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史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伪齐政权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对汪精卫的态度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汪精卫

李宗仁的《李宗仁回忆录》中说：“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汪精卫年少时代可谓书生意气，曾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并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名满京城。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又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出生于广东三水，祖籍浙江绍兴。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汪是由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养大的，“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所以，少年时的家庭阴霾和成人后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未能握有实权，导致了其与蒋介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也许，或如其妻子陈璧君所言，只是“和平救国”，但是，其卖国求荣的实质却是万载也不能改变其骂名的，因为这是民族底线。

汪精卫与蒋介石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乡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0年，谋刺事件失败出狱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一个人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将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荣辱寄托在侵略者的头上，这不仅是卖国，还是愚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汪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可惜了，如同宋徽宗一般，字写得很好，有“二王”之风，尤擅行书。但若作为一国之领袖，尚差得远。也许，还不如蔡京。

张锋 戊戌春写于成都翠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