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 家庭和教育

《Unequal Childhoods》（《不平等的童年》）

——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

当原生家庭，阶层越迁等等这样的词汇开始为人所熟知，大家都渐渐生出一种焦虑，并且还会不自觉的，和身边的人加以比较。

你知道别人家的孩子从小环境比你优越，可你知道最后这会导致你和他之间具体怎样的差距吗？这本书是可以看作是美国的社会调查，读完以后，你可能会感到不平，并且羡慕那些生来就占据更多资源的家庭。然而这是没有意义的。

也许这本书对你我而言，最要紧的还是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明确认识到不同家庭间的差距在哪里，从而有机会去尽力弥补。

在一代与下一代之间。

内容简述

对美国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记录。

主要论述

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占有不等的资源，这种差异是如何体现在家庭养育子女的日常点滴之中，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产生怎样的影响。

精华部分

附录中对布迪厄的著作思想的阐述。

内容摘抄

美国学者Lareau在《Unequal Childhoods》(《不平等的童年》) 一书中指出：美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中产阶级采取的是协作培养 (Concerted Cultivation)，而工人阶级采取的才是成就自然成长 (Natural Growth)。——这是Lareau带着她的研究团队连续几个月驻地观察12个不同阶层的美国家庭和88个在校小学生所得出的结论。

协作培养 VS 成就自然成长

协作培养的核心元素是积极培养和评估孩子的特长、看法与能力，激发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成就自然成长的核心元素是照料孩子的起居和基本生活保障，除此以外，允许孩子自由成长。

两种教育方式的比较

1. 日常生活安排不同

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最大特征是父母为孩子安排的一系列家庭与学校之外的有组织的活动（organized activities）。和亲戚聚会不算，带去公园玩不算，在家门口和邻居小孩踢球骑车不算。

那什么算是有组织的活动？

由成人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集体活动：比如足球俱乐部，每周定期训练，定期组织与其他足球队的比赛；比如合唱团、乐团和舞台剧，由成人组织定期排练，定期有机会上台表演。

而在Lareau观察的工人家庭中，他们的孩子拥有“更像童年”的童年：可以随时出门找住在附近的亲戚和邻居玩，孩子自己选择玩伴，自己和小伙伴们主导决定玩什么、去哪里玩，到了时间回家吃饭。在这些父母眼里，让孩子自由玩耍有理所应当的事，也是应该提倡的。

中产阶级子女会定期在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环境中接触到家人以外的成年人。而工人阶级子女则有比较少的机会接触到亲人、邻居、学校老师以外的成年人。

简单地说，这种经常在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中与成年人频繁接触的经历，让中产阶级子女在学校和其他机构环境中，更游刃有余地与代表权威的成年人打交道。

2. 语言交流方式不同

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与孩子有更多语言交流，与孩子平等相处。

1． 他们偏向于对孩子讲道理（reasoning）而不是直接给出命令（directives）。
2． 允许孩子质疑和挑战父母的言论，鼓励孩子提出不同的想法。
3． 运用各种沟通技巧促进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意见和想法。
4． 当孩子与父母需求不一致时，教会孩子通过谈判斡旋来解决冲突，实现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使用暴力

工人阶级家庭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等级更明显，语言交流少。

1. 他们喜欢对孩子使用命令式语言。
2. 孩子极少会质疑或挑战父母的言论。
3. 当孩子与父母需求不一致时，父母会坚持己见，孩子通常会选择听从父母的意见。

不同的交流方式导致中产阶级子女拥有更好的口才，更丰富的词汇量，对抽象概念更熟悉。同时在面对权威人物（比如学校老师或足球队教练）时表现出更多自信与自在。

3. 对学校事务的干预措施不同

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更多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响应老师的号召。在孩子感到受到不合理对待时，会立刻出面与老师理论，甚至会通过家长联合会的方式向学校和老师施压，要求老师调整做法以更适应学生的需求，同时也会抓住机会训练孩子自己承担社会角色。

中产阶级父母会告诉孩子舞蹈老师应该根据学生自身的学习进度来调整教学，而不是学生去适应老师的教学进度。
带孩子去看病时，中产阶级父母鼓励孩子自己向医生解释病情。
当孩子因为测试没有达标而未被录取到学校的某一特殊教学项目时（起点要求智商达到125以上，比如数学等），某些中产阶级父母会带着孩子去校外找私立机构重新做测试，直到拿到达标的测试结果，以此为证据要求老师录取孩子。

工人阶级家庭的父母则表现出较少参与学校活动，家长会的出席率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他们奔波忙碌于生活，疲于搞定孩子的吃喝拉撒睡，至于教育任务，他们则更依赖于交给学校去完成。

工人阶级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在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让学校回应孩子的需求。当孩子抱怨在学校受到不公待遇时，他们的父母不会像中产阶级父母那样跑到学校去以理据争，而是大多会选择沉默或无视，教导孩子不要惹麻烦，希望用“忍”来解决问题。

工人阶级父母的这种沉默和不作为向孩子潜移默化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个体在权威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 孩子的委屈无法得到伸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让孩子感到十分沮丧。

结果

协作培养在孩子们心里深深地根植了强烈权利意识 (Sense of Entitlement) ，而成就自然成长的孩子们则在学校或其它机构环境中产生强烈的约束感（Sense of Constraint），随之产生的是服从意识。

具体区别和体现

在学校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

中产阶级子女在学校环境中感到舒适自如，积极主动地与老师同学互动，喜欢与别人分享想法和感受，知道如何获取别人的注意力，认为自己有权利在学校追求个人偏好，主动寻找并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资源。

相反的，工人阶级子女则没有表现出上述能力。他们常常感到与老师同学之间有距离感，不信任他们，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安排，身处学校时总觉得受到了约束，不自在。

面对权威人物时的气场不同

中产阶级子女由于在校外有很多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和与权威成年人物打交道的经历，所以他们在学校面对老师时，更多地表现出自信、自在和不卑不亢。

中产阶级子女在学校中敢于质疑成人，视成年人与自己平等，有胆量和底气向成年人提要求。

中产阶级子女和成年人讲话时会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模有样地和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握手。

而在工人阶级家庭，父母与孩子交流时并不看着对方的眼睛，这导致孩子在学校与老师交流时也总是回避老师的眼睛，眼神交流让他们感到紧张不自在。与陌生人见面时，他们没有握手的意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有多少机会练习和陌生人握手。

（眼神交流、自信的握手和在权威人物面前展现出自如是在面试时给面试官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关键要素。中产阶级子女身上的这种气场已然成为他们将来参加面试时的优势。）

面对规则时的态度不同

由于中产阶级子女从小在家就有和父母谈判辩论的丰富经验，所以他们不论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都擅长让一场互动变得适应自己的偏好。

中产阶级子女明白遵守规则的重要性，但不像工人阶级子女那样，规则本身并不会让中产阶级子女感到受约束。反而，他们习惯了在规则的保护伞下施展拳脚。这些孩子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如何在不打破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通过与老师谈判和说理来让规则变得对自己有利，让规则为自己服务。

而工人阶级子女由于在家接受的大多是命令式语言输入，较少有机会挑战父母的意见和练习谈判能力，他们在与老师（代表权威）打交道时不知道怎样调整策略才能让一场互动变得更适应自己的偏好。

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工人阶级子女习惯于服从权威人物的安排，而不懂得以理据争，也没有向成人提要求的意识。

(当中产阶级子女成功地在规则内实现自己的要求时，他们总结出的经验成为了将来走入社会的宝贵经验。而工人阶级子女在学校生活中这种经验的缺失，只会让他们走入社会时越发感到艰难。)

附录部分 理论摘要：

布迪厄使用了一套（艰涩的）专有词汇来构建自己的模型。其核心概念就是上面提到的：惯习、场域和资本。

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交活动适应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这种适应社会生活的经历为儿童及以后的成人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他把这种感觉叫做惯习）。

这些背景性的经历也塑造了个体所拥有资源（资本）的数量和形式，这些资本由个体继承而来，并在个体面对社交世界中各种形式的公共机构（场域）时得以利用。

换言之，中产家庭孩子的惯习由其所接触的社会生活的经历决定，他们会在人际沟通等等方面显示出优越性。当在面试时，他们总能比其他孩子更加从容自信，稳健的握手，并保持眼神交流。

惯习（habitus)概念强调的是个体通常在家中学到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套对文化、社会和自己未来的特质意向。布迪厄提出，惯习的不同给个体以不同的文化技能、社会关系、教育行为和其他文化资源；这些不同的资源随着个体步入社会，又可以被转化成不同形式的价值（即，资本）。在以后的人生中，也有可能采用新的惯习，但是这些新近习得的特质意向与童年时学到的那些相比则缺乏那种舒适（自然）的感觉。

布迪厄在讨论惯习时囊括了人们对食品、家具、音乐、化妆、书籍和电影的偏好。相比之下，本书的焦点要狭窄得多，它主要研究的是孩子们在业余活动中的时间分配，家中使用的语言和成年人对孩子在公共机构的生活进行的干预。尽管如此，可以说，把本书中讨论的这些元素放到一起去看，它们的确构成了一套孩子们学到的特质意向，即惯习。

书中讨论的几个家庭，其惯习的两个方面就是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场域（field)概念至关重要。它包含了如市场和社会制度等术语中同样能捕捉到的那种动力。但是，正如大卫·斯沃茨（David Swartz)指出的，布迪厄还从场域的思想中去寻求一种更宽广的东西：“布迪厄.…认为场域’的意象要高于“制度’的意象，其原因有二：首先，他想要强调社会生活的矛盾性，而制度的概念则暗示着一种一致性，其次，他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涵盖那些较为模糊的社会领域，其日常行事只被微弱地制度化，其界限也不是很明确。”

布迪厄认为，在一些关键区域，社会空间是分层而置的——些群体会被排斥在外，另一些则会被包括进来（还有一些则会把自己排除出去）。

他用一个纸牌游戏做类比：游戏中有个场域，它既提供了“游戏规则”又提供了有各种不同资本存在的社会空间。布迪厄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出的牌和打牌者技能的交点上。他强调，游戏的本性是任意的，赢家的位置也是有限的。例如，他决不会建议说，更多的家长通过采取某种行动就可以提高孩子在校学习的成功率。相反，他会指出，社会中的精英位置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一种要把精英们的做法传播给所有社会成员的努力，都会导致那些做法失去原有的价值，从而为一种不同的选拔机制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模型就暗示着，不平等是社会群体间存在的一个恒久的特性。然而，在任何一次具体的互动中，布迪厄又强调，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使用的策略有可能不会带来好处。此外，他还解释说，拥有相似资源的个体也可能在资本的使用技巧上有差别。

总的来说，布迪厄的研究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动态模型，它使得调研人员能够捕捉到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瞬间”。

要了解这些瞬间的特性，调研人员就需要去审视资本所处的环境，去审视个体为激活自己的资本而付出的努力，审视他们激活资本时所使用的技能技巧，和公共机构对被激活的资本所作出的反应。

在本书的一些事例中，我曾试图展示出家长是如何在家里传输不同的惯习，我展示了这些惯习又是如何在与具体公共机构的交锋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以及文化资本是如何（依其激活方式而）产生（或无法产生）教育利润的。马歇尔女士在家里教会了女儿一套特质意向，包括一种向有权威的成年人提出挑战的特质意向。当斯泰西没有被选入天才班时，马歇尔女士就运用了这种特质意向（惯习）并激活了她的文化资本。通过精明地激活文化资本，马歇尔女士为女儿带来了利润，包括进入天才班（而天才班丰富的课程就有可能帮她提高考试成绩，以及在今后分班的时候得到更好的安排）。

马歇尔女士能获得这些成果，就是因为她有这样的特质意向和干预她女儿日常生活中各种公共机构的能力。总而言之，这些家长和公共机构中关键行动者之间的这些互动瞬间都是社会阶层形成过程的生命线，需要我们在今后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布迪厄并没有用经验性的数据来展现个体是如何在与公共机构互动的瞬间使用以阶级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的。家长在用户化他们与公共机构的这种互动时，其能力看起来也是参差不齐。同样，在说服专业人士按他们的意愿行事时，他们的能力也是不均衡的。

布迪厄总是很注重“权力”，尤其是有权势群体对稀有资源的支配。

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个体有怎样的权利去定义什么才能构成受到高度尊重的活动，而且还有为什么一些特定的社会惯行比起另一些来会更受尊重。事实上，布迪厄看到了在这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存在着的统治支配与不平等。他的著作提出，研究个体使用何种策略保持或改进自己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特权的传输都“没有得到承认”。

人们都倾向于把自己周围的社会组织形式看做是合理的。身份、特权和其他类似的社会酬劳，都是人们通过所谓的努力“挣得的”；也就是说，人们把这些东西想成是通过自己的智力、天赋和其他在战略上显现出来的技能而获得的。

布迪厄在展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和使用文化资本时，清楚地解释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像勤勉或智力这样的个人特征起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他认为，因社会地位而拥有特权的人在很多方面占优势，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经历本身有内在的价值。相反，因为有特权的家庭用来教养孩子的标准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机构所（随意）推举的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兼容性，人们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训练在这些公共机构中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

完

文章声明:

书摘自《不平等的童年》

整理于 密涅瓦的夜猫子

公众号：密涅瓦的夜猫子,坚持每天读一本书,一首诗，道一声晚安，盼在茫茫人海，遇见你。

态度：春困秋乏,晨起读书，寻找有缘的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