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禅意：从梁楷到牧溪

在中国绘画史上，受禅家思想的催化鼓荡，或曰为禅家思想所孕育的直接产物起码有两个：其一是滥觞于晚唐而极盛于两宋的禅宗画，其二是晚明董其昌旨在整顿文人画秩序，规范文人画风的南北分宗。

和文人画虽然压制形与色的充分发展，但却并不排斥、拒绝形与色的合法地位对形与色采取一种既若即若离，又未即未离的二元取向不同，禅宗画是一种幻想型的艺术范式。在这种范式的创构情境中，不论题材、内容，还是造型、色彩，皆已冲出客观事物自然形态的具体规定，不仅大大地淡化了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的传统，而且有时甚至最终取消了创作规律对于画家的必要制约，而完全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所洞察到的所谓“佛性”为旨归。

显而易见，由于禅宗画是一种从惯常的“造型语言”中解放出来的抽象化了的佛性，或曰是一种释放心智力量和内心体验的操作游戏，所以不论在价值学方面，还是在形态学方面，皆与正宗的文人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文人画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以逃避尘世困扰，摆脱功利羁绊的精神园圃，故而两者之间还是时时发生着某种形式上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明代文人画家沈周受南宗禅门画家法常禅画笔墨意趣的启迪，开创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全新画法，并从而导致了“青藤白阳”水墨大写意的惊人画风，便是这种紧密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

牧溪宋末元初之画僧，无准禅师的弟子。四川人，生卒年不详。法名法常。于宋末理宗、度宗时（1225～1270），在杭州西湖长庆寺为杂役僧。性情英豪，嗜饮酒，醉则寝，觉则朗吟。擅长画佛像、人物、花果、鸟兽、山水、龙虎、猿鹤等，题材广泛。画风继承石恪、梁楷之减笔画，与中唐以来之逸格山水画，风格壮阔，自由放逸。其生平画迹与作品在国内之流传甚少，然日本极早即流传其画迹，且因其画风对日本艺坛产生强烈影响，故其画迹一直为名流所收藏，如观音猿鹤图、龙虎图、栗柿图、芙蓉图、老松八哥鸟图、潇湘八景图、柳燕图等，其中之观音猿鹤图三幅，相传系日僧圣一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由中国带往日本者，目前被视为日本国宝。［图绘宝鉴卷四、画史汇传、清异录］

关于牧溪的生平，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元代吴大素《松斋梅谱》所述稍多。此书在中国已亡佚，日本保存有手抄本，也不载生卒年月，语云：“僧法常，蜀人，号牧溪。喜画龙虎、猿鹤、禽鸟、山水、树石、人物，不曾设色。多用蔗渣草结，又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缀。松竹梅兰石具形似，荷芦写，俱有高致。一日造语伤贾似道，广捕而避罪于越丘氏家，所作甚多，惟三友帐为之绝品，后世变事释，圆寂于至元间。江南士大夫家今存遗迹，竹差少，芦雁木多赝本。今存遗像在武林长相寺中，有云：爱于此山。”

从《松斋梅谱》记述，可以理出一下几点：一，牧溪是蜀人，法常是法名，牧溪是号。二，擅画，画水墨画。山水、花鸟、人物、动物都画。三，曾经得罪过宋理宗的宰相、宋度宗的太师贾似道，逃往于越地。四，宋元异代之际出家，元代至元（1264年 —1294年）年间去世。在现存日本的《佛祖正传宗派图》无准师范法脉中有“牧溪法常”的记载，是以知他出于无准禅师的门下。

牧溪为我们留下千古疑情之作〈六柿图〉。牧溪出身于南宋蜀地，以善画佛释、山水、蔬果以及大写意破墨僧道人物着称。现今，他的作品大多散见于日本，与玉涧同样构成日本所谓「禅馀画派」的鼻祖之一。在中国，相当于「禅馀画派」的南宗画派的宗谱到了明代末季，才由董其昌、莫是龙高举大纛而确定。他们将南宗画派的创始者远绍王维，推为初祖，如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相对于此的则是董其昌指称积劫方能成佛的北宗系统。

南北二宗的其差别在于笔墨、气韵而已。然而远在宋代，严羽以禅论诗而建立起禅宗审美观，《沧浪诗话》中提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样的论述早于明人试图建立绘画南北宗的观点之前，反映出当时禅宗思想在宋代兴盛实况。董其昌高倡南宗，将禅悟视为文人画最高依归，只是，文人画毕竟主张气韵、笔墨、意念等六根所生的万象，而禅悟不拘泥于笔墨或者气韵之展相，将生命的解脱视为最高存在意涵。一切存在现象都是生命最纯真的现实界的烙印。牧溪以「境法俱夺」（《临济录》）的禅机为一切中上根器的读画者，开示绝对的生命境界。禅者一生随时皆处于生命的转化以及变与不变之间，他们并不是在参禅之馀方才以墨戏自娱，并依此形而下的作为称派立户，而是在时时与处处皆能展现玲珑透彻的生命样态，所有墨迹、语录都留待悟者与悟者间的机锋应对，才具有意义与价值。

五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正式标举逸格作品的表现风格，「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试图将逸格落实到表象与非表现的表现手法上面。艺术作品的表现并非寻求神品的理念开展或者技术上的神乎其技，而应是即使透过最现实、最卑近的表现对象也能展现出心灵本质。牧谿作品承袭了石恪〈调心图〉、贯休〈十六罗汉〉的表现手法，长于疏落用笔，粗笔淋漓，洒脱不群。〈六柿图〉传为牧溪所作，固为传说中之作，随机应变的任意摆设，笔墨、虚实、阴阳、粗细间的灵活运用，相较于他真迹的〈猿猴〉、〈龙〉、〈虎〉所展现的动感与生机活泼，呈现出静物作品的「随处皆真」的境界。

廓庵禅师的〈十牛图〉中有言「水自茫茫花自红」，颇能印证牧溪作品真义。大自然存在物自有其具足之本质，吾人对大自然之观照与个人之亲身体验而有所差异，或者视其表徵符号，或者是概念的表象而已。驻足河边，眺望河水，一切自然对象与我们之间，只在于经验当下真诚感受。万物百态的真谛只在经验之清澈而非概念之深邈奥邃。一切世间现象本于自然，却因为自己对于事物观点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无门关》有云：「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得此关，乾坤独步。」泯灭世间分别知见的开悟之道，虽有无穷道路可攀寻，如能洞悉「一切唯识，万法唯心」的最根本意涵，就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差异，了知大道本无差别，笔墨处处皆足以映见山河大地，笔简而意赅亦足以直超如来境地。艺术创作者必须在创作过程中放下技术、心念等一切现实界的联想与观念。这时当时感受到，「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来」（《碧严录》）的真义。不论是画上柿子或者现实界的无数柿子都不存在着任何概念意涵以及符号意味，只是最简单、最切近我们生活的万象之一端而已。心中的一切影像、情感、概念的骚动，所有试图对于画面意涵加以比较的念头，一切笔墨孰为主次的观念都在瞬间之间，如水中月现，境与月了无差别。历经生命磨难的生命解脱之寻求者，一日与这幅〈六柿图〉相对时，无须多言，便能体验到灵云志勤所吟咏的「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传灯录》）多言枉然，只在相觌瞬间。

牧溪在文人画一脉中评价并不高，或者说很受忽视。元人汤垕著《画鉴》说：“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竹，粗恶无古法。”明朱谋垔在《画史会要》中说：“法常号牧溪，画龙虎、猿鹤、芦雁、山水、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其实“雅玩”二字评价牧溪不对光景，甚至媚俗。明代大鉴藏家项元汴藏有牧溪水墨画花卉翎毛一卷，后来入于清宫。项元汴的题跋开始为牧溪翻案：“宋僧法常，别号牧溪。喜画龙虎猿鹤芦雁山水树石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假妆饰。余仅得墨戏花卉蔬果翎毛巨卷。其状物写生，殆出天巧。不惟肖似形类并得其意。京爱不忍置，因述其本末，以备参考。墨林项元汴书于天籁阁。”他保留了朱谋垔的评价，删去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的恶评，献上了他的“爱不忍置”的赞美。此卷还有晚明高僧雪峤圆信的题跋：“这僧笔尖上具眼，流出威音那边，鸟鹊花卉，看者莫作眼见，亦不离眼思之。径山千指庵圆信。”圆信禅师赞美牧溪的画具有为凡夫之智所无法测知，不可思议之德行，“莫作眼见，亦不离眼思”，是径山法门，无准家风。尽管有人褒扬牧溪，但是牧溪还是被后世的画人逐渐遗忘了。牧溪的缘分在东瀛。

牧溪的大部分作品被当时的日本僧人陆续携往日本。日本室町幕府时代，幕府的艺术监督“阿弥众”人，将收藏的中国画按时代归类，并评定上、中、下三等，记载在《君台观左右帐记》里。其中牧溪的名字上方记录着“上上”二字，被视为上上品。牧溪传世作品有《观音、猿、鹤》三联幅，《龙、虎》对幅，现均藏日本京都大德寺；“蚬子和尚图”藏东京日野原家；“六柿图”藏京都龙光院；柳燕图(藏东京德川黎明会) 。牧溪的《潇湘八景图》在南宋末年流入日本，并对日本美术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仅存四幅真迹。《烟寺晚钟图》，被列为“国宝”，藏于东京白金台的富山纪念馆明月轩中；《渔村夕照图》，也是“国宝”，藏于东京青山的根津美术馆；《远浦归帆图》，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院；《平沙落雁图》，也是“重要文化财”，藏于出光美术馆。等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于1970年6月16日在台北市亚洲作家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源氏物语与芭蕉》的演讲，满怀深情地谈到了牧溪：“牧溪是中国早期的禅僧，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似乎是由于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受到极大的尊重。中国画论并不怎么推崇牧溪，这种观点当然也随着牧溪的作品一同来到了日本。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

日本人把牧溪称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传世作品有：写生卷、写生蔬果图卷、观音、猿、鹤、松树八哥、柿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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