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巴黎沙龙里，伏尔泰、卢梭这些精英们都在谈论什么？

沙龙的发展在舆论历史上占据了关键一章。这些会客厅内进行的对话影响到了法国舆论的性质，沙龙同时还是进行舆论评估的一个论坛：沙龙内的谈话通常受到政府的监视。

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是第一个注意到沙龙对舆论具有影响力的人：“他（内克尔）评论说：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统治期间，部分侍从和大臣宁愿冒着触怒皇室的风险，也不愿意在巴黎的顶级沙龙中遭到冷遇。”

文明的表达：法国沙龙和英国咖啡屋

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沙龙和18、19世纪的伦敦咖啡屋对于这段时期内精英的知识生活尤为关键，这两者也是公众舆论表达和测量的重要场所。关于宗教、政治、艺术的思想在这两个场所酝酿，而这些论坛的谈话内容最终成为公众话语的一部分。
许多学者写到过18世纪法国沙龙的特征。在这些小型聚会中，作家、政治家、艺术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探讨书籍和思想。卢梭、狄德罗与其他哲学家利用沙龙这种集会场所来阐述他们的理论，尽管很多人认为这种集会的虚饰和拘谨令人感到压抑。

恰恰在这种沙龙中，经济拮据的文人们混迹于贵族和政治精英之中，在这样的沙龙里，风趣和挑逗性的玩笑最受赏识。哲学家和作家参与沙龙，获益良多，原因是组织这些沙龙的女人们很有影响力，能够帮助这些饱学之士赢得学术地位和文学奖项。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沙龙就是德毕内夫人的沙龙，她是伏尔泰、卢梭、杜克洛等大师的朋友。虽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是很富有，但德毕内夫人与其他沙龙的经营者一样，深知思想的价值。

海伦·克莱格注意到，德毕内夫人的沙龙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伦理。18世纪60年代，外国访客、文人、政治家们在她的会客厅里展开主题广泛、生动活泼的政治讨论。

沙龙的发展在公众舆论的历史上占据了关键一章。这些会客厅内进行的对话影响到了法国公众舆论的性质，沙龙同时还是进行舆论评估的一个论坛：沙龙内的谈话通常受到政府的监视。

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是第一个注意到沙龙对公众舆论具有影响力的人：“他（内克尔）评论说：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统治期间，部分侍从和大臣宁愿冒着触怒皇室的风险，也不愿意在巴黎的顶级沙龙中遭到冷遇。”
内克尔相信，“公众舆论”描摹的是沙龙中精英团体的情绪，而不是所有法国市民的情绪；他将整个法国的市民称为“狂野的蛮人”。

路易斯·柯泽注意到，沙龙不仅是一个供大家谈笑风生、调笑取乐的论坛：“（沙龙）尝试……塑造文化界以及公众舆论，助力新思想的产生。”

尤尔根·哈贝马斯新近认为，此际的沙龙是形成“公众领域”的催化剂。这些在论坛聚会的中上阶层——其中很多人并未在政府任职，只是第一次可以借助沙龙持续地批评政府。
法国大革命之前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舆论表达方式，使18世纪的法国沙龙黯然失色。在此期间以及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政治活动分子散发报纸，组织反政府游行，分发政治讽刺漫画，除此之外，就是动员公众舆论来反对君主制。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是公众舆论史上最有趣的事件之一，因为它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革命，第一次由公众情绪所引发的大规模起义改变了政府进程。包括卢梭在内的几位法国知识分子，都强调公众舆论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是何等重要。历史学家凯斯·贝克注意到：

启蒙的公众舆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了。这种观点大概由见多识广的法国政治文化观察家路易斯—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君主制末期最简练地提出……“今天，公众舆论在欧洲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主导力量。我们也许希望它能给世界带来最大的益处，各处的暴君会在这持续响起、充斥欧洲，并且让欧洲觉醒的集体号召声面前战栗。”

在法国暴力变革的这些年中，一种与沙龙相类似的舆论表达方式开始在伦敦流行。咖啡屋成为文人墨客、知识分子、普通市民的聚集场所。

进入咖啡馆受到的限制并不像沙龙那样，只要花点小钱就能加入到咖啡屋的交谈之中。人们可以在咖啡屋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辩，对话的内容总会渗透到流行杂志里。

事实上，如刘易斯·柯泽注意到的那样，斯蒂尔、艾迪生还有其他人将在咖啡馆中的谈话摘录发表在诸如《旁观者》、《闲谈者》、《卫报》等杂志上。针对伦敦咖啡屋的影响，柯泽写道：

当人们有机会相互讨论，当人们抽离了独自思考的孤立状态进入一个公众世界，个人的意见能够在互相讨论之中被磨砺、被检验，共同意见才能形成。咖啡屋有助于在多种多样的个人意见中将共同意见具体化，并给予它形式和稳定性。

公众舆论表达的历史根源

古希腊的哲学家是第一批撰写公众舆论著作的人。柏拉图对公众普遍不信任，远不如亚里士多德对公众舆论抱有的同情。

亚里士多德将公众舆论看作是随着时间自然进化的“集体意志”。公众意见可能是明智的,肯定要比个人意见优越得多；他坚持说，通过集体的力量，智慧就会显现。柏拉图对待公众舆论的看法则大为不同，他认为集体并不具有讨论或决定政策事务的能力。

如同鲍尔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也有许多传播公众舆论的技巧。除了有限的选举外，还有泛希腊节庆、小册子、戏剧表演。

在希腊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表达技巧就是演讲。演讲术与修辞学被认为是调动人民、安抚大众的极富影响力的工具。

在古希腊的民众所聚集的市集里，演讲迅速发展成为操纵公众舆论的一种最适宜的技巧，一直延续到古希腊晚期和罗马时代，成为政治宣传、政治煽动之最强有力的工具。

在罗马历史上，由希腊人所开发的舆论表达以及评估技巧被广泛运用，连同精巧的运输系统加速了人们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与意见交换。

在公众舆论史上，17世纪有两大重要事件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尼古拉·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李维史论》；印刷技术的扩散与传播。
《君主论》的许多篇幅直接或者间接地论及公众舆论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相信：如果统治者想要控制他的人民，就必须对大众表现出他人道的一面，不管他对大众的真情实感是什么。在公众舆论方面，劝服与操控、虚伪的外表是最重要的：这些表面功夫可能使得君主成功，也可能会让君主惨败。

在《君主论》发表的那个世纪，一种革命性的传播技术一飞冲天，那就是印刷机。正如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所认为的，印刷机的发明催生了现代公众。公众与群众不同的是：与群众相比，公众中的个体通过意见传播，而不是物理位置上的接近，彼此联系。直到报刊出现之前，意见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但印刷术让持续的、复杂的政治讨论成为可能。

罗伯特·丹顿发现，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涌现出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公众论战的事例。这一时期的游行、示威通常是在大斋节之前的“狂欢节”期间举行，此时出格的行为成为通行标准，而社会规则被暂时弃置一旁。
17世纪中期，另一种更加有序的公众舆论表达形式出现了——请愿。早在1640年，英国民众就向议会请愿，主题涉及各个方面，从垄断的泛滥到和平的重要意义。议会的成员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公民的请愿书。事实上，这些签署请愿书的公众往往形成无法控制的乌合之众，他们心怀各种不满向议会进发。最终，像塞西尔·埃姆登指出的：

上下议院在1648年发表声明，抵制以混乱的方式举行请愿。在王政复辟之后不久，议会通过一部法令来规范混乱的请愿，并且要求：规定请愿人数不得超过20人，除非得到30人以上的治安官同意。
尽管1648年法令出台后向政府请愿的情况仍在持续，但议会依然审慎地对待公众的行动，因为这往往会伴随着公众不满情绪的宣泄。

1698、1699年，英国通过立法，要求请愿书必须要由一位议员提交，而非请愿者自己提交。这些立法行动预示着国家最终要在公众舆论传播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角色。

以上文字摘自

《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

图片来自网络

整理、制作|崔隽

〔美〕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 著

张 健 译

杨席珍 校

张盈盈 责编

ISBN 978730120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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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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