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丹书铁劵俗称“丹书铁契”，又名“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省称“铁券”。
丹书：用朱砂写字;铁契：用铁制的凭证。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文凭用丹书写铁板上，故名。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将铁卷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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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
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
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北魏时期，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连一些宠宦、宦官也有获得“铁券”的。
而且，从隋代起，“铁券”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唐代最著名的“钱镠铁券”，是乾宁四年(897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现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
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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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喻户晓的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小旋风”柴进家的“丹书铁券”，确实有其历史依据。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
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 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
清代，“丹书铁券”制度方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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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书铁券，是封建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或奖章)，铁券是勋章的雏形。
现存最早的铁券，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五代吴越国王钱缪铁券，已千余年历史，铁券的主要内容是记载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因其对朝廷有如此功劳，所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是皇帝赐给臣下的一种奖赏和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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