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逸女劳” “劳”者，劳累、劳苦也；“逸”者，安逸、悠闲也。中国社会，无论古今，无论东西南北中，各色人等，一般均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原则，夫妻之间，夫称妻为“内子”，妻称夫为“外子”，缘由即此。家庭的重大责任，由男子承担；抛头露面之事，归男子负责；重体力活，是男子分内之事。 然而，在古代广西土著民族(主要是壮族)中，这种分工却被颠倒过来了：举凡农耕贸易、担水打柴，甚至屠牛宰羊之类重活苦活，包括整个养家糊口的责任，概由女性承担。男子则大抵在家抱抱孩子，玩乐闲游，兴致来时也许去射鸟捉鱼之类，总之，维持家庭、赡养家人不是他们的任务。 这就是广西土著民族的“男逸女劳”之俗。这种奇异习俗，在不少笔记野史中都有记载。 最早记叙广西土著此俗的笔记野史著作，应是宋人周去非的笔记《岭外代答》。该书卷三《惰农》条载，当时的广西土著男子十分懒惰：“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籽耘，一任于天。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己则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焉。” 产生这种习俗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思想观念以及传统习俗，是以经济基础作后盾的。古代广西土著民族地区生产力极为低下，经济十分落后。在维持生存的斗争中，在家庭经济活动中，男子所起的作用并不特别大，恰恰相反，往往倒是女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当然会与他们各自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相辅相成。对于从未受过什么孔孟之道和礼教影响的广西土著先民来说，谁在家庭和社会中起的作用大，谁的地位就高。 由于文明程度低下，经济生产严重滞后等原因，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母系社会的结束远比汉族来得迟(云南的摩梭族至今仍基本处于母系社会状态中)，而其由母权制社会向父权制社会过渡的演进期也很长，两种制度的斗争也是激烈的。我们从壮族妇女历史悠久的“不落夫家”“招赘婿”等传统习俗中，可以窥见这种斗争的结果：妥协。家庭虽然在形式上以男子为中心来组成，但女子在家庭中仍然占据着主导的(至少不低于男子)地位；而同时，女子也承担着与此相应的义务，即多负发展家庭经济、维持家庭成员生活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是基本一致的。
二、“不落夫家” “落”，在这里是“落户”、“过家庭生活”之意。不言而喻，所谓“不落夫家”当然是从已婚女性的立场说的，意谓不在丈夫家落户过家庭生活。 不落夫家，亦称“不落家”、“不坐家”、“坐娘家”，等等，乃是广西以壮族、瑶族为主的土著民族的一种传统婚俗，其具体表现在各民族或者各个体中并不全然一律，但有其共同的基本点，即：女子婚后，并不马上留在夫家生活，而是返回娘家居住相当长的一段时问，此段时间多长，并无规定，或一二年，或七八年，一般是在生孩子后方才到夫家“落户”。在不落夫家的这段时间里，女子隔数月回夫家一次，住一两天又返回母家。这些已婚女子在此期间仍基本享有未婚女子的权利。 这一颇为奇特怪异的婚俗，在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 明代广东南海人邝露，曾因避难逃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住过很长时间，著有笔记《赤雅》，记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风土人情。其中《丁妇》一则记壮族婚俗：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问与其夫野合。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按：“栏”即干栏，壮民的住屋)以待；生子，始称为妇也。” 不落夫家是少数民族女子为延长“做后生”即自由恋爱的时间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另一个直接因素是已婚女子不愿过早地承担繁重的家政和劳作任务。 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应该提及的：广西少数民族已婚女子不落夫家期间，在经济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虽然她们同样也帮父母家干活，与父母家同吃住，但父母总要分一点田地牲畜之类给她们，由她们来耕种养殖，其收入全归她们所有，这种积聚而得的少量财产，便是她们的私房钱，将来长住夫家后，或带往夫家，或留在母家，都属她们自有。这也是已婚女子不落夫家的一个具体原因。 应该承认，这种婚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某些特定条件和特定环境下，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客观地看，此俗不具有正面的道德教化功能和积极的社会道德意义，它对公认的社会婚姻道德、家庭道德及文明风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它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具有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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