

诚然，姚鼐的政治思想不能说完全没有“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一面，然他毕竟是个有独立思想的狷洁自好的文人。他正是不愿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才中年主动辞官，实现其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他不可能选择与统治者坚决对抗的道路，而只能选择走书院学人的道路。通过书院讲学，培养人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才是姚鼐政治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基本一面，也是主要特征。

对于姚鼐中年辞官的原因，历来有种种说法。他自己一再声称是“以疾归”，翁方纲说他“以养亲去”，姚莹说是因推荐他当御史的相国刘统勋突然逝世“乃决意去，遂乞养归里”，《桐城续修县志》说由于他充四库全书编纂官，在学术上与同僚有分歧，“与时不合，遂乞病归”。如此这般的说法，于客观上为姚鼐掩盖了其在政治思想上与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存在着的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实质，起到了舆论上保护性的作用。

那么，姚鼐与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哪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呢？

首先，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思想文化薰陶的姚鼐，宽善为怀，故在入仕后坚持主张实行仁政。他认为“得国容有之，天下必以仁”，似秦那样暴虐，且“有甚于秦”的严刑峻法的清王朝，必然自取灭亡。他的仁政理想与封建统治者的暴虐统治的现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又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现实，那就只有愤而辞官。第二，他认为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济于众”的人生志向，而封建统治者背离“古之道”，糟蹋人才、不能人尽其才。他在《袁随园君墓名志铭并序》中写道：“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接着写袁枚（随园）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姚鼐中年辞官，其原因可谓与袁牧同出一辙，都同样是出于政治黑暗、扼杀人才的封建统治者所迫。第三，姚鼐对清王朝官吏的污浊肮脏和民众处于黑暗深渊的现实，极度悲愤。他在《张逸园家传》中揭露道：“时甘肃官相习伪为灾荒请赈，而实侵入其财，自上吏皆以为当然。”似姚鼐这类清介好义之士，岂能与其同流合污？托病乞归，不失为一种避离污染之法。再说，他既与当权者政见不合，对现实不满，但又慑于清王朝的法网森严，大狱频兴，而“露才伤躯”的教训又历历在目，那就不得不以辞官来避免惨遭政治迫害。乡先贤戴名世因文字狱被杀，方苞也曾沦为死囚，一直令姚鼐心有余悸。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他也不得不选择“避世深山居”的生活道路。第四，姚鼐适文不适官的个性，及其在学术上与汉学严重分歧，是他辞去四库馆职的直接原因。姚鼐是坚持宋学者，而时任总纂修官的纪昀却是汉学家，四库馆竟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姚常受到“掊击讪笑”，愤而辞职，自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他辞去四库馆职的直接原因，而辞官引退的主要原因，是如前所述，即由于他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所致。

姚鼐弃官从文，意在“以君子之志”写“君子之文”，对于宋学、汉学的态度，是相当明智公正的，他倡导“总古今之论，择善用之”。这主要表现在既尊崇程朱理学，又反对“守一家之偏”；打着程朱的旗号，其作品却有别程朱；既不满汉学，又欲拜戴震为师；主张“兼长为贵”，“兼收为善”；强调“久则必变”，“有所变而后大”；竭力求“实”，“思效于实用”。后者是他治学、修史或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他的学术思想所具有的“兼”、“变”、“实”三个特点，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确实起到了“取其长，济其偏，止其蔽”的作用。姚鼐的兼为长、为善的学术思想，包容并吸取了包括汉学在内的儒、释、道各家的长处，有助于全面继承文学遗产，充分体现了清代集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之大成的时代特色。他主张的“变”，虽不属于根本性的社会政治改革，但对社会和文学事业的不断变化发展，显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他的求“实”，具有正视社会现实，积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与当时戴震等人的进步思潮相互响应。因此，我们在批判姚鼐思想上的保守性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他学术思想上的时代性、复杂性和进步的主导方面。

论文精密 集成名派

在对桐城派的评论上，学术界常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来赞誉它在文学理论上的卓越成就，这也是桐城派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重大贡献。姚鼐作为桐城派开山“四祖”的最后一位，其对历代文论的承继、创新、发展和总结，殚精竭虑，集其大成，功不可没。

一、“道与艺合，天与人一”，是姚鼐论文的基本见解。他否认程颐、朱熹、钱大昕等的“作文害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夫道之显者谓之文，六经子史，皆至之也”的说法及其主张。他认为“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夫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之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载中数人而已。”

姚鼐这些论断的内涵和贡献在于：首先，他不是把“道”与“文”对立起来，而是把“文”归结为“艺也”，这就肯定其具有艺术的独立品格和自身价值，捍卫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同时他也不同于方苞专指散体古文的见解论文，而是以纯文学的见解论文，故其义可兼通于诗，是符合文学创作这个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其次，他所说的“道”，并不限于孔孟之道或程朱理学，更为重要的是指天下万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姚鼐说：“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言而成节，合乎天地自然之节，则言贵矣。”可见他认为“文章之原”，“文章之美”，都要取决于它对客观自然规律的真实反映。这就接近于近代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统治思想的牢笼，写出一些具有客观真实美感的好作品来。他对“道”与“艺”的关系之辩证论述，既肯定了“道”对“艺”的主导作用，又突出了“艺”对“道”的相对独立性和积极作用。他既强调“文章之源”的客观性，又十分重视作家的主体性，而此“两性”的结合，即：“道与艺合，人与天一”，都是离不开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文学创作的源泉这一根本原则。

二、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长”、“相济”，是姚鼐文论的核心。他所谓的“义理”，指的是立言之旨，即文章的思想观点，当然指儒家的经义，尤其是程、朱理学；所谓“考证”，就是要求材料确凿，实事求是；所谓“文章”，就是要求研究行文的字句和章法，力求将文章写得明白畅达，富于韵味。这种“三合一”的理论，较全面地概括了文章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肯定了文章艺术技巧的重要，不同于道学家“作文害道”的主张；另一方面则矫正了汉学家独以考核为重的偏颇，体现了姚氏理论的全面公允。这对革除当时“芜杂俚近”语录体和“繁碎缴绕”的笺注式文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即连当时反对桐城派的人，亦不能不予以首肯。

姚鼐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长”、“相济”呢？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欲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是与清中叶的统治思想适应的，……是要使传统古文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直至80年代仍有如此主观臆断的评论。我们仔细研读姚氏关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兼长为贵”，“兼收为善”等论述后，即不难发现姚氏之所以提出“三合一”主张，是为了克服当时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弊端，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界。硬把一个文学家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知，与封建政治混为一谈，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俨然一副“文革模式”，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我们说，以政治批判代替文学评价来对待姚氏“三合一”主张，不仅不能对姚鼐及对整个桐城派作出正确评价，而且势必影响到对整个古典文学的研究，乃至对整个民族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是姚鼐文论中的艺术特征论，即“八字诀”。它是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具有较强烈的客观性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神”，既指作家的主观精神，更是指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描写，要达到传神入化的境界。“理”，是指文理、脉理，即行文的客观真实性和内在逻辑性。“气”，指文章的气势。“味”，指文章的风味、韵味、含蓄有味。“格”，是指各种不同文体的体裁、格局，如序跋、诏令、碑志、杂记、辞赋、哀祭等等。“律”，指行文结构的具体规律、法则。“声”指文章音调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色”，指文章的辞藻、文采，“文章之精妙，不出于字句的声色之间”，平淡、自然，是文章最佳的色彩。

四、阳刚、阴柔说，是姚鼐文论中的艺术风格论。对刚柔两种文学风格的论述，渊源久远。姚鼐既继承了前人的这一系列论述，又将阴阳刚柔的文学风格论阐述得更为明确而全面，具体而透彻，作出了重大发展和突出贡献。他最早提出“文章之美”在“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或“得于阳与刚之美”，或“得于阴与柔之美”。他对刚柔关系作了颇为辩证的阐述，首先肯定“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继而强调“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他认为因时代不同、作者不同、题材和体裁不同，故使风格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他认为风格之美，归根结底是“本乎天地”，得之于阴阳刚柔的“天地之道”，即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道与艺合，天人合一”，也就是要求人的主观世界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作家的天赋才能与主观的努力相统一。这种看法，跟近代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原则，应该说基本上是不谋而合的。

毋庸置疑，姚鼐的文学理论具有集大成的特色。它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不只是对戴名世、方苞、刘大kui（从木魁）等桐城派文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了广泛传扬其文论，以义法为宗选编《古文辞类纂》，计71卷，且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无一日不讲此书，无一日不修订此书”，以致该书成了姚门数百弟子为文的范本，又经其弟子之弟子或膺服、私淑者的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遂形成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趋之若骛，古文能以桐城地域名派当在情理之中。曾国藩在其《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于是，早有“桐城家法”之实的“桐城派”自此有了正式命名。

文关利害 丰韵绝作

姚鼐在《海愚诗钞序》中称：“非关天下利害，兹不著”。通读姚鼐作品，不难发现这“关天下利害”，是贯穿其作品的一条主线，即其古文思想内容的核心。

首先，他关注国事。如在《方母吴太夫人墓表》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爱国之情重于母子之情的母亲形象。吴太夫人之子任尚书官职，每次受命外出常“恋侍膝前”，“太夫人必正色责其速行急国事，不得少伫；逮既出门而为涕泣焉。”作品以其前后的鲜明对比，在读者面前活现出一位爱国母亲高大形象。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急国事”是急于为封建统治的国家效劳。须知，那时候的国家就是封建统治的国家，不管是“国事”还是民生，都无法撇开封建国家的。我国封建时代那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人们绝不会因为他们所爱的是封建的国家，而抹煞或贬低他们的爱国精神。

第二，他关心民瘼。姚鼐作品有不少是写民间疾若的篇章，如写乾隆四十九年“安徽大饥”、五十年“江淮大旱”，揭露“民死亡相继”之惨状。在《与陈硕士》、《与胡果泉》等书信中，姚鼐对国计民生和民间疾若的关切之情，表现得更为直截了当、感人至深。他十分担心“江南饥馑之后，民生殊不佳，不知今年天心转移何如也。”他甚至把“勤思国事，念民瘼”，作为衡量作家“德业之所以隆”和作品之“所以美”的基本标准。姚鼐如此重视“国事”、“民瘼”，竟也有人说他“文章虽多，无一语涉及民间疾苦者”。持此论者，不是因对姚鼐的古文思想与创作实践知之甚少的浅薄，就是由于其早年即全盘否定桐城派的主观偏见太深，而又不思纠错所致。当然，今日看来根本不屑一驳！

第三，他揭露颓败，抨击时文、科举。姚鼐在不少作品中，如《复曹云路书》、《石屏罗君墓表》等篇里，对封建统治腐败造成的世俗败坏，士人的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还指出真正的贤才并非没有，而是由于封建统治的昏庸，栋梁之才得不到应有的重用。他对“朝政益败”的揭露矛头，甚至含沙射影地指向当时的皇帝乾隆。如在《南园诗存序》中，他写乾隆让“和坤秉政，自张威福”。御史钱沣跟和坤作斗争，却遭其打击报复，以致被迫害致死。而早前钱沣已“奏和坤及军机大臣常不在直之咎”，乾隆依然听任其“自张威福”，直至钱沣死后才“收政柄”。在“文网峻密”的当时，这样的文字尽管是隐蔽写出，也是要冒斩首风险的。

对时文、科举表示不满，是姚鼐等桐城派古文的又一重要内容。如他在《复曹云路书》、《鲍君墓志铭并序》、《歙胡孝廉墓志铭并序》等文中，指出：“明以来说《四书》者，乃猥为科举之学，此不足为书。故鼐自少不喜观世俗讲章，且禁学徒取阅，窃陋之也。”他说他的老师方侍庐也“恶世俗所奉讲章及乡会闱墨，禁其徒不得寓目。”通过对鲍、胡二君他们由热衷于科举而变为“绝意求进”的事实描写，姚鼐表达了自己对科举埋没人才的深深不满。在这里须指出的是，姚鼐对科举不满，并非似顾炎武、蒲松龄、吴敬梓所代表的进步思潮那样正面、坚决，他是作为一个古文家欲用古文来改造时文，以“达经学之本原”的，是从提倡古文方面考虑的。

姚鼐主张文章应是作家性格、学养、道德、品格和情趣的一种表现，所以他的创作有较鲜明的个性化的艺术特征??丰韵。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说：“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而独有心得。”他自己也标举文章的“神、理、气、味”，是以其韵味深长、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而耐人玩味。如他的《李斯论》、《赠程鱼门序》、《赠钱献之序》等作品，即写得颇富韵味，就连他的说理文字和记游之作，也无一例外。《翰林论》是姚鼐名为论述“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谏争”的职责，而实则在揭示天子根本不重“谏争”。天子“以尽职为出位”，还有哪位翰林敢于说真话招来杀身之祸呢？他文借论述翰林的职责为名，来行指责天子之实，采用了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艺术手法，从而使作品具有寓浓郁于平淡、耐人寻味的丰韵特色。《登泰山记》是姚鼐写下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单从文字表面看，纯属实写登泰山经过及所见景色，向来以令人“服其状物之妙”著称。但若联系该文的写作背景，却不难发现作者在对景物实写中，寄寓着自己刚刚辞官之后的万千感慨，其中既有摆脱官场羁绊，回归大自然之后的愉悦之情，又有对好诗好画般美景的热烈赞赏。这一“辞”一“赞”之中，意味深长地反衬出他对官场丑恶现象的无比愤慨。再者，“寓工巧于自然”、“寓丰富于简洁”、“寓阳刚于阴柔”等，亦是姚翁古文艺术之特色。后者如他写的《游媚笔泉记》，写“大石出潭中”的形态是：“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写人“援石而登”的惊险是：“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写周围的环境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棒莽，群泉矶石交鸣。”表现出作者的雄才和阳刚之气。

读姚鼐之文，要通过字面去仔细体会其以实写虚的深长意味。有的论者停留于字面，浅尝辄止，则不免评之为“空疏”。事实胜于雄辩，姚鼐的确把我国古代散文发挥到了颇为完美的佳境，特别是通过对历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实践和总结，对乡贤戴、方、刘文论创造性的融合，建立了全面、系统而完备的桐城派文学理论，堪称集大成者，不仅对当时，对近现代，即使对当代以至未来，均有着学习、继承、借鉴的永不消亡的永恒性引导作用。

（此文系参加作家世纪论坛2006年会作品，作者系原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秘书处主任、《桐城派研究》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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