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平古建筑保护的"梁朱之辩"

中国历史上，君子之辩不胜枚举。比如战国时期发生于庄子和惠子之间的“濠梁之辩”，又如南北朝时期范缜与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的“有神无神辩”，再如南宋时期朱熹与陆九渊于“鹅湖之会”上的“理学心学之辩”。而本文要说的是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梁思成与朱自清关于“北平古建筑保护”的一场辩论。

　　一、朱自清的《文物·旧书·毛笔》

　　这是1948年3月31日出版的《大公报》（天津版）上的一篇文章，出自我们十分熟悉的《背影》的作者朱自清，文章名为《文物·旧书·毛笔》。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本该高兴的两人觉得惴惴不安，而这一天也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

　　这篇文章会为什么让梁林二人感到不安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朱自清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朱自清在这篇文章中，对北平市政府“拨用巨款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的做法表示不赞同。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身处太平年代，这种修饰也许还可以招揽些外国游客，得些外汇来使用”。但当时正值内战时期，“那辉煌的景象却只是战乱和饥饿的现实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讽刺，的确叫人有些触目惊心。”朱自清先生认为，“自然是功利的看法，可是这年头无衣无食的人太多了，功利的看法也是自然的。”况且，“照道理衣食足再来保存古物不算晚；万一晚了也只好遗憾，衣食总是根本。”这也是他“虽然也赞成保存古物，却并无抢救的意思”的原因。
　　在朱先生看来，“文物、旧书、毛笔，正是一套，都是些遗产、历史、旧文化。主张保存这些东西的人，不免都带些‘思古之幽情’，一方面更不免多多少少有些‘保存国粹’的意思。‘保存国粹’现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坏话，等于‘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迷恋骸骨’‘让死的拉住活的’”。
　　朱自清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独特，刚结束抗日战争却又爆发内战，让许多知识分子觉得生活艰难，同抗战时无区别，精神也异常苦闷，迫切希望能够统一国家，改善人民衣食水平，对于当时的“保存古物，强调北平是个文化城”这种观点自然持反对态度。[1]朱自清认为，“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并且笔者自己也多多少少分有他们的情感，自问也还不至于顽固到那地步。不过细心分析这种主张的理由，除了‘思古之幽情’以外，似乎还只是说是‘保存国粹’，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先民的优良的成绩，所以才值得保存，也才会引起我們的思念。”他又进一步论证，“我们跟老辈不同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不再妄想它们复活起来。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在文章的最后，朱自清又以“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这句话作为结束语，再一次表明了他并不赞同花费巨资来抢救这些北平古物的观点。
　　朱自清的文章一向贴近生活，朴实厚重。这篇文章如果在当下这个时代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但我们应该批判地看文章所呈现的观点。1948年3月，国共两党持续对峙，内战持续升温，经历了十多年战争的中国百姓太渴望能吃得上饭、穿得上衣了，对于文物保护，自然是尽力为之，不想花费过多的人力、财力。

　　二、梁思成的北平古建筑保护观
　　在了解了朱自清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及所持观点后，我们再大致了解一下梁思成关于北平古城保护的思想。

　　梁思成从小跟随父亲梁启超生活在国外，曾与林徽因一同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在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梁思成又到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回国后，梁思成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推广，于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系，参与多个古建筑的修复工作，并著有《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等建筑学书籍，其中尤以《中国建筑史》影响最为深远。
　　可以说，从其学成归国到20世纪40年代末，梁思成一直致力于大量古建筑的研究及修缮工作，这些工作为其形成系统的古建筑保护理论奠定了基础，并且对其之后的北平古城保护与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他不仅关注原有古建筑的保护，更注重城市的整体发展与规划。1945年3月，他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设立清华大学建筑系。在这封信中，他阐述了战后北平规划与发展的迫切性，并且结合国外城市发展的现状，强调都市发展是一个由万千建筑物组合起来的“有机性大组织”，都市设计并不仅仅是开辟街道或是清除贫民窟，而是要使城市的每个部分都能“各得其所”，因此他认为，“都市设计，实即建筑设计之扩大，实二而一者也”。[2]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思成于1946年7月31日回到北平，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时，对北平古城保护的研究与发展规划也上升到新高度。
　　梁思成强调，对于战后北平的规划与重建，必须以保护北平原有古建筑为基础。

　　三、梁思成对朱自清观点的辩驳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梁思成极力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维护老北京的原貌，并且这种保护是一种整体性的面的保护，而非某一点的保护。因此，当梁思成看到像朱自清这样有着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发表这样的文章后，立即在同年4月13日出版的《大公报》（天津版）上发表了一篇《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予以辩驳。
　　对于朱自清所说的，如果身处太平年代，还可花钱来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他反驳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北平市政当局成立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修葺艺术价值高且急待整理的建筑。至抗战开始时，已完成天坛、国子监辟雍殿、智化寺等数十个单位或景点的油漆工作，这其实是出于保护木料和满足群众期待的双重需求的结果。至于修理，当时有一些机关团体在使用一些古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北海公园等，因此他们负有保护之责，也曾修缮了许多建筑物。
　　梁思成进一步论述，假设把北平建筑视作废而无用的古迹，从今不再整理，则二三十年后，所有的宫殿坛庙牌坊等等都成了断瓦颓垣”，到那时，“即不顾全国爱好文物人士的浩叹惋惜，其对于尚居住在北平的全市市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影响将若何？其不方便与不健全自不待言。”这些话也充分反驳了朱自清“不赞成抢救古物”的观点。
　　针对朱自清所说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梁思成解答为，“假使建筑物果能如朱先生希望，变成化石，问题就简单了。可惜事与愿违。北平的文物建筑，若不加修缮，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可以达到破烂的程度。”“溃烂到某阶段时，那些建筑将成为建筑条例中所谓‘危险建筑物’……既不堪重修，又不能听其存在，必须拆除。”届时“费用可能增大若干倍”。到那时，“北平市不惟丧失了无法挽回的美善的体形环境，丧失了无可代替的历史艺术文物，而且为市民或政府增加了本可避免的负担。”“北平文物整理与否的问题，单打这一下算盘，就很显然了”。
　　对于朱先生最看重的“衣食是根本”的问题，梁思成回答到，“今日的中国的确正陷在一个衣食极端不足的时期，但是文整工作却正为这经济凋敝土木不兴的北平市里一部分贫困的工匠解决了他们的职业，亦即他们的衣食问题，同时也帮着北平维持一小部分的工商业。”“钱还是回到老百姓手里去的”。
　　朱自清读到梁思成的这篇文章后，称赞梁思成的见解独到，两人的私交也并未受到影响，结局堪称美谈。

　　梁思成与朱自清在保护北平古建筑上的这场辩论实乃君子之辩，两人持有的观点虽大为不同，但都是为了大局利益、整体利益，且两人旁求博考、引经据典，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场辩论，更是一场文化盛宴，让人读来实在过瘾。在重视古建筑保护的今天，这样的经典辩论实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王军.城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2.
　　[2]赵炳时，陈衍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M]//梁思成致梅贻琦的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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