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民起义战：杜文秀到底是卖国贼还是反清英雄？

于1855年爆发的云南回民起义，在首领杜文秀的领导下，攻占大理府，建立起大理政权。1873年，在清军的围剿之下，杜文秀起义失败身死。史学界对于领导回民起义的杜文秀，颇有争议，褒贬不一。那么杜文秀到底是卖国贼还是反清英雄？

杜文秀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文秀的反清实践，可以说，体现了一项英明的行动纲领，这就是以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联合反清。文秀的这一纲领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

而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与范文澜等人认为，杜文秀曾割据云南大理成立“大理伊斯兰国”，自任为“苏丹”，并向英法殖民当局称臣，希望寻求帮助，愿意与那些列强共同瓜分中国。杜文秀是中国人，竟敢出卖祖国的云南和云南各族居民，从他勾结英国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

至今，杜文秀向英国驻印度殖民当局的上表求援信还在，他为向英国表示归顺和臣服而特意奉献的几箱大理石还在大英帝国博物馆里陈列着。这一证据直接表明是他背叛祖国、背叛回族人民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

首先，针对著名历史学家提出的质疑，多半为勾结英国侵略者以及奉献给英国的机箱大理石，依此判定杜文秀出卖国家，背叛祖国。

但社会学研究家田汝康，却持怀疑态度。他早年留学英国时，曾在伦敦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翻阅过相关的历史档案。他认为杜文秀不是卖国贼。出使英国卖国的，奉英法做宗主的是一个名为刘道衡的部下的部个欺世盗名的个人行为。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5年之前就出版过几个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其中并没有涉及杜文秀卖国的事。然而，到了1955年出版《中国近代史》时，他却写进了这样一段话：“1871年，杜文秀使义子艾山往伦敦出卖云南。英国政府利用泛伊斯兰主义这个反动旗号，指使艾山到土耳其讲具体的出卖条件……杜文秀是中国人，竟敢出卖祖国的云南和云南的各族居民，从他勾结英国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

此后不久，郭沫若承袭了范文澜的说法，并加以发挥，他在《中国历史》初稿中写道：英国“给杜文秀大批军火，帮助建立兵工厂。在缅甸八莫专门设立了政治商务代表处，操纵大理政权。杜文秀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自称撒里曼苏丹，改年号，造宫室，建立了一个所谓‘独立国’……1871年更派他的儿子访问英国、土耳其，准备进一步出卖祖国。”

以此也可以基本判定，郭沫若的说法更多的是沿用了范文澜的说法。

当时心有所疑的田汝康，通过各种途径向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索要相关档案，由于当时中英尚未建交，直到1962年，相关档案的影印件才寄到田汝康的手上。

在1963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田汝康发表了题为《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他引用了包括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国官员《治缅回忆录》、《伦敦每日电讯报》等大量外文资料，证明所谓的杜文秀派人出使英国，其实是刘道衡的个人行为。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田汝康又在文末加了一个小尾巴——“但究竟杜文秀应负什么责任以及其原因何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田汝康又收集了其他资料，将1963年的论文进行了重写，先后写出《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田汝康不再含糊其辞，而是明确表示，刘道衡“使英”与杜文秀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杜文秀卖国其实是一场历史冤案。

田汝康的文章扭转了国内史学界对杜文秀的主流看法，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等人纷纷撰文支持田汝康的观点。

当范文澜看到田汝康的文章后，也主动给田汝康写信借阅影印档案。田汝康将档案寄给范文澜之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范文澜担心影印档案在他那里会出意外，就又寄还给了田汝康。而在1969年，范文澜逝世，从此再也无人能知他的真正看法。

接下来总结一下个人观点：

一、杜文秀勾结英国，卖国求荣？

针对此条，出生于云南昆明的汉族著名社会学研究家田汝康已做过详细研究，具体见上文。

二、杜文秀滇西政权以阿拉伯语作为政权官方语言，并大力推行阿拉伯语？

由云龙先生《滇故琐录》一书可知，确实存在滇西政权推广阿拉伯语之说，但此时云南回民已与汉人同时生活了上百年，基本在语言方面已经完全汉化。且杜文秀与地方将领均不能识读阿拉伯文，顶多只会一些日常用语。所以，名义上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还是以汉语言为主。况且回民本身的语言就是阿拉伯语，推广阿拉伯语并不能代表叛国。这跟我们现在学习推广各种外语、方言有太大区别吗？

当然，也许杜文秀确有建立伊斯兰国或回教国的狼子野心，但在起义阶段并未有过激民族行为。我们应当正确看待这件事，不能以假设未来可能发生但还未发生的事，去评判抨击一个历史人物。

三、勾结太平天国，鼓动陕甘回民暴乱？

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于灭亡，都有与其他部落的合作与背叛，勾结太平天国的事不用多说。

至于鼓动陕甘回民暴乱，确实是由从云南起义回民返回陕西的任武推动爆发的。陕甘回民暴乱是赤裸裸的宗教、民族斗争，是回族排除异族的战争。

但云南起义战中，汉族、彝族、哈尼族、白族、壮族等各个民族均有参与，他们都认识到回汉仇杀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各个民族都是受害者，因此在回民起义之后，至少杜文秀没有刻意排除异族，而是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团结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回汉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阂，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这些行为，至少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大秦帝国中，商鞅曾说过：“法，诛行不诛心”。也许杜文秀确有异心，至少在起义阶段并未有过激行为。各位后来评判者，不能度其心，而假设其行。

结语：
历代历朝的更替，有汉人对汉人的屠杀，有蒙古对汉人的仇杀，有满清对汉人的屠杀，有汉人对满人的屠杀等等数不胜数，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评判？卖国也好，英雄也罢，历史不在于如何去谴责，而在于如何学会正确去面对，去反思，去避免历史重演。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各族人民都在交汇融合，血缘基因都在不断同化，我们也应该以更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与评判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