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一位天文学家，被西方人评为与牛顿齐名，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康熙初年，因为清廷重用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完全照搬西方天文学成果制定新历法，遭到大臣杨光先的激烈反对，朝臣们遂分成两派——支持派与反对派，双方发生争执，发生著名的“历讼”事件，最后以杨光先为首的反对派落败。

这之后，西方传教士便趾高气扬，认为西方科学先进于中华，而蔑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1672年，一本《方程论》横空出世，令学界无比惊讶，原来“方程非西法所有”，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方程及解法。这本书的出现大快人心，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作者梅文鼎也因此走进人们的视野。

梅文鼎是安徽宣州人，字定九，号勿庵，1633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小就由父亲教授知识，加之聪慧无比，九岁就“熟五经，通史事”。五经是儒家经典，很明显，父亲这么培养他，是奔着科举入仕的路子上去的。但谁也没想到，梅文鼎不爱仕途爱上了历法。

恰巧，梅文鼎的父亲给儿子请的私塾先生罗王宾对天象知识很有研究，这无形之中影响了梅文鼎，师生二人经常在夜晚仰观星象，罗王宾将天上的星宿名称及变化规律都一一讲给梅文鼎，有时还制作出天文仪器，模拟天象给他看，梅文鼎被神秘的天文深深地吸引了，并决心放弃科举，而深入学习历法。

后来，梅文鼎又拜“高人”倪观湖为师。倪先生教给他日月交食的原理和计算方法等天文历法知识。白天，倪先生授课，夜晚师生讨论切磋，学习之余，梅文鼎撰写出《历学骈技》两卷。倪观湖看后大为惊叹，认为梅文鼎一定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得到老师的肯定，梅文鼎更加坚定了学习、研究历法的决心。

历法的研究，是离不开数学知识的，因而梅文鼎在学习历法的同时，也深入地研究算学，著出《筹算》、《方程论》等书，特别是《方程论》，更让梅文鼎结识了康熙皇帝的近臣李光地。

《方程论》书成后，受赞助得以刊刻，赞助人的族兄正是李光地。李光地虽然人在官场，但对自然科学十分感兴趣，在算学和历法领域都有相当的造诣。他读过《方程论》后，对梅文鼎非常钦佩，便邀请其来京。

1689年，梅文鼎受李光地之邀来到北京，受到李光地的热情接待，并获请住在李府。在这里，梅文鼎得以与出入相府的诸多科学家（徐乾学、刘继庄等）交流讨论，他深厚的历学、算学功底，随口而来的历书记载，遗漏错失一一指出，让众人惊叹。

他还指出《明史·历志》中的多处谬误，让编纂者心悦诚服。一时之间，梅文鼎名嗓京师，许多士大夫将子弟送来李府，拜他为师。

登门求教的人太多，李府门庭若市，俨然成了学堂，李光地见此情景，便建议梅文鼎写一部历学、算学的普及性读物，作为一般读者的入门书。梅文鼎欣然应允，写下《历学疑问》一书，由李光地作序，刊刻发行。

之后不久，梅文鼎就离京返回家乡。谁也没想到，《历学疑问》这本书竟受到了康熙的赞许。

1702年，康熙南巡路上兴致大发，要大臣们献书来看。众臣都没带书，只有李光地随身携带一本《历学疑问》，便上呈给康熙。过了两天，康熙表示这本书不错，作者历学功底很深，自己要仔细阅读。《历学疑问》一书，让康熙记住了梅文鼎的名字。

就在这一年，李光地再次邀请梅文鼎来李府，教授自己的儿子学习历法、算学。梅文鼎的到来，几乎成为一时盛事，许多青年闻讯而来，李家又成为学术交流中心，热闹非常。而梅文鼎一边传授知识，一边著书立说，写出《弧三角举要》一书。虽然梅文鼎受到李光地的赏识和器重，但他始终都没有为自己谋取官职，依旧钻研历算。

1705年，康熙第五次南巡时，终于要召见这位草民。四月十九日晚，当康熙忙完公务后见到了梅文鼎。这晚，从天文到历学再到算学，皇上不断地问，梅文鼎从容地答，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此后连续两晚，梅文鼎又受到康熙两次召见，他深厚的历学、算学修养，让康熙敬重万分，提笔写下“积学参微”四个大字赏赐。

受到如此殊荣的梅文鼎，回到家乡后仍然笔耕不辍，埋首著书校订，著有《勿庵历算书目》等天文数学著作七十余种，其中包括数学著作二十多种。

1721年，年已89岁的梅文鼎在家乡去世。康熙特命江宁织造曹家，当时任上为曹頫（也就是曹雪芹的叔父）亲自为梅文鼎治办丧事。

梅文鼎一生没有一官半职，只醉心于天文、历算，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成为清初一代天文学家、数学家，被世界科技史界誉为与英国牛顿和日本关孝和齐名的“世界三大科学巨擘”。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

资料来源：《清史稿》、《畴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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