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史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伪齐政权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对汪精卫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汪精卫
李宗仁的《李宗仁回忆录》中说:“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汪精卫年少时代可谓书生意气,曾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并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名满京城。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又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出生于广东三水,祖籍浙江绍兴。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汪是由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养大的,“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所以,少年时的家庭阴霾和成人后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未能握有实权,导致了其与蒋介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也许,或如其妻子陈璧君所言,只是“和平救国”,但是,其卖国求荣的实质却是万载也不能改变其骂名的,因为这是民族底线。
汪精卫与蒋介石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乡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0年,谋刺事件失败出狱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一个人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将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荣辱寄托在侵略者的头上,这不仅是卖国,还是愚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汪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可惜了,如同宋徽宗一般,字写得很好,有“二王”之风,尤擅行书。但若作为一国之领袖,尚差得远。也许,还不如蔡京。
张锋 戊戌春写于成都翠彧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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