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19岁跳楼女孩：半年左右，我竟失去了所有快乐

甘肃19岁女孩跳楼背后

甘肃庆阳一位年仅19岁的女孩跳楼身亡，事后发现，她在手写的一份“控诉状”中陈述了自己此前被学校老师猥亵。这个女孩轻生前的两年，历经心理折磨，曾多次自杀未遂，家人和医生的一切努力仍未能挽回她赴死的决心。我们试图还原女孩两年之中的真实状况以及造成她自杀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甜

6月20日，李奕奕睡到十一点多才起床，那天她穿了条黑色的连衣裙。十二点多，她和爸爸李军明、弟弟、堂哥以及堂嫂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两点多，她出门去上班。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李军明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要跳楼的消息。从照片里看，他觉得跳楼者的衣服像是女儿出门时穿的，就立即拨了女儿的电话，电话那头没人应答，李军明骑上电动车，赶往事发地，途中，他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女儿说自己正在上班，让父亲不要过去找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李军明赶到现场后，李奕奕正坐在那栋大楼的八楼。那座名叫“丽景百货”的大楼位于庆阳这座甘肃小城最繁华的地段。

庆阳市公安消防支队西峰区队长许积伟参与了当天的现场救援，他借送水的机会翻到窗户外和李奕奕沟通，过程长达三小时。下午7时许，李奕奕身体往外挪动，身体大部分悬空。最后的时刻，许积伟拉着她的手，最终被她挣脱掉。

“放开，我活着很痛苦。”许积伟事后对媒体回忆称，李奕奕在坠楼前，一直喊着这句话。

“我想我女儿再狠心也不可能当着我的面跳下去。”李军明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回忆。他赶到现场后，看到消防员和她女儿有交流，还给女儿带了爆米花，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后来人群中传来一声，“跳下去了”。

几天后，一份由李奕奕手写的“控诉状”在网上流传开来。李奕奕写道，自己2016年9月5日在庆阳六中读高三时，曾遭到班主任吴某某猥亵，此后罹患抑郁症，多次自杀未遂，她的父亲多次和校方沟通，从未得到道歉。

“那一刻，一切都没有了。”

李奕奕在那份“控诉状”中提到，早在2016年7月份，暑期补课期间，当时她的班主任吴某某就曾在办公室摸过她的脸。“当时我就害怕，怕他再对我动手动脚。”

两个月后，她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16年9月5日。上课期间，李奕奕突发胃病。宿舍没有暖气，为了让李奕奕取暖，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罗进宇老师让两名女同学把李奕奕送到公寓楼D楼109房间休息。下午五点多，因为李奕奕疼痛难耐，罗进宇老师带她出去打了止疼针，随后再次回到109房间休息。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学校突然停电，之后班主任吴某某来到了109室。

“虽然因为胃疼浑身无力，但出于尊敬，我坐了起来。当时没电，他进来后就坐在我床边，询问我胃病怎么样了。我说好多了，再没说话。然后他突然伸手摸我脸，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他疯了般扑过来，抱住我不松开。我浑身无力，我很害怕，然后他抱住我开始亲我的脸，吻我的嘴巴，咬我耳朵，手一直在我背后乱摸，想撕掉我衣服，我吓蒙了。”李奕奕在“控诉状”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就在那个时候，罗进宇老师回109房间取值周笔记，在门口叫李奕奕的名字，随即推门走了进来。“我的班主任立马弹开坐到离我远一点的床边。”李奕奕写道。

回宿舍的路上，吴某某一直跟在她的身后。“虽然只有一小段路程，我却觉得那么漫长，那么恐怖，我想立马逃走。回到宿舍，我不停漱口，可就是洗不掉羞辱和恐惧。如果罗老师没有回来取笔记，我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她继续在“控诉状”中回忆。

那天晚上，这个17岁的少女一整夜不敢入睡。第二天一早，她来到学校的心理辅导室，见到了王亚萍老师。

“当时李某某一直哭，情绪稳定一些后，吞吞吐吐地告诉了小王老师发生的事情，但她不说是哪个老师。小王老师听后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就汇报给了主管心理辅导的段主任。”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近期代表庆阳六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我以为会还我一个公道，可段老师说他很庆幸我没有告诉我爸爸，而是第一时间找心理老师，因为为人父亲，谁听到了都会感到愤怒。我以为老师真的为我考虑，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想再看见班主任。段老师满口答应，便问我是谁，我说吴老师，他立刻反悔了。说他办不到，因为学校很难有替换的班主任。”李奕奕在文中回忆，段老师建议她转班，她不同意。对方提出转校，她更是无法理解。在明知道她不愿意再见到吴某某的情况下，段老师自作主张，让吴某某当面向她道歉。

而对于李奕奕所写到的段老师针对此事的处理，庆阳六中校长朱永海近期公开予以否认。

那场只有吴某某和李奕奕二人在场的道歉，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李奕奕手写的诉状中对此作了如下描述：他说他一时冲动，求我不再计较了，希望我回班里上课，说实在不行，他可以在全班面前给我道歉，还说什么有机会，他一定会补偿我的。那一刻我很屈辱，我叫他走开。好像我不回去上课，就会害他没有工作，我就像是恶人，不得已，我回到了班里。

随后，李奕奕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李军明记得女儿当时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你今天来不来学校?”李军明什么都没说，放下电话，赶紧就去学校了。到了学校后，李军明在心理辅导室见到了女儿，李奕奕一直在哆嗦。“爸爸，我想回家。”这是李奕奕见到他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一句话。说完之后，就一直哭。

“我孩子怎么了?”李军明问心理辅导室的王亚萍老师。“王老师啥都不对我说，让我问我女儿。我以为我女儿在学校干什么违反纪律的事情了。”李军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带着疑问和不安。李军明随即去找了李奕奕当时的班主任，也就是猥亵事件的当事人吴某某。“我孩子怎么了?”李军明问。“好好的。”吴某某说。见对方也不愿意再多说，李军明也没再追问。他回到心理辅导室，女儿还在那里等着。“爸爸，我想回家。”再次见到女儿，女儿还是那句话。

在不安和疑问中，李军明把李奕奕接回家里。

“半年左右，我竟失去了所有快乐”

回家后，李军明发现女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他不知所措，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父女二人来到庆阳市中医医院，查了好几个科室，医生也做不了明确诊断，只能猜测，“是不是高三了，压力大?”以及“有没有甲亢?”等等。后来经李奕奕同意，李军明替她挂了妇科和心理科的号，看病的时候，李奕奕不让他进去，他就在诊室外面等。从诊室出来后，拉着他就离开了医院，不让他回去再找那两个给她看病大夫。

即便服了药，李军明发现女儿晚上还是睡不着。他又带女儿去了西安的医院。做了几项检查后，李奕奕开始表现出不配合的行为。那里的医生看后告诉李军明，她女儿没啥大问题，可能高考结束后，就好了。李军明稍微轻松了一些。

那是17岁的李奕奕第一次去西安，她喜欢海洋馆，提出想去逛逛，李军明就带她去了。“她一开始也高兴，很快，又开始闷闷不乐。”李军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回到家后，失眠还在继续，不过李奕奕自己提出要回学校上课。

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事发后的第二天，校领导立即找吴某某谈话，吴某某当时多少有点辩解，不过也算默认了。得知李奕奕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当天下午，学校开会，做了处理意见通报，对吴某某进行了撤职，他不再担任班主任，也不再从事高三化学的教学工作。几天之后，学校安排吴某某到化学实验室，负责化学药品和仪器的管理工作。

而在李奕奕手写的诉状中提到，她在当地和西安的医院看病后重返课堂，吴某某依然是她所在班级的代课老师。“看到他，我就想起了那晚的恐惧和绝望，我觉得头都快炸了。”李奕奕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我看见他(吴某某)跟没事人一样在讲台上讲课，我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看不清黑板上写的是什么了。”李奕奕也曾这样对父亲说。

这次回到学校没几天，李军明接到了学校的电话，得知女儿在课堂上晕倒了，他把女儿接回了家。

回到家后，李军明打算带女儿去别的医院再看看。

“爸爸，你别折腾了，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生气，也别冲动，你也别离开我，你要和我在一起，你如果不跟我商量，一个人出去弄出啥事了，那我就离开家关掉手机，让你永远也找不到我。”女儿突然这样对他说。李军明答应后，李奕奕先是哭，不说话，后来简单描述了9月5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听完女儿的讲述后，李军明记得自己坐在那里，“不知道傻了多久。”

几天后，李奕奕在父亲的陪同下，再次见到了王亚萍老师。那位她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倾诉并寻求帮助的心理辅导室的90后女老师。在李奕奕手写的诉状里提到，王老师劝她回学校，并对她说“事情本来没有那么严重，又没有受到最大的伤害，是不是你小题大做了。”李军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句话给了李奕奕很大的刺激，让她觉得自己从受害人变成了过错方。而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代表校方解释说，王亚萍老师当时提及“小题大做”的字眼，是为了安慰李奕奕。

李奕奕再次回到学校后，吴某某已经不再担任她的班主任了。同学们听到的理由是：吴老师身体不好。

这一次回来，她感到了周围同学嫌弃和质疑的目光，大家知道她得了“怪病”。因为吃药的原因，别的同学晨读的时候，她不得不睡觉。课堂上，她头疼发作，没办法集中精力。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事发后一个月后，李奕奕第一次寻死，李军明发现的时候，李奕奕正躺在床上，失去了意识，床头柜上有打开的药瓶。后来，她在诉状中用了“一时想不开”来形容第一次自杀的原因。

这之后，李军明带女儿去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还是建议吃药，吃了药后，李奕奕晚上可以睡着了，“一躺下就能睡到第二天中午”。她提出要回学校，理由是：马上要高考了，我待在家里干吗?

去了没几天，李军明接到李奕奕的同学打来的电话，说她在课堂上晕倒了，被同学送到了医务室。还说晚自习时，有同学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操场上流眼泪。李军明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次接女儿回家。就这样，高三第一学期，李奕奕多次离开学校，又重回学校。每次都没能待满一周。

她最后一次提出回学校的时候，带去了一周的药。结果还是没能待满一周。由于服药剂量过大，被送医院抢救，洗了胃，做了血液透析。“我想干脆死得彻底一点，要伤害过我糊弄过我的老师受到内心的谴责。我曾以为学校是社会里的一块净土，可我却在这唯一的净土里看到了丑恶和鄙夷。我还未真正步入社会，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我最依赖的学校已毁了我对未来的向往，使我变成一个胆小如鼠、敏感多疑、悲观消极的我自己都要厌恶的样子。半年左右，我竟失去了所有快乐。”她在“控诉状”中有这样的描述。

那个时候新年将至，临近寒假，李奕奕就再没回学校。在家里，她有时会自己拿书看，她擅长的科目，还能勉强看一看，物理和化学是她学得相对吃力的科目，她经常是看着看着就把书撕掉了。

春节的热闹还没消散，高三学生已经开始了高考前最后的冲刺。李奕奕最后一次经历了“主动要求回校和不得不被带回家”后，提前结束了高中生活，也彻底告别了校园。

“哪里还有个公理呀？”

2018年6月25日晚10点，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召开“西峰6·20女孩跳楼死亡事件”媒体通气会，在会上做了如下通报：2017年2月26日，李某某在其父陪同下到我局报案，称其被班主任吴某某猥亵，要求查处。经调查后，2017年5月2日，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以猥亵行为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处罚。5月3日至5月13日，在西峰区拘留所被执行拘留。

对于这个结果，涉事教师吴某某和李奕奕父女都表示了不满。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拘留结束后，吴某某就以“压力很大”为由向学校请了假。据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的通报，吴某某不服处罚决定，向庆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经市公安局审查，认为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对吴某某行为定性准确，处罚适当。而李军明随后到西峰区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区检察院调阅案卷后认为吴某某的行为涉嫌犯罪，书面通知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立案侦查，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于2017年8月10日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8月25日对吴某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11月20日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至区检察院。区检察院审查后于2018年3月1日作出不起诉决定。李军明遂到庆阳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5月18日，市检察院维持西峰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

就在吴某某被拘留的那个五月，李奕奕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李军明离开了一个小时，李奕奕趁机回到学校。李军明再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庆阳六中一栋教学楼五楼的栏杆上，准备跳楼，公安、消防都在。被救下来后，又送回了医院。

这次跳楼未遂事件，让李奕奕成为了全校议论的对象。在此之前，绝大多数老师都不知道吴老师曾经因猥亵罪被拘留过。5月25日，学校正式通报了此事，另外，因为公安机关的认定处罚决定，庆阳六中认定了吴某某猥亵的事实。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学校当时就拟定了对吴某某的处理意见：专业技术等级降一等，从七级降到八级，也就是说，高级教师变成中级教师了，以及将他调离庆阳六中。并将此决定上报了教育局。7月23日，教育局意见下达到学校，将调离庆阳六中变为调离教学岗位。吴某某是2011年来到庆阳六中工作的，此前，他在陇东中学任教多年。因为化学教得好，在庆阳六中颇有名气，“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课讲得好”是庆阳六种老师和校领导对吴某某的印象。

5月24日李奕奕跳楼未遂后，校方派了两位老师陪同李军明一起去往北京安定医院为李奕奕看病。出院时，又派了一名老师去医院结账。范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的医药费是吴某某承担的。“我们问他先要了三万，后要了两万，在上海和北京看病，花的都是这五万，没花完，现在还有六千多在学校存着。”范立新说。

在北京安定医院，李奕奕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医院是封闭式管理。李奕奕独自住院，李军明住宾馆，每个礼拜探视两次。李奕奕要李军明把眼镜带去给她，医院得知后，没有允许，说之前她把眼镜摔碎，在卫生间把自己胳膊刮伤，还往窗户外面爬。当时医院短暂地用绳子捆绑她，限制她的自由。后来因为父亲没给她带眼镜，李奕奕把他带去的水果摔了一地，不让他再去探视。

一个月后，李奕奕出院，李军明再次来到学校，这在学校的预期之内。学校提前成立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范东新作为协调组组长，负责和李军明谈判。其实，事发之后，直至如今，作为父亲的李军明从未当面与涉事教师吴某某见过面，他给出的理由是，“不和畜生打交道”。

范东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李军明与学校交涉期间的表现，“他情绪激动，经常骂人，一会平静，一会歇斯底里，暴跳如雷。他喊吴老师为畜生，他给校领导打电话，接通后，先骂人。一开始他挺随和的，2017年开始情绪就不稳定了。他大概有一周，天天来学校，就是要钱，说没钱了，都给孩子停药了。他最后打了一把伞，坐在学校门口，伞上面写着‘庆阳六中，还我公道’。”

又过了一个月，庆阳六中和庆阳市教育局针对此事召开了一个协调会，在李军明对媒体的讲述中，那次会上，校方要求他签一个协议：给他35万，以此要求他放弃一切诉求。而范东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当时，李军明和他的哥哥，还带了一个律师，一起到场，学校领导，教育局领导都在场，我们问他医药费需要多少，他算了一笔账，既然是协商，中间也有点讨价还价，我们后来是说每年给孩子垫付6万医药费，估计5年痊愈，下来是30万，每年再给孩子加一万的营养费。他如果同意，我们就找吴某某来出这个钱。当时他和他哥对35万医药费都没表态，第二天我们拟好了协议，准备签协议的时候，他反悔了，不签字，这个协议就作废了。”

李军明记得，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在李奕奕的要求下，李军明为她换了学校，继续读书。直到2018年春节，李奕奕还是不甘心放弃学业，可是那个时候，她已经完全没法看书了。

李军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18年年初到6月20日这期间，李奕奕还有过几次自杀未遂的行为，她偷藏过农药，把床单撕破打结。随着高考临近，她情绪越来越差，李军明想带她去北京，躲过高考季，她坚持不去。5月18日，市检察院维持西峰区检察院对当事人吴某某不起诉的决定。李军明一开始瞒着她，后来她知道了。“爸爸，两年了，你还问个啥，哪里还有个公理呀?” 李军明记得，李奕奕当时就说了这句话。之后，父女俩再未谈起过猥亵事件。

“最后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在李军明心里，猥亵事件之前，女儿经历的唯一可以算作委屈的事情就是父母离婚，这发生在李奕奕14岁那年。李军明记得，当女儿得知他们离婚的事情时曾说，“你们大人的事情我也不懂，你们的决定我也不干涉，我能感觉到，你们都是真心爱我的就好。”

那件事发生后，李奕奕整晚开灯睡觉，周末回农村老家也是如此，邻居觉得奇怪，曾问李军明，“整晚开灯不怕费电吗?”李军明不知道怎么解释。李军明那段时间通常会睡在客厅，女儿房间有什么动静，他好第一时间知道。夜里，李军明有时会听到“哇”的一声大喊。有一次房门被李奕奕从里面反锁了，他撞坏门锁，进去后，看到李奕奕坐在床上， 脸上流汗，身体不停打哆嗦。把被子紧紧拉住，包裹着自己。“感觉她不认识我了。”李军明如今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果孩子愿意跟你讲起那件事情，那么你不要回避，跟她好好聊聊。如果孩子不愿意跟你提起那件事，你一定不要主动提起，不要再刺激到她。”带女儿看病期间，曾有位心理医生这样提醒李军明，他照做了。

“咱们都是受害者，加上我有教育教学经验，你是男同志，有些话女孩子不便于跟你说。可以让我见你女儿一面吗?”李军明记得那是一个雨天，她在庆阳的一个广场上见到了涉事教师吴某某的妻子。“她是真的想帮助女儿吗?还是想从我女儿这里知道事发的过程?”李军明回忆，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了，他拒绝了吴某某妻子的请求。此后，李军明还是多次接到了来自吴某某妻子的电话，他没再理会。

猥亵一事在19岁的李奕奕心里造成的心结，一直没被解开。直至2018年6月20日，女孩选择了跳楼身亡。面对亲朋好友的询问，父亲李军明于第二天，拿出李奕奕手写的“控诉状”、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拍照后发到网上。随后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事实上，早在三个月前，当李军明收到西峰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后，他就委托了一位律师。由于当事人李奕奕当时的状态不适合见任何人，李军明拒绝了律师要求与李奕奕本人见面的请求。他让李奕奕手写了一份材料，帮助律师了解情况，这就是后来在网络上流传的那份“控诉状”。

在李军明的讲述中，从2016年9月5日李奕奕被吴某某在学校猥亵，到2018年6月20日李奕奕跳楼身亡，近两年期间，李奕奕十几次自杀未遂，他前后和学校沟通了“近二百次”。校方之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却否认了李军明这一说法，称他对学校的诉求一直是，没钱给女儿看病，要学校出钱。从未提及要求学校向她女儿道歉的诉求。

“直到今天(6月29日李奕奕葬礼那天)，学校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之前主要是希望学校或政法部门给一个公正的结果，有利于孩子的治疗。我已经想通了，现在孩子已经这样了，我们就觉得其他的都已经没意义了。说什么，做什么，也救不活我女儿了。”离开火葬场后，李军明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至于校方在面对媒体时说了些什么，李军明已经不再关心了，他刻意回避了相关的新闻报道。

2018年6月27日，李军明接到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的通知，检方决定受理吴某某涉嫌猥亵一案。“它最后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接受，无条件接受，我已经想通了。”在北京安定医院给女儿看病期间，他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也患上了焦虑症，医生给他开了药，让他坚持每天吃药。李军明还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他现在只想照顾好小儿子，回到2016年9月5日之前平静的生活中去。

但他心里很清楚，一切都回不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