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妓院非常多，而且多的数不胜数，就连来过中国的外国人也是看不下去了。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于明朝正德年间来到中国，他在其《中国纪行》中说道：“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有些城市有五百家妓院，有的甚至上千家。”
当时的南京，最初有所谓的“十六楼”“十四楼”等，是官妓之所在；还有“南院”“西院”等教坊司的歌楼舞馆，而到明朝后期则转移到秦淮河。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所谓的“秦淮八艳”是当时的领风骚的人物，文人雅士都趋之若鹜。
因妓女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就成为了很多许多小说的主题。例如冯梦龙的《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等，很有典型的意义；特别是后者，表明普通市民也可以涉足妓馆。
明朝中后期，描写秦淮妓女的作品《板桥杂记》、苏州妓女的《吴门画舫录》、北京妓院的《燕都妓品》等，纷纷出笼。士人对此津津乐道，不仅说明社会中上册好色之风大胜，而且说明大量妇女因各种原因沦入色情行业，成为城市娱乐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妓院色情业的发达，甚至使许多城市以妓女闻名。谢肇涮的《五杂俎》中说大同非常富庶，妓女也非常美丽，于是便有民谚讲边塞的“三绝”：“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扬州女子漂亮温柔，便有人贩子四处求购少年处女，卖到妓院，教他们琴棋书画，这样接待客人便可挣大钱，人称“扬州瘦马”。于是谢肇涮感叹道：“今时娼妓遍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舟偏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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